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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的的确确是电影的黄金年代，我觉得自己身处发生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电影变革运动中，也许这个运动还发生在巴西、加拿大、美国、英国……我记得那时电影的共同点是，我们不仅仅讲述人物、情节和场景，我们也非常想要去探讨电影本身。所以每部电影下都有两部片子，一部关于故事情节，另一部是隐藏在光影中的沉思。 —贝纳多·贝托鲁奇 贝纳多·贝托鲁奇 问：杰瑞米·埃塞克斯 答：贝纳多·贝托鲁奇 问：贝托鲁奇先生，《末代皇帝》包揽了一众奥斯卡奖项，你对此满意吗？ 答：对于欧洲导演来说，奥斯卡是一个非常遥远的颁奖礼，它其实不是属于我们的。当然，一旦拿了九项大奖，一切都变了；我觉得自己被带入了一个新世界，一个不属于我的好莱坞传奇宇宙。总体上来说，好莱坞其实是，是非常沙文主义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也让我很宽慰。《末代皇帝》作为一部脱离于好莱坞制作的欧洲独立电影，其取得的成功是任何一部外国电影都没有取得过的。这一点很奇怪。好莱坞大电影制作公司的老板都来恭贺我，而且他们对我说的话都差不多。他们说《末代皇帝》给他们的感觉是……这部影片能让我们回想起进入电影行业的初心。 问：他们从这部影片中看到的东西和你看到的一样吗？这是不是一部政治题材的电影？ 答：一样，不过你也知道每个人对电影的看法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影院里的光影效果很特别，所以当你去看电影时——真的走进影院看，而不是在电视上看时——这个体验就像所有人再次回到了一片黑暗的羊水中，做了一个相同的梦。这是影院的伟大之处；这是一项群体活动，所有人都在一起。我想好莱坞的这些人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就是影院的意义。你提到这是一部政治题材的电影：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一部政治与历史题材的电影，但我认为所有电影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称作政治题材的电影，即使是题材与政治完全无关的电影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一个导演接受或者拒绝让其所处的社会在自己的作品里解读出现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 《末代皇帝》海报 问：在电影院看电影时，我们是像你刚刚说的那样，每个人做同样的梦，还是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呢？ 答：我们开始做一个同样的梦，因为……可以这么想，电影不仅仅是由我们身后的放映机放映出来的，我们的眼睛实际上也参与了放映。因此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屏幕上这场没有真人的芭蕾演出。 问：我想知道您的母亲是个怎么样的人？ 答：我的母亲是我生命中最为神秘的人。如果你看我的电影，你应该能发现我对父亲这个形象的痴迷。我所有的电影中都隐含着一种复杂矛盾的恋母情结，母亲的形象总是充满疏离感和隐秘感的。我的母亲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所以我认为我有四分之一澳大利亚爱尔兰血统。我的外祖母叫穆里根，我觉得很自豪，总说自己是意大利爱尔兰混血。我外祖父是个意大利人，母亲六岁时就跟随外祖父母来到了意大利。母亲是我意大利诗人父亲的缪斯女神，使他沉静，抚慰他的心灵。母亲与父亲总是形影不离，常在烛光下身伴父亲身侧，给他巨大的力量。他们是世界上最契合的伴侣，连五分钟都不愿分开。从某种层面来说，我觉得这种模式几乎不可能存在，无法复制，无法匹敌，因为我从未见过这种共生状态的关系，双方完全渗透到对方的生命里。 问：你的童年是充满爱与呵护的吗？ 答：是的，我甚至可以说是受到溺爱，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溺爱。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缺爱，其实与现实或者客观事实没什么关系，与婴幼儿时期经历也没什么关系。缺爱源于内心，其根源比孩提时代还要久远。我的童年在乡村度过，它在美丽的帕尔马市边上，确切说一边是帕尔马市，另一边是连绵的小山坡，景致很不错，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山下的平原。所以我在很多电影里拍了这种地方，我从这里学到了一切，从我的诗人父亲那里学到了一切。 