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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大了。原本就富有进取精神的希腊人一下子迈向了广阔的世界。” 在《希腊人的故事》的结尾部分，盐野七生这样写道。它不仅为厚厚的三卷本画上句号，也为其50年写作生涯画上句号。 《希腊人的故事》 难以想象，在《罗马人的故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十字军的故事》《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文艺复兴的故事》《地中海三部曲》之后，盐野七生会以《希腊人的故事》为封笔之作。 其一，在《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中，已讲述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历山大东征，基本容纳了《希腊人的故事》的主干。 其二，在《罗马人的故事》中，盐野七生反复用古希腊人的无法团结，来反衬古罗马人制度创新的才能，既然前者远不如后者，又何必再写《希腊人的故事》？ 其三，古希腊相关著作甚多，很难写出新意，且相关史料凌乱，不易理出头绪。 然而，盐野七生较好地解决了这三方面问题。 盐野七生 古希腊人如何顶层设计 在大框架上，盐野七生延续了《罗马人的故事》的写作思路，即以制度演化为轴心。 公元前8世纪末，在社会发展推动下，希腊诸邦纷纷走上建国之路，从松散的自然关系走向共同体，“统治合法性”问题因而凸显。 一般来说，早期国家多选择君主制。一方面，当时的人们依靠家族生存，而家族是天然的学校，将人驯化成臣民。另一方面，在前国家阶段，大贵族是社会运转的轴心，屈从于权力已成公认的社会原则。 然而，大多数古希腊城邦从一开始便视君主制为野蛮，这或与古希腊农业欠发达，更多依靠商业相关。此外，古希腊地处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争让人们厌恶君主制。 率先变革的是斯巴达。 斯巴达人本是入侵民族，周边强敌四伏，必须首先解决安全问题，于是便有了“吕库古改革”。吕库古将全民分为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三等。斯巴达人拥有公民权，因此承担战争义务，为保证战力，从7岁起过集体生活，30岁才能成家，但晚上仍要回军营住宿，残酷训练让斯巴达人成为战争机器。 庇里阿西人则是商人、手工艺人等，他们无需参战。希洛人则是奴隶，只负责农业生产，除婚姻外，不享有任何自由。 显然，这是一个寡头政体。为避免商业腐蚀战士们的精神，斯巴达只准使用铁币，以抑制商业发展。斯巴达国王由两个家族产生，国王只能领兵作战，国家大政由5名监察官决定，他们由斯巴达人选举出来，任期一年，不得连任。 雅典的改革则是逐步完成的，经梭伦、地米斯托克利斯、伯利克里等四变。其基本内容是根据个人财富，将公民分为四等，均有作战、纳税等义务，同时享有选举权和参政权。 雅典以海军见长，主力舰需桨手百人，战士仅30人。如以奴隶当桨手，则奴隶无人身自由，亦无参战义务，一旦短兵相接，战力严重不足。雅典人创造性地将最底层的四等公民吸纳为桨手，大大扩充了兵源，而海军反过来又强化了共同体意识。 斯巴达与雅典进入同样的困境 不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其制度都是根据其具体需要设计而成的，在希波战争中，体现出其优越性。 斯巴达制度在温泉关一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度挡住百倍于己的敌军。陷入绝境时，其他城邦的军队纷纷逃走，斯巴达国王与三百勇士却死战到底。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制度也展现出威力，凭借弱势兵力，几乎全歼了波斯海军。 希腊人能取得胜利，因士兵们有更强的共同体意识，将为国参战视同为己参战，遂能创造奇迹。 然而，斯巴达与雅典都没意识到，其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 斯巴达的“寡头制”缺乏可持续性，仅占人口4%的斯巴达人垄断全部政治权力，导致希洛人反叛不断。且斯巴达兵源长期无法扩充，最多仅有1万名战士，到后期，甚至下滑到只能派出700人，斯巴达仅能维持小国寡民的格局。 雅典的“民主制”同样充满风险，由于第四等级公民也能参政，他们文化程度低、缺乏远见，却拥有最多的投票权，这使雅典逐步走向“众愚政治”。伯利克里善于操纵民意，每次选举他都能当选，成为事实上的寡头，其专制程度甚至超过君主制的国王。偏偏他又缺乏军事才能，最终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 任何制度都会有缺陷，可斯巴达与雅典面临相同的窘境：缺陷的受益方掌控了权力，他们没有改变的动力，且一旦改变，很可能引发失序，结果可能更糟。 希腊人不得不拥抱王权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在相当时期，双方没有正面交锋。因为当权者知道，一旦硬碰硬，制度弊端就会暴露，可能引发崩溃。于是，每年例行的节目是：斯巴达陆军扫荡雅典农业区，雅典海军则扫荡斯巴达沿海地带。双方都寄望对方在消耗战中倒下。 在此期间，雅典与斯巴达都诞生了一位军事天才。