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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代，西北有党项拓跋部建立的西夏，北方有强大的辽王朝。地处河东路前沿阵地的府州（今陕西省府谷县）折氏，为宋抗夏防辽，屡立战功，名载史册。他们从唐末到宋室南迁，前后二百六十多年，始终统治着麟府地区，世袭罔替，经历了十一世十九主之久。仅凭府州一隅之地顽强抗击辽、西夏的进犯，堪称中国第一将门世家。 折氏所居的河东路府州等地是民族杂居之地，其中以党项族居主要地位。因此，宋实行了一套有别于内陆州县的治理政策，即任用当地土豪或少数民族酋领为知州或蕃官，因俗为治，加以羁縻，使其互相牵制，巩固边防，安定秩序。地方的军政长官都由当地旺族担任，基本为世袭。 折氏家族早就居住府州，在唐末五代就已经是当地名门望族、最高权威；除府州知州由折氏独居外，许多文武要职是由折氏及其族人、姻亲担任；折氏族坟、陵庙在府州。这些要因，都决定了折氏在北宋建立后仍然渴望持续不断地世袭担任府州知州以维护家族根基和利益。 折家将最大的特点是十世为将，绵延二百多年，堪称中国之最。从折宗本为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开始起家（其传授世系如下:折宗本——嗣伦——从阮——德扆——御卿——惟昌——继闵——克行——可求……彦质），到第十代彦质(约1080—1160)任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北宋历朝皇帝个个小家子气，对谁都不放心，对谁都猜疑有加，确是天威难测。府州折氏能够世袭知州，独树特例，说明折家将在北宋时期，是皇帝佬儿非常倚重的国之重宝。 有人在介绍折家将时，是从五代时期的名将折从阮算起的，因为那时他就名杨西北，因此，有人以他为第一代折家将。折从阮原系鲜卑族拓跋氏之后裔(亦说党项或羌族人)。折家是云中(今山西大同)大族，武将世家。折从阮自后晋、后汉、后周以来，一直以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为根据地，为中原政权镇守西北，屡败契丹。周世宗时，折从阮为汾宁节度使，其子折德扆为永安军节度使，父子俱为边关主将，一时传为美谈。
第二代折家将是折德扆、折德愿兄弟。折德扆是长子，少时从军，以勇猛善战知名。北宋初年，兄弟二人镇守府州抵御契丹人，屡次破军杀将，折德扆年轻时就已经担任永安军节度使，负责府州军务。传说折德扆有一女，嫁给了名将杨业，此女便是大名鼎鼎的折(佘)太君。 第三代折家将最著名的是折德扆之子折御勋、折御卿兄弟。折德扆死于任上后，折御勋领汾州团练使、权知府州事，后改任泰宁军节度使，太平兴国二年卒。折御卿协助其兄统领部众，屡有战功。淳化三年，以军功升任府州观察使。淳化五年，拜永安军节度使，大败契丹大将韩德威，斩首五千余级，韩德威“仅以身免”。不久，折御卿病重，韩德威欲乘机报仇，率众来袭。御卿抱病出战，《宋史》记载：“其母密遣人召归。御卿曰：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于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言讫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其忠肝义胆，令人慨叹。 第四代折家将最知名的是折惟信、折惟昌、折惟忠兄弟，《宋史》记载。折惟信作战勇猛，折惟忠善治军，折惟昌智勇双全，射术精湛，屡建奇功。折惟信、折惟昌皆战死沙场，折惟忠亦死于永安军节度使任上。 折家将第五代主要有折继世、折继祖、折继闵等，都是抗击西夏的名将。第六代折家将以折克行最为知名，他随名将种谔抵御西夏军队，“与西人战大小百七十遇，未尝丧败，掳获钜万万”(《折克行神道碑》记载)。“每出必胜，夏人畏之，益左厢兵，专以当折氏”(《宋史》)。
第七代折家将有折可大、折可存、折可适、折可求等人。折可存曾随童贯率军镇压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折可适随种谔征战，勇武多智，曾大破羌夏联军十万之众，是北宋西北边境少有的大胜仗。 第八代折家将中，折彦质、折彦野、折彦文等俱为一时名将。两宋之交，天下大乱，折彦质率军十二万大战金军，后随宋高宗南渡，居官三十余年。 杨家将中著名的女将佘太君就是折家人。佘太君本姓“折”，是第二代折家将“折德扆女”。清毕沅《关中金石记》载：折恭武公克行神道碑，毛友撰，宇文虚中正书，在府谷县狐山堡南。叙折太君事。世以此碑为折太君碑。考折太君，杨业妻，德扆之女也，墓在保德州南折窝村。 清李慈铭《荀爽斋日记》也说：杨业娶府州折德扆女。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即杨业妻也。 折（佘）太君嫁了好婆家，才借助演义小说及戏剧得以同杨家将一起名扬千古，可是，折家将近三百年镇边御、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却被历史所淹没。