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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发表了《福兮祸之所伏：相比其他科技中心，硅谷的领先优势正在减小》（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Silicon Valley is changing, and its leadover other tech hubs narrowing）一文，深度分析了硅谷这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发生的变化。文章认为硅谷式微，领先优势正在失去，其巨大的成功背后，正浮现出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生活成本高企，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离开硅谷。这个曾经长期吸引人们进入的地区开始“驱逐”更多人。据统计，目前搬离硅谷的美国人比搬入的更多。2017年，该地区经历了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境内外迁（参见图1）。湾区委员会（Bay Area Council）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6%的湾区居民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年离开旧金山湾区，这一比例相较于2016年的34%正继续上升。许多人表达了对高昂的生活成本、糟糕的交通状况以及痴迷金钱的毒性文化的不满。目前，硅谷一套中等价位的房子售价94万美元，是美国平均房价的4.5倍。 图1 旧金山湾区近十年高房租导致的人口净迁移 2017年，硅谷的苹果和Facebook、Alphabet发行了高达162亿美元的股票薪酬，研发人员的“要价”也越来越高，有人认为这样的纵容破坏了科技行业的职业道德。今年早些时候，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董事长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表示，美国人应该学习中国企业家积极进取的精神。 有人将硅谷与华尔街进行比较，认为其正变得越来越贪婪，并随着旧金山湾区的高成本和大量的资本涌入而进一步放大。根据房地产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的数据，在旧金山运营一家拥有500人、7000平方米办公室的初创公司每年花费的成本为6240万美元，比在美国或加拿大任何其他地方的成本都高（参见图2）。 图2 初创企业办公租金成本比较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Anna LeeSaxenian女士在1994年发表的一项开创性研究成果——《区域优势》(Regional Advantage)中将硅谷文化与波士顿“128号公路”（Route 128）的创新集群进行了比较。她认为，硅谷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超越128号公路，一个重要原因是主导128号公路的，是一批不关注外界，且行事隐秘的大型层级制公司。这些公司重视企业忠诚度，强烈反对员工跳槽到竞争对手或者创办自己的企业。相比之下，在硅谷，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的信息共享更加自由，离开公司开创自己的事业并不会使人不悦，甚至受到鼓励。 但是，Saxenian女士近期表示波士顿的问题正在硅谷重现，困扰128号公路的问题已经大规模地蔓延至此处。硅谷科技巨头已经形成一种越来越“自给自足”的文化，这种文化与硅谷过去的运作方式背道而驰——正在切断人才的流动。 随着各地不断发展，许多城市都在产生更多的创新机会，波特兰、奥斯汀、温哥华、伦敦、伯林等城市，而且还远不止于此。在考虑了员工薪酬、保留率、税收、可用资金、进入其他城市的容易程度和天气等23个因素后，有企业家认为美国境内仅次于首选城市达拉斯的第二批选择城市有凤凰城、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智库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现在把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地区列为美国创业活动首选。此外，像北京和深圳这些主要吸引会说中文并能适应本地商业环境的中国企业家的城市，也正越来越强地吸引外国人。 根据研究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2013年，总部位于硅谷的投资者将大约一半的资金投入到湾区以外的初创公司，迄今，这一投资比例已经上升到62%。图3反映出了近年来“独角兽”公司所在区域的变化——2013年，大约有41%的独角兽将总部设在硅谷，如今，只有16%的独角兽公司留在硅谷，而35%的公司将总部设在了中国（参见图3）。 图3 独角兽的全球分布变化 初创公司成功的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这些公司在还未成熟的时候就被模仿或被收购。有人认为，大公司周围有一个“杀伤区”，初创公司无法在这个杀伤区里长大。大公司中人才的高度聚集不仅对初创公司不利，也不利于未来技术发展的多样性。具有才能的人虽然也可以在大公司内部创造出新成果，但是可能不会像在初创公司中那样新颖或大胆。只有在新颖、大胆的初创公司文化中，与之合作的其他创新者结成的“聚集池”才更具规模和多样性。格雷洛克合伙公司（Greylock）的风险投资家John Lilly认为：“人们加入了大公司，就犹如水滴入海，埋没其中，这是创新生态系统真正的问题。” 面对高昂的商务成本和被周边巨头吞噬的风险，曾经计划在硅谷创办企业的企业家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其他三种途径：一是在其他地方开办自己的初创公司；二是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就把总部从硅谷搬迁到别处；三是将总部设在硅谷，但是在其他地方扩大业务规模——有人称之为“脱离硅谷之进程”。 最重要的是，早年正是硅谷率先推出了通讯技术和虚拟工作场所使工作团队可以跨城市和时区而高效地工作，无需面对面办公。Haidar女士将初创公司WNDYR迁至达拉斯，并在此设立总部，硅谷只留33名员工中的4人。工作人员通过即时通讯应用程序Telegram沟通，通过Slack与客户交谈，使用Zoom召开会议，并通过Lucid和谷歌的软件合作设定目标。 美国一半以上的顶尖科技公司均由移民或移民子女所创办。但是特朗普政府出台了规定，严格限制可获工作签证的外国人数量。硅谷的一些科技公司经历了长达18个月的外国员工招聘延期。据统计，无论愿意与否，来美国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正越来越多地选择在毕业后回国。 硅谷的科技巨头也未能利用他们对当地官员的影响力来缓解硅谷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旧金山湾区迫切需要的经济适用房未得以及时修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也未得到改善。 同时，与好莱坞和华尔街一样，硅谷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去年，仅有2%的风险投资流向女性创始人创办的公司。 全球创新网络正在把世界各地的城市联结起来，越来越多的创新城市有机会发展成为参与全球创新活动的科技创新中心。硅谷的创新成功之道值得持续学习，发展中的问题也带给其他地区更多的启示和借鉴，需予以重视。 人才的流动带来创新的扩散。国内各大城市可以抓住硅谷人才流出的契机，在制定更符合国际规则的人才政策、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宜居宜业的环境方面持续发力，打造人才发展的事业平台，提供灵活多样的合作机制，持续跟踪全球高水平人才、团队动态，加快引进海外高端人才。 与硅谷一样，国内一些城市也面临着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不断攀高的现状。建议抓紧研究制定系统的解决方案。建议为创新创业者、中小企业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创新资源，冲抵目前难以避免的高成本，例如更好地发挥知识策源地——研究型大学、各类科研机构的作用，更有效地提升科技中介机构的专业服务水平，政府提供更完善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 广大中小企业及初创团队的创新意愿和能力最强，是最具市场价值的创新主体之一。中小企业的不断涌现和壮大有赖于更具多样性、包容性的创新环境。建议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既要加大人才吸引、研发投入、天使投资、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政策力度，还要着力发挥政府采购、首台套等政策，优先采购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并为企业推进前沿技术商业化提供示范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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