《末代皇帝》剧照，尊龙、陈冲 问：他会把你带出小村庄，去城市里看电影，是吗？ 答：没错，在我8，9，10岁期间，他常带我去看首映。因为那时他是《帕尔马日报》的影评人，那很可能是我电影梦的开始。事实上，我最先开始是写诗，当然是出于对父亲的模仿，就像每个小孩都会效仿父亲或者母亲。但到了某个时间段，大概15岁的时候，我感到很不对劲。我觉得诗歌与我格格不入，不适合我。于是我开始寻求完全属于我的东西。但我很感激…… 问：你的而不是父亲的东西。 答：对，属于我的而不是属于父亲的。 问：所以你开始拍电影。 答：我的第一部影片是16岁拍摄的，当然当时用的还是16mm的胶片。这是一部短小的家庭影片，但是确确实实基于小说。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导演，但我不知道怎么做。然而我就是坚信这一点，凭身上十几岁的人才有的自大。所以我21岁就拍了第一部电影，年纪很小。我到现在年纪也不大，但是作为导演其实经验很丰富，因为我1962年就入行了，已经导了27年的电影。 问：你还拍摄了一部关于杀猪的短片？ 答：是的，那是我的第二部电影。 问：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呢？ 答：因为我在观察周围的事物，观察我们居住的环境，然后我试图把当时周遭发生事物中隐含的情感表达出来。在乡村，杀猪是最戏剧化、最令人振奋的盛会。人们杀好猪后不会扔掉猪身上任何一部分，能吃的成了口中食，连毛发也能用作刷毛，总之物尽其用。这太有趣了。现在我对猪仍然有强烈的感情，每当我看到它们，内心的情感就会被唤起。 问：那个时代，乡村的政治氛围如何？ 答：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晚期，50年代初。艾米利亚帕尔马的政治传统由红色文化构成。共产主义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我和农民之间走得很近，因此我拥有和他们一样的情感，能融入他们的交谈中，和他们一起去示威游行。我过的是一种分裂的生活，一半和这些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另一半和父亲一方的家人们生活在一起，而我的祖父却是一个地主。 《革命前夕》 问：拍了第一部电影《死神》之后，你似乎对电影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是为什么？ 答：《死神》是我从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那儿接手的拍摄题材，在意大利我们更习惯说拍摄题材，也就是寥寥几页的电影最初构想。所以我想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能在这部电影里找到帕索里尼的影子。在我本人的生活中受到父亲的影响很大，但《死神》中父亲这一形象的缺失促使我拍了第二部电影《革命前夕》。这部电影更符合我个人的经历，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一部自传体电影，更像是一般意义上导演的处女作会有的样子。那时候我疯狂迷恋上了 “法国新浪潮”，意大利的影院不再那么吸引人了，当时正处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末期，伟大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末期。新现实主义的意义正发生变化，逐渐成为意大利喜剧的代名词。而戈达尔、雷奈、特吕弗、希维特、侯麦等法国新浪潮代表导演转而令我深深着迷。我还记得早期采访中接受德国记者的采访时，我很年轻，很任性，总是说我们能不能都说法语，用法语来做这个采访。他们会说，你是个意大利人，你可是个意大利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法语是电影的语言，在这一点上我是个极端分子。60年代的的确确是电影的黄金年代，我觉得自己身处发生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电影变革运动中，也许这个运动还发生在巴西、加拿大、美国、英国……我记得那时电影的共同点是，我们不仅仅讲述人物、情节和场景，我们也非常想要去探讨电影本身。所以每部电影下都有两部片子，一部关于故事情节，另一部是隐藏在光影中的沉思。 问：拍完《蜘蛛的策略》之后，你拍了《同流者》，戈达尔对你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不屑。是吗？ 答：不是的，那是1968年以后的事。我和戈达尔是挚友，1968年之后我们之间重要的友谊开始动摇了。因为他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极端主义者，他成为了一个毛主义者。但我对这种极左主义完全无法接受，尤其与毛派无法共处。