折家将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精忠卫国，为大宋王朝做出了英勇牺牲，书写了悲壮浓烈的爱国主义篇章，理应为后人所铭记。 折家，从唐代开始就扎根府州（今陕西府谷），而且他们属于汉化的鲜卑族后裔（也有说是党项羌后裔），与后来建立西夏的李氏家族属于同一族源（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自称为鲜卑拓跋氏后裔）。 有名可考的折家将门奠基人是唐末的折宗本，其出任振武军都知兵马使。 其后是折宗本之子折嗣伦，官至麟州刺史（辖神木、府谷两地），此时已经是唐末五代乱世，折氏家族开始以武力统治府州区域。 折嗣伦之子折从阮，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当时正处内外混战交替时期，折从阮率军抵御北方契丹入侵，戍守边境，对于维护中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府州地理位置：北宋西夏辽边境之地 折从阮后代中最为有名的是两的儿子：折德扆[yǐ]和折德愿，兄弟二人也被《宋史》中列为第一代折家将。 而《宋史》中关于折家列传，足足写了七代人，再加上折宗本、折嗣伦、折从阮，可谓十世将门。 读《宋史》折家传记，如同在读一个将门家族的百年史诗，为国前赴后继，荡气回肠!
折家将部分谱系 折氏征战传家，父子兄弟皆英勇善战，折家子弟几乎参加了抗击契丹、消灭北汉、抵御西夏的所有军事行动。在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中，他们大多充当先锋与统帅，尤其是西夏崛起后，折氏家族更是陷入了与西夏漫长的苦战之中，前赴后继，血洒疆场，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折家名将。 前后七代北宋将门 第一代折德扆和折德扆兄弟，均是少年从军，在沙场之上长大。兄弟先后镇守府州，抵御契丹。 第二代中佼佼者是折德扆的两子一女：折御勋和折御卿，以及嫁给杨业的佘赛花。折德扆死于任上后，折御勋领汾州团练使、权知府州事，后改任泰宁军节度使。 折御卿曾率军大败契丹大将韩德威，斩首五千余级，韩德威“仅以身免”。不久，折御卿病重，韩德威欲乘机报仇，率众来袭。御卿抱病出战，《宋史》记载：“其母密遣人召归。御卿曰：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于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言讫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
犬牙交错，大战之地 第三代中，以折御卿的四个儿子：折惟正、折惟昌、折惟信、折惟忠为代表，折惟信作战勇猛，折惟忠善治军，折惟昌智勇双全，射术精湛，屡建奇功。折惟信、折惟昌皆战死沙场，折惟忠亦死于永安军节度使任上。 第四代中，以折惟忠的四个儿子：折继宣、折继祖、折继闵、折继世为代表，均为抗击西夏的领军大将。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西夏国主李元昊亲率大军围攻府州，折继闵指挥士卒守城，坚持月余。西夏人马损失惨重，只得退兵。折继闵乘势出击，俘敌数千人。 第五代中，以折继闵的儿子折克行为代表，其随名将种谔（北宋另一将门种家将）抵御西夏军队，“与西人战大小百七十遇，未尝丧败，掳获钜万万”(《折克行神道碑》记载)。“每出必胜，夏人畏之，益左厢兵，专以当折氏”(《宋史》)。 第六代中，以折可适、折可大，折可求为代表。公元1098年，折可适率兵奔袭，俘获西夏两大酋长鬼名阿埋与昧勒都通，乘胜攻取天都山，建安西城。此时已经是北宋末年，金国崛起，折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抗金战斗。后折可求因金兵挟持其家人被迫降金，却被金人毒杀。折可求之子折彦文被迫率领家族离开世代居住的府州，西夏趁机攻占府州，为泄多年来折家抗击之恨，西夏军掘了折家的祖坟。 第七代中，以折彦质、折彦文、折彦野为代表，此时已经是北疆沉沦。折彦质率兵与岳飞、韩世忠一起血战金军，但最终折彦质却被贬到海南儋州，其后起起伏伏，但始终不忘将门遗风。 结语：这样一代将门，却在历史长河中渐渐为后世所遗忘，唯一知名的佘太君还是因为其夫家才能流芳百世，可谓有些失落。