雅典的是阿基比亚德，斯巴达的是吕山德。 阿基比亚德建议外线作战，通过征服西西里岛，扩大雅典势力圈，从而困死斯巴达。可刚率军抵达战场，雅典法庭的船也跟来了，准备带阿基比亚德回国受审，罪名是亵渎神灵。阿基比亚德选择了逃亡。 西西里战争成了雅典的噩梦，穷全国之兵，却迎来全军覆没。“众愚政治”让雅典走上末路。 吕山德非斯巴达人，因斯巴达勇士大大减少，只好降低门槛。吕山德成功地切断了雅典海上运粮的通道，并在洋河口之战中，彻底毁灭雅典海军。 斯巴达取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但也落入“赢家的诅咒”，它成为霸主后，对外义务陡增，而它根本不具备相应实力，几年后被二流强国底比斯打败，从此一蹶不振。 最终，希腊世界臣服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 在希腊人眼中，马其顿是北方蛮族，在长达300年间，奥林匹克运动会曾拒绝其参与。然而，既然雅典之路与斯巴达之路都已走进死胡同，则希腊人只能接受王权，它至少能提供安全与稳定，且打破了原有的国家间的隔阂，使大家都能从中获利。 从拒绝王权到拥抱王权，希腊人在历史中画了个圈。 人的悲欢构成了历史 为什么聪明如希腊人，却未能创造出共和制？ 《希腊人的故事》展开的是一个旧话题，但盐野七生采用了灵活的写作手法。她并未深入讨论这些枯燥的问题，而是刻画出一系列英雄形象：慷慨激昂的利奥斯特尼斯、诡计多端的地米斯托克利斯、呆板的尼基阿斯、阴险的吕山德、气势豪迈的亚历山大……正是他们的悲欢与沉浮，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写英雄时，盐野七生总是试图展现出不同的侧面。 如阿基比亚德，虽是军事天才，却绝非善类。逃亡斯巴达期间，竟和王后有染，留下私生子。阿基比亚德提出重要建议，大大提高了斯巴达的战争效率，当他发现斯巴达背后有波斯的资助时，又果断投靠波斯，被封为总督。 于国不忠，于友不诚，但阿基比亚德后来又回归雅典，一度扭转危局。然而，在“众愚政治”压迫下，他再次淡出。洋河口之战前，阿基比亚德以布衣身份来到雅典军营，指责将军们选择失误，提出正确的作战方案，可无人搭理，他只好黯然而去。 两年后，刺客们点燃了阿基比亚德隐居的房子，他逃出时，被乱刀砍死。 在《希腊人的故事》中，伯利克里对苏格拉底的排斥、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转写悲剧、亚历山大大帝临终时奇怪的遗言……这些精彩的细节，让古希腊史变得有血有肉。它不只是制度实验室，更是人的悲哀、欢乐、挣扎、沉醉的总和。 在《希腊人的故事》的结尾，盐野七生回顾了50年的写作生涯，称自己写的是“历史随笔”，本书颇可证明，概括起来有三点： 首先，尽可能抛弃枝节，给读者以清晰的脉络感。 其二，常采用互见手法，即前文说过的内容，后文不断引述，这种“翻瓤子”的写作让读者可从任何一页开始阅读。 其三，多分段，句式尽可能简单，这使叙述带有抒情意味，有些章节几可视为散文诗。 千万别将历史简单化 《希腊人的故事》基本依据西方史料写成，不免将史料中的偏见也继承了下来。比如对波斯帝国的评价欠公允，毕竟希波战争的失败并未导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倒台，而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对手已非鼎盛期，将失败归为制度劣势与文化劣势，应属刻板印象。 波斯帝国确是专制帝国，但它对多元文化的宽容，面对具体问题时体现出的高度灵活性，均可圈可点。盐野七生在阐述东方（主要指波斯帝国）时，动辄称它是奢侈的、腐败的、反人道的，实为修昔底德、希罗多德等人的余唾。 从《罗马人的故事》，到《希腊人的故事》，盐野七生始终没能摆脱西方传统史家的话语方式。按这种话语方式，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次缩小版的世界大战。海洋国家因策略失误，败于大陆国家，其中教训，值得现代人反思。 这种观点建立在简单类比的基础之上，带着这样的僵化认识，难免以雅典自居，然后便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另一个斯巴达，如果找不到，就会去创造一个。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深入西方传统史家的骨髓，盐野七生将其搬演为东方人能看懂的版本，其实非常危险。 马汉当年在撰写《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采取了同样的认识方式。该书在轰动西方后，得到日本军方重视，军官们人手一本。在这种对抗思维的影响下，日本不断提出造舰要求，最终走向战争。 二元对立思维带有“自我诅咒”的特点。每预设一个假想敌，它后来真的会变成敌人。这提醒我们，《希腊人的故事》是一本好看的书，但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它看上去与今天相似，未必源于古今一体，而是今天作者在用今天的思维取舍材料，把历史写得像今天而已。 读懂古希腊，只看一种书是不够的，《希腊人的故事》的价值在于，它是不错的入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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