但是我很多朋友都是毛派，所以我总是和他们激烈地争论、辩驳，甚至大吵一架。我觉得我是在借用意大利共产党党派的思想来应对我那些极端的朋友，比如戈达尔。所以他觉得我拍的电影更商业化了。 问：那你真的如此吗？ 答：没错，我是有意而为之。因为我觉得60年代末期，我们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大家对政治电影有很深的误解，每一部电影都必须是政治电影，我刚刚也提过。我觉得我们以往认为严肃的电影，不考虑观众的电影，其实是恐惧与观众交流，害怕被观众拒绝。所以我必须做出改变，从独白式的电影转变过来。60年代的那些电影虽然伟大，但或多或少地都有独白意味，是在自说自话，我们应该拍能与观众对话的电影。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观众能如我所愿与我对话，我甚至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观众。但我想我的确做到了，这对我意义重大。 问：你是如何开始一部电影的，一个点子，一个画面，还是什么？ 答：每部电影都不同，不存在唯一的规则。可以是我生活中痴迷的一个想法，比如我幻想遇见一个陌生女人，之后不停地遇见她，我和她尝尽各种男女欢爱的方式，尽管我根本不认识她。这是我拍《巴黎最后的探戈》时期的想法。《巴黎最后的探戈》就诞生于这样一个非常私人的痴迷幻想。还有些时候是因为我读了一本书，比如《同流者》、《蜘蛛的策略》和我下一部电影《遮蔽的天空》就是这种情况。我被一本书迷住了，就想要用电影把它拍出来。总之开始拍电影的原因没有定则。 问：你的电影中，哪一部对你来说最重要？ 答：过去，我觉得最后一部是最重要的：总体来说这部是和现在的你联系最紧密的，最相关的。但现在我已经拍了好多了，我当导演好多年了，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说起来有点惭愧，但我必须诚实地说，我最喜欢的是我那些最成功的电影。尽管对我来说，成功有时意味着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获得巨大的成功后，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痛苦以及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就是矛盾之处。我觉得这种想法源于天主教，人必须为得到的东西付出代价。 问：有没有其他导演令你欣赏，或者影响了你的作品？ 答：多到数不清。我喜欢的电影非常多，也尽可能多地去看电影。但是真正影响我的，可能大家不一定看过，是戈达尔和让·雷诺，他们在我心目中是第一位的。沟口健二、罗西里尼和安东尼奥尼我也都很喜欢。我喜欢把电影的历史看成是一部电影，这部长长的电影由很多序列组成，所谓序列也就是一部部单一的电影。 问：你曾说你以往的电影都是由光明发展到黑暗，而《末代皇帝》是第一部从黑暗发展到光明的电影。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答：这部电影是我拍的电影中少数以喜剧收场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极度神经过敏甚至有点病态的人身上，讲述了他内心的蜕变过程。他三岁就被放到一个无所不能的位置上，接受满朝文武的叩拜，很多年过去后，他终于成了一个正常人。我把这种发展定义为以喜剧结尾。而我其他电影都有截然不同的走向，通常它们的结尾都带着疑问。我很迷恋我的电影，当要结束拍摄的时候，总是不知道如何结束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电影结尾总是显示出一种焦虑情绪的原因。 问：如果说《末代皇帝》是宏大的题材，那么你的《遮蔽的天空》则是些更私人的探讨。 答：是的，我不喜欢重复自己的作品。在《末代皇帝》大获成功之后，包括制作人、发行人和放映商在内的整个行业都要求我拍一部同类的电影出来，他们会说“再拍一部吧。”我不能拍，是因为惧怕风格主义。我知道我早就算是一个风格主义的导演，所以必须抵消这种念头。现在，在这部宏大的喜剧之后，我想要尝试最小的题材，就讲讲一对夫妻，一对夫妻之间的关系。 本文翻译自《BBC访谈面对面：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89年9月） 点击标题查看以往精彩内容 那些能穿下0码的T台模特，在如何定义人们眼中“更好的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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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明日大雪飘 > 《影视戏剧，曲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