宋代府州折氏的忠诚与世袭制 一、为什么党项李氏反叛北宋而折氏却忠贞不渝 在北宋初朝，党项李氏与中央政府关系也很友好，甚至派兵配合宋军攻打北汉。但是，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开始，李氏党项中的一支——李继迁部转而倡导反宋。此后的一百多年，双方经常兵戎相见，战争不断。即使在双方停战、和平相处时期，西夏也仅仅是维持对北宋的表面“臣属”关系，实是一个独立王国。 李继迁举兵反宋，导火索是宋太宗企图把李继迁及其族属迁到京城开封，剥夺党项李氏对西北的世袭统治，改由中央命官取而代之，直接统治。这一影响深远、后果严重的反宋事件的爆发，是宋代统一与分裂、流官制与世袭制诸多矛盾冲突的一种特殊表现。李继迁之所以要冒险反宋，根本原因是“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 先探讨“李氏世有西土”。据《宋史》记载： 唐贞观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初为行军司马，（后唐）清泰二年，彝超卒，遂加定难军节度使。晋初，加同平章事……汉初，加兼侍中。周初，加中书令，显德初，封西平王，世宗即位，加太保，恭帝初，加太傅。宋初，加太尉……乾德五年，卒，太祖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夏王。子克睿立……自权知州事，（宋朝）授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克睿卒，（子继筠）自权知州事，（宋朝）授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太平兴国五年，卒，弟继捧立。 可知，李氏居住、经营、统治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一带已经数百年，是当地望族。并且“自权知州事”，世世代代都是当地长官；从唐末崛起，世受中央政府恩封，是一有所汉化的少数民族为主的特殊“藩镇”。 再看“今一旦绝之”。据《宋史》记载：“继捧立，以太平兴国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来，未尝朝觐者，继捧至，太宗甚嘉之……继捧陈其诸父、昆弟多相怨，愿留京师。（宋太宗）乃遣使夏州护缌麻已上亲赴阙……（李继捧族弟李继迁）时年二十，留居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及使至，召缌麻亲赴阙，（继迁）乃诈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与其党数十人奔入地斤泽”，走上反宋之路，成为宋朝西北大患。宋太宗要把李氏及其族人连根拔起，统统迁移到二千里外，这是李继迁等人绝对不能接受的。 李继迁之所以抗命不从，拒绝内迁，大致有两大原因。从李继迁自身内因来看，“李氏世居西土”，家业、祖坟、亲朋都在本地，根基深厚，安土重迁自然是人之常情。李继迁之弟李继冲反对内迁时就说：“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宋朝官员也认为：李继迁抗命“只是怀恋父祖旧地。”五代时，契丹曾强令西北党项迁至东北，遭到激烈反抗，双方大战而决裂。五代后唐时，唐明宗曾强令夏州李氏迁镇延州，也遭拒绝，唐军围攻多日而失利退却。“自是夏州轻朝廷。”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中原是一片王道乐土、小康社会，西北党项李氏也不一定都愿意迁居过去，更何况此后中原仍然战乱不息，朝政不良，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并无根本改观。从外因看，党项内部并不统一，矛盾重重，李继捧愿意归宋并不能代表全体党项人都同心同德。“太宗尝宴群臣苑中，谓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北宋官员宋琪也指出：党项诸部“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宋太宗对西北党项内部情况及其特点显然并不真正了解，严重低估了他们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他误以为李继捧愿意归宋，其他李氏党项也会无条件服从追随，向风而化。 当然，李继迁率数十人逃离后，宋朝如果能够因俗施政，妥善应对，双方也不一定恶化崩盘，大打出手。但宋朝一错再错，该硬的不硬，该软的不软。一方面，宋朝严重低估了李继迁的巨大潜力和雄心壮志，没有派出足够军力追回李继迁，反而连吃败仗。另一方面，宋朝没有开展全方位的安抚、联络、团结工作。李继捧本已归宋，但宋太宗却在宋军失利后派他回去招抚、同族操戈。继捧变节、失败后，宋军把他执送京城，“诘责数四，”封侮辱性的“宥罪侯”，他本人“常怏怏不自得”，也彻底断绝了李继迁等人回心转意的可能，进一步加深了宋夏之间的矛盾与仇怨。而李继迁却“连娶豪族”，又娶契丹义成公主，建立反宋联盟，以兴复祖业相号召，西人“往往多归之”；纵横驰骋，“渐以强大”。从此，宋朝不仅永失统一西北的良机，而且陷入长期苦战的泥潭和一百多年的窘境。西北地区的广大民众，也陷入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苦难深渊。 与党项李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府州折氏从不反北宋，而且世代忠于北宋，为北宋统一和边防做出积极贡献。要因有三： 第一，特殊的历史和方位。在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府州北面，是强大的契丹国。因契丹长期侵犯、掠夺、凌虐党项等族，府州折氏在五代时就非常仇视契丹。北宋前期，契丹与府州折氏数度血战，双方成为世仇。西面是李氏党项，双方关系在五代时就很不和睦。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任命折德扆为永安军节度使，引起李彝兴强烈不满。史载：“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以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癸未，上谋于宰相……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彝兴惶恐谢罪。”可知，李氏、折氏此前早有仇隙；这一事件，李氏因折氏而受到周世宗斥责，双方仇隙扩大。显德五年（958年），折德扆不远千里到开封陈留县迎谒周世宗，请求内迁，估计是与李氏党项矛盾加剧，受到李氏党项挤压。李继迁反宋后，曾大举进攻麟府地区，折家将遭受很大损失，双方铸成世仇且日益加深而不曾缓解。北面、西面都是世仇死敌，府州折氏只能向东、向南寻盟结好。 第二，赵匡胤等北宋君臣对府州折氏政策特殊而得当。对此，戴应新（1989年）、周群华（1990年）、李裕民（1998年）和陈君愷（2000年）等先生已经先后做出很多精确论述。这里只在前贤基础上再强调、深究宋太祖的决策及其长期的积极影响。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张方平回答宋神宗询问时说：“太祖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故边圉无事。”至于宋太祖“许以世袭”的具体内容，今难详知。但有一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允许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此朝野共知的政策。除世袭知州这一最大特权外，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给予府州折氏的特殊政策，还有如下3种：（1）允许折氏家族成员在府州担任文武要职。如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八月之前，折谏担任府州都孔目官、勾当府谷县。“折氏许多族人参与了州政。”在折家将军队中，折氏族人更多。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八月，李继迁部大举进攻麟州。“知府州折惟昌与从叔同巡检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战。”“折家将”战斗力强，与亲族统兵有直接关系。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折继闵逝世时，“部曲、姻戚、门生、故吏哭于辕门者以千数。”折氏军队和府州官吏的家族化颇为突出，但从宋太宗朝开始，中央派入流动性“正官”，其家族化有所削弱。（2）赋予特殊的刑罚和行政权。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太宗已于三月去世，真宗继位）十一月，“知府州折惟昌等奏：‘臣父（折御卿）尝奉诏：‘归投蕃部中，有怀二者，便令剪除。’未敢遵奉施行。’诏如有蕃部委实违背者，依蕃法例行遣。”折御卿在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逝世前接任府州知州，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十二月去世，他接到的诏令可能来自太祖，更可能来自太宗。按此诏令，只要怀疑蕃族投归者有二心，不必核实、上报，就可剿除。而宋真宗赋予折惟昌的刑罚特权是，按照“蕃法例”处理，不必按照内陆法例。在内部行政中，府州折氏也有特权。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九月，“遣中使赍诏抚谕知府州、如京使、廉州刺史折继祖。初，继祖欲解去州事，下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梁适体量，适言：‘折氏累世承袭知府州，本族仅三百余口，其所部沿边蕃族甚众。凡犒劳以俸钱，而所用不给，素于蕃族借牛耕莳闲田、以收获之利岁赡公费。且朝廷俾之承袭，即与内陆知州不同。比年监司一以条约绳之，尤为烦密，继祖内不自安，遂欲解去。乞慰存之。’故遣是诏”。可知折氏治下的府州的租税、经费等政策，原先就与内陆迥然不同。“比年监同一以条约绳之，”使知州折继祖难以忍受，便以辞职表达不满。梁适调查情况后，宋仁宗派中使“赍诏”抚慰挽留，才了结此事。中使所携诏书内容不详，估计当有承认府州特殊施政之令，所以此后未再出现辞职等事端。（3）特殊礼遇。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三月十日，太原府路都监、知府州折可大奏：“伏覩皇太子受册礼成。伏闻凡宫闱大庆，虽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臣家亦尝贡方物，或遣母妻入觐。盖祖宗眷遇特厚。今欲乞将己俸进马二十匹，庶效臣子之恭。臣已将马价钱赴州军资库送纳讫。切恐有司不知有此体例，不为收接。伏望许令投进。”诏依所乞。折可大上奏之时，已是北宋末期，距北宋建国已有155年，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之职已超10人。折可大对皇帝的“特厚”眷遇、赋予的特殊“体例”，非常熟悉。他在奏文中提到的特殊礼遇和体例主要有两条：一是凡遇宫闱大庆，“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而府州知州折氏允许。二是一般文官武将不许派母妻入宫朝觐，府州知州折氏却准许。从北宋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也确实长期赋予府州知州折氏一系列特殊礼遇，并且把一些特殊礼遇法规化。《宋史·职官志·吏部·司封郎中，员外郎》记载：“凡庶姓孔氏、柴氏、折氏之后应承袭者，辨其嫡庶。”与孔氏、柴氏并列，折氏享受特殊礼遇规格之高确是异乎寻常。 第三，府州折氏与中原内陆的经济文化交流比李氏更密切。研究论述党项李氏和折氏的专家学者，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他们与内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但都忽略了二者的程度差异。这种程度差异，与其地理位置、便利条件之差异密不可分。府州紧邻黄河，一过黄河就与中原内陆连为一体，是中原内陆主要的良马来源地之一。而李氏统治中心先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后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与中原内陆的距离比府州更远一些。更值得注意的是，陕北地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封闭性强，与中原内陆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显然比府州地区更加困难，更易于养成独立意识。很显然，这是造成李氏反宋自立而折氏亲宋忠诚的深层次基础性原因。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党项李氏叛宋自立与折氏亲宋忠诚，都非偶然，既有历史、地理原因，也有政策调整原因。对北宋中央政府来说，历史背景、地理条件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而政策调整是随时可变的。政策的调整与改变，却有正确与错误、得计与失计之分。北宋时期的官员，认为中央政府对党项李氏“失计”而对折氏“得策”者不乏其人。其得其失，均成历史遗产。内含之教训与经验，常闻常新，永远值得后人警醒借鉴。 二、府州折氏为什么能够世袭担任府州知州 从此宋建立到灭亡，担任府州知州的共13人，全出自折氏家族，全是折氏（即折德扆、折御勋、折御卿、折惟正、折惟昌、折惟忠、折继宣、折继闵、折继祖、折克柔、折克行、折可大、折可求）。这在北宋境内统一的州县体制中是独此一家、特树一例的。对此事实，古今学人论述详明，李裕民、陈君愷等先生论述尤为深细。然而，对于折氏为什么能够世袭担任府州知州，尚有再加追究申论的余地。至于点面结合，从两宋统治制度和实态、从中国政治变迁来观察府州折氏这一特殊世袭体制，前贤尚来涉及或语焉不详，更值得再加探讨。 （一）折氏有什么资质能够世袭 从折氏的立场和角度看，折氏家族早就居住府州，在唐末五代就已经是当地名门望族、最高权威；除府州知州由折氏独居外，许多文武要职是由折氏及其族人、姻亲担任；折氏族坟、陵庙在府州。这些要因，都决定了折氏在北宋建立后仍然渴望持续不断地世袭担任府州知州以维护家族根基和利益。不过，主观渴望是一会儿事，能否达成则是另一会儿事，这取决于内因和外因。从折氏家族内部细看，主要有三条成功原因： 第一，内部团结。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及其规律来看，任何家族，不论大小，其内部都会存在各种矛盾。府州折氏作为一个300多口的大家族，内部难免也有矛盾。然而，稽诸现存史料，都不见府州折氏家族内部有任何明显冲突、严重矛盾的记述。可有一比的是西夏李氏。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因为“诸父、昆弟多相怨”，内部矛盾尖锐，在到开封朝觐时主动表示“愿留京师”，不想回去了。宋太宗以为这是中央政府削藩直辖、统一西北的良机，“遣使夏州护缌麻以上亲赴阙，”企图把西北党项李氏势力连根拔起。如果不是李氏内部分裂，不一定招来宋太宗遣使迁徙李氏族人、趁机削藩。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因西夏国母梁氏剥夺夏国主秉常权力并囚禁之，北宋君臣认为：“（西夏）国内乱，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遂组织数十万大军，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动进攻西夏行动，企图一举荡平西夏。 第二，有一定的自保实力。李氏西夏之所以没有被北宋削平消灭，主要依靠似小实大的自身实力，并能抗住契丹、女真的强大军事压力。丰州藏才族首领王氏在北宋前期，也是“子孙虽相袭知丰州”，（即王甲、王承美、王文玉、王怀均、王庆馀）。但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李元昊攻陷丰州，王氏实力损失惨重，王氏被迫向南迁附府州折氏并新建一较小的丰州。此后，王氏就完全丧失了世袭丰州知州的特权。府州折氏家族人口少算时共有70余人，多算时共有300余人，但其“部曲、姻戚、门生、故吏”数以千计，在府州当地的势力无出其右者，无人取于轻忽冒犯。在宋代的官员中，家族人口多达70、300人者并不多见，折氏算是一个大家族。折氏通过婚姻网络，把家族势力进一步扩大。李裕民先生研究指出：“（府州）折氏不与平民或商人为婚。也未发现同姓为婚现象。”折家“婚姻大体选择地位相当的州级长官家庭。”我们从其联姻的地理分布来看，中心区是府州，其次是河东路和陕西路，第三是京师开封，第四是其它路分。从其婚姻对象的身份和职务来看，武官居多。以府州为中心的这个折氏婚姻圈之大，宋代罕见，其势力谁敢小觑？府州折氏拥有的军队，约有数千，兵员并不多。出击进攻虽然明显不足，但因府州城依山临河而筑，易守难攻，要守住它还是相对容易一些，这也从物质上增强了府州折氏的军事实力。 第三，从不反叛北宋中央。与西北地区其他民族和势力（如李氏党项、吐蕃等）的叛服无常截然不同的是，府州折氏家族从不反北宋中央。南宋川陕带有显著世袭性的“吴家将”，在吴曦之叛并被平定镇压后，一蹶不振，淡出历史。而府州折氏从宋太祖起至宋钦宗止，对北宋中央始终忠贞不二。作为北宋防御契丹、西夏的突出据点，孤悬河外，屡抗大敌，功绩卓著，为国屏障，不愧“忠勇”之旗号。 （二）北宋中央为什么允许府州折氏世袭 我们知道，北宋历朝皇帝个个小家子气，对谁都不放心，对谁都猜疑有加，确是天威难测。对各级文官武将的防范、监督、制衡，层层叠叠，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对府州折氏，自然不可能毫无猜忌和防范。府州折氏能够世袭知州，独树特例，主要是府州折氏具有上述三大特点和内因。不过，外因也很重要，有时外因会有决定性作用。对此，陈君愷先生在《北宋地方世袭政权府州折氏与中央政府关系初探》论文中，对折氏世袭与中央的互动关系已有颇为精彩的论述。在此，新补充指出一点：北宋中央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经过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削藩，加强中央集权，北宋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队和民众的控制力比唐末五代有了巨大提高。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相反的一面，即北宋中央的控制力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张延伸，它有一定的限度，存在许多中央控制力薄弱甚至没有到达的地方。北宋中央的控制力，与地方州县与中央的距离、交通的便利、财力多寡、派驻文官武将和军队的数量成正比，与地方势力的强弱成反比。也就是说，地方州县与中央的距离越远，交通条件越差，中央控制力越弱；中央派驻地方州县的文官武将和军队越少，中央控制力越弱；地方势力越强，中央控制力越弱。在北宋中央控制力无法达到的地方，无所谓统一与分裂。在控制力能够充分达到的地方，可以追求统一。在中间状况，在控制力虽能有所到达但并不充足之地，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府州来看，与京师开封距离较远，交通条件较差，从这两方面来看，北宋中央政府对府州民众的控制力是比较弱的。中央派驻府州的文官势力比较弱，府州地方折氏家族势力比较强，因此，中央政府对府州民众的控制力比较弱。北宋中央政府从外地派驻府州的武将和军队，北宋初期未见；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反宋后，估计开始从内陆派驻将士；至道三年（997）开始设立“麟府路军马司”，多由中央派汉人担任将领；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元昊称帝开始，宋夏又进入长期交战状态。“折氏强盛之时，府州只屯汉兵二千，今（庆历四年）虽残破，兵马常及万余。”远道而来的汉兵，主要任务是对付强大的辽兵和西夏兵，而宋夏朝野皆知：汉兵——“东兵”——禁军战斗力明显不如由当地蕃汉军队组成的“西兵”——“土兵”。苏辙甚至认为：“以实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所以，从武力上看，北宋中央对府州的控制力也是不充分的。北宋中央政府在府州唯一占据绝对优势的是财力，但因需求广大，北宋中央政府整体上始终面临财政压力，不可能对府州支付太多。总之，折氏世袭府州知州，原因很多，但北宋中央政府对地方、特别是对比较偏远的府州控制力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前有宋夏交恶的惨痛教训，北宋中央政府对待府州折氏确实格外慎重。 从北宋府州折氏与中央、内因外因来看，折氏素质优良、尊重中央、功勋卓著，中央尊重府州折氏，这种上下内外的友好互动结合，共同铸造成折氏的忠诚丰碑。 三、从北宋府州折氏看历史上的世袭制 《宋史》作者对府州折氏有一段很公允很精辟的评论： 折氏据有府谷，与李彝兴之居夏州初无以异。太祖嘉其向化，许以世袭，虽不无世卿之嫌，自（折）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 80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到，北宋府州折氏心向中央，反对分裂，勇保边疆，浴血奋战的精神，仍未过时，仍然值得敬重，值得弘扬。这是折氏的光荣，也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精彩一页，非常珍贵。我们确实应该给予北宋折氏更多的关注、更高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府州“折氏原本出自部族社会，家族的利益优先于国家的利益，事属必然。长年以来，其忠顺亦无非欲维持家族利益耳，难以要求其能毁家纾难，置家族于不顾。”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确有很多事实根据，但有失片面。之所以是片面之论，是因为忽略了府州折氏为抗敌保国而冒死远征、不怕牺牲的事实；也忽略了如下的事实和区别：不论古今还是中外，家族利益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既可能是冲突的、矛盾的，也可能是一致的、统一的。北宋府州折氏的行动，是把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典范。这种典范，在历史中并不多见，应该珍惜。 更值得再加深究申论的是北宋府州折氏的“世袭制”及其牵连古今的世袭制等问题。 如前所引，《宋史》作者认为宋太祖特别对府州折氏“许以世袭，虽不无世卿之嫌……（但折氏表现优秀）可谓无负于宋者矣。”北宋府州折氏的世袭制，在北宋和后世今天，都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突出特点和引人注目的特殊问题。 那么，北宋府州折氏实行的这种世袭制深层的本质是什么？有何特点？今天应该做何价值判断？ 1、由表及里：北宋府州折氏世袭制的本质。 对于北宋府州知州一职由折氏家族世袭这一特例和事实，北宋朝野都很清楚，后世学者也确认无疑。迄今为止，对北宋府州折氏世袭的详情及其特点加以论述者，以李裕民先生《折氏家族研究》一文最为精辟。其中，李先生指出的如下两点，值得高度重视：第一，“朝廷让他们世袭的目的在于御敌守边，而不是单纯享受特权。”第二，“知州与皇位不同，他需要有能力统率蕃汉各部抗击辽、夏，年龄太小，是无法胜任的……从统兵打仗角度考虑，年迈当然不及青壮年合适。”综合来看，能否继承、担任府州知州，一看血统，看他是否府州折氏家族之人。二看能力，年龄太小、太大不行，身心有病也不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具有府州折氏血统者担任知州，因为特别严酷的外来压力而在实施过程中暗含一种能力至上原则。在府州，只有折氏家族男子才是最有能力、最有威望之人。选任府州知州的折氏，全是年富力强之人。如果任内有病，或治绩不佳，随时撤换。选任的过程，是府州折氏与中央政府的互动，但中央政府具有最终决定权。所以，北宋府州折氏的世袭制，决非一种简单的普通的世袭制，本质上是一种中央主导下的能力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能够得到北宋朝野的一致认可，维持不坠，关键在此。 2、由此及彼：北宋和中外历史上的三种世袭制 要正确研究认识北宋府州折氏世袭制问题，不可囿于一隅，就事论事。既要由表及里，更要由此及彼。放眼古今中外，世袭制在古代社会中非常普遍多见，在当今社会中的各种显性或隐性世袭制仍然随处可见。这些形形色色的世袭制，大致可分三种： A.血缘型。选定职务承袭时，首先看血缘，首先考虑是否本家庭、本家族、本宗族之人，其次才考虑或根本不考虑能力。不考虑能力时，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一大批娃娃皇帝，如东汉殇帝生下100天即做皇帝，东汉冲帝和东晋穆帝2岁做皇帝，北魏幼主元钊和清宣统3岁做皇帝，宋恭帝、清光绪4岁做皇帝；也有一批白痴弱智者做皇帝，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南宋度宗赵禥等。近现代以来，这类荒唐透顶、匪夷所思的落后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只靠血缘而上位的各种领导人也不比古代少。 B.血缘加能力的复合型。选定职务承袭者时，既看血缘，又看能力。就笔者学识所知，在政治领袖选任中，只有北宋府州折氏堪称典型代表。在古今家族性工商企业中，比较多见。 C.圈子型。选定职务承袭者时，既看血缘、能力，又看圈子。所谓圈子，指姻亲、同乡、同学、战友、工友、教友等小团体。这种世袭制，虽然比较隐秘，但古今都不罕见，现代多于古代， 就一个国家、阶段、行业、单位来看，这三种世袭制泾谓分明，也可能交叉并存。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北宋府州折氏的世袭制的特点，是血缘加能力的复合型世袭制。 3、今天应该做何价值判断？ 在生产力比较低下、外来压力比较强大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比较封闭固化的地方，实行世袭制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但是，世袭制实有ABC三种，存在优劣之分。A型世袭制是最落后、结果最差的世袭制，这是显而易见、肯定无疑的。B型和C型优于A型。 在两宋时期，皇帝的选任采用世袭制。文官的选任多用科举考试制、世袭制，兼用荐举制。在使用上，皇帝实行终身制，偶采禅让制；文官多用任期制，偶用终身制。北宋府州折氏在府州知州选任上采用血缘加能力的复合型世袭制，但在使用上并不完全采用终身制，而是视能力强弱而决定任期长短。学术界普遍认为，科举考试制、荐举制、禅让制、任期制优于世袭制、终身制。然而，被学术界普遍赞赏的宋代文官科举考试制，主要是以试卷等级决定优劣与上下，并不太考察他的实际性格、品德和能力。文官使用上的任期制，流动轮岗，特别是宋代州县官员的过度频繁的流动，使官员普遍不想作为，难有作为。因此，宋代地方实行科举、任期制度下的州县治理，明显的普遍的不如实行B型世袭制的府州。在两宋、辽、夏、金、蒙古非常频繁而残酷的战争中，带有世袭性、家族性武将的表现普遍比较突出，其军队的战斗力普遍比较强悍。 贯通古今来看，人类社会的官吏选任不外乎禅让、世袭、荐举、考试、选举五种制度。在古代社会，世袭制占主流。近现代以来，考试和选举制度占据主流。五者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各有优劣得失。世袭制虽呈衰退趋势，但并非一无是处，仍将长期存在。考试和选举制度虽呈发展趋势，但也非万能良药，需要不断改进。对今人后人来说，最好的路径是分清其利弊，追求弊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最好的长官选任制，是综合利用，是因事制宜，是专家科层选举制度。 四、结束语 北宋的府州，地方不大，但位置重要，影响很大。北宋中央政府对党项李氏一错再错，失败教训极为惨痛。对府州折氏政策得当，成功经验弥足珍贵，对于边疆治理、民族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北宋府州折氏，官位不高，但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低估。其忠勇卫国的精神，不论在古代、现代还是后代，都值得发扬光大。其血缘加能力的复合型世袭制这一典型案例，具有特殊价值，可对古今未来的领导体制的研究与采择提供极好的参照。
第一代五代名将折从阮,自后晋、后汉、后周以来，一直为中原政权镇守西北，屡败契丹。 第二代折德扆、折德愿兄弟，归顺大宋，屡建战功，尤其是折德扆，少时从军，以勇猛善战知名有一个可信度较高的说法是，折德扆的女儿嫁给了杨业，成为了杨家将中余太君的原型。 第三代折御勋、折御卿兄弟,在与契丹的作战中极其勇猛，曾大败契丹大将韩德威，斩首五千余级，韩德威“仅以身免”。 第四代折推信、折惟昌、折惟忠三兄弟，折惟信、折惟昌皆战死沙场，折惟忠亦死于水安军节度使任上。 第五代折继世、折继祖、折继闵等，都是抗击西夏的名将，和李元昊血战多年。 第六代折克行，随种谬大战西夏，“大小百七十遇，未尝丧败，掳获钷万万。” 第七代折可存随童贯率军镇压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折可适随种谔征战，曾大破十万羌夏联军第八代，折彦质率军十二万大战金军，后随宋高宗南渡，居官三十余年，终于转成文官，自此折家再无名将。
折家将祖先:折兰王(出匈奴折兰王之后。为古代匈奴族折兰氏、鲜卑族折娄氏所改)、折文子(齐国大夫折文子后裔)、折侯折象(南北朝何承天<姓苑>-东汉折侯折象后裔) 折可致、折可久、折可与、折可规、折可通
折家女将 第一代:折德扆之妻:王荧、王月欣、王芸、张红瑛、 张纹玉、张芯月、梁荦、梁凤瑛、刘琪、刘兰英、 慕容瑞芸、慕容瑞芯、路云娘、苏绘芳、杨芠、 郭丽娘、曹金娥、陈月茹、赵慧苓、李美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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