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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种种考验、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一旦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的工作，就突破了父辈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这些家庭的父母们容易对其子女报有高期待，并自觉不自觉地向子女传递了这种期待 取得高学业成就虽然契合了父母的愿望，但与此同时，他们渐渐与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文化疏远，背离了自己父母的生活方式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罗楠(化名)至今还记得，9年前，开学的第一天，她拿着学校提供的用来交纳学费的银行卡，战战兢兢地站在自动柜员机前，不知道如何把卡放进机器里的场景。 好不容易把卡塞进了插卡口，她瞬间又把卡抽了出来。“怕卡被吞进去就拿不出来了。”罗楠说，当时，身后传来一阵偷笑声，微小却清晰。 这个从河北农村考到清华大学的姑娘，一度成为村里人的骄傲，送她走的那个早晨，村里人“从此就是城里人”的夸赞声不绝于耳，但就在成为城里人的第一站，她就愣在了柜员机前。 时至今日，每次想到这个场景，她依然觉得这是城市生活给她的第一个考验。 而这只是个开始，她距离身边同学的差距远不止于此。“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从社会资源到人际关系，差别处处都在”。罗楠还没有来得及体验新生活带来的喜悦，就一头扎进了现实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程猛一直关注着农家子弟的求学以及生活际遇，他曾对身处精英大学的12位农家子弟进行过深度访谈。他表示，历经种种考验、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一旦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的工作，就突破了父辈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不过他同时认为，当人们取笑一个人穿着不够时尚得体，依然用“农民工”这种词汇，就说明直到今天，城乡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依然在延续。 好成绩几乎是农家子弟优越感的唯一来源 程猛对农家子弟的研究，开始于“凤凰男”的概念。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凤凰男”相关话题是当前中国社会讨论的热点之一，而西方学术界也有一个与之相似的概念———阶层旅行者，指的是那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人。 但刚刚走出校园、步入工作岗位的“农村大学生们”很快又陷入一个颇具负面含义的标签——“凤凰男”或“凤凰女”。 “死要面子”“思想守旧和古板”“土气”“吝啬”往往是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但是，程猛认为，将“凤凰男”这些所谓“缺陷”映射出的心理和文化特质理解为一种被动的“污名化”，就忽略了这一群体成长经历的特殊性与个体的能动性。 对于罗楠来说，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建立的优越感，和入学的境遇相比，不堪一击。 和罗楠同宿舍的3位同学，分别来自北京、山东和湖南，3个人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只有罗楠的父母只读到了初中。 家庭成员的知识水平直接决定了罗楠和同学们不同的成长经历。舍友们讨论国外某个建筑的特色，某位设计师的风格，对罗楠来说，如同天书，这是不曾出现在课本中的内容。 曾有媒体如此形容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而罗楠显然不是这样，作为家庭甚至家族的第一位大学生，她的大学生活是为了“不成为她的母亲、她的姑妈、她的父亲”。 没有丰富的阅历、人脉资源，假期里的实习，罗楠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成绩。 从这一点看，虽然同样是取得了高学业成就，罗楠的生命体验与“典型”的“清华学生”却有云泥之别。 对罗楠而言，成绩不仅牵连着家庭的付出，而且关系到自己在班级的地位和老师的喜爱。 本科4年，罗楠每年都能拿到一等奖学金，她很少参加同学们的课外活动，因为有时候这样的活动不仅需要时间，还更需要钱。 罗楠认为，成绩是那个时空下的全部，决定着自己在学校生活中能否挺直腰杆走在路上，能否有自信与同学老师交流，能否品尝这唯一的幸福。 取得好成绩几乎成了农家子弟优越感的唯一来源。 程猛把这种心态称为“单向度优越”。“单向度优越的心态使得农家子弟对自己成绩下降的容忍度极低，更勤奋也更能吃苦，努力维持成绩的优秀”。 他认为，农村家庭父母的爱更容易成为一种有负担的爱。在这种情况下，农家子弟对家庭的负疚感会比家庭环境优越的子弟强许多。 只有学习好才能减轻自己背负的道德债务，平衡内心强烈的负疚感。对于这些有志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而言，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就是努力学习。这种思维模式使得他们倾向于把学习作为一种道德事务来对待，更专注于学习，自制而专一。 为了改变家庭而学习 来自福建山村的王溪若(化名)，现在是一所重点大学的博士生。除了王溪若之外，家里还有一个大她3岁的哥哥和一对双胞胎弟弟。父母没有念完初中就外出打工、回家务农，因此，读到博士的她在家族中尤为珍贵。 初高中没有毕业就外出打工，这在乡村十分普遍，读书更像是一件随缘的事情，读的好就读，读不好就外出打工。 程猛认为，从空间上看，一个农村博士生的求学历程是以家庭为中心，从农村、县城、小城市到大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的波纹型变动。从时间上看，其求学历程包括了一次次从家返校，从校返家的候鸟式流动。城市大学与乡间屋舍不仅有空间上的差异、经济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有文化上的差异。 “而我必须面对这些差异。”王溪若说。 刚上大学时，家里没钱交学费，还是向舅舅借的。第一个假期，王溪若就去一家珍珠厂打工了，对她来说，挣钱比享受假期生活迫切得多。 “刚开始的时候，我英语单科成绩差很多，后面那么努力学习英语，其实就是为了奖学金，为了那点钱，并不是为了学习知识什么的，功利性很强，就是为了钱。”王溪若回忆。 王溪若从小到大都在千方百计地解决自己的学费、生活费。跳级、打工、节俭、通过学习挣奖学金，甚至写言情小说挣稿费，都是希望能减轻带给父母的经济负担。 王溪若对食堂的饭菜记忆深刻，一两饭两毛钱，青菜是五毛钱，肉是一块五，溪若从来不舍得吃肉，二两饭，一个青菜，打完饭不敢在食堂和大家一起吃，就装在饭盒带回宿舍去吃。“我觉得蛮自卑的，别人都吃那么好，我一个人装在饭盒里吃，就怕别人知道我吃的这么清淡”。 “父母的不易告诉我生活的艰辛，我们如同一叶小舟漂泊在陌生的水域，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这才是我改变自身命运，报答父母恩情的唯一出路，我是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学习的，也是如此去做的。”程猛在调研时，一个同样出身农村，跻身名校的学生这么总结自己学习的目标。 让王溪若骄傲的是，工作后她终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哥哥娶亲要8.8万元，父母还差两万多元，王溪若自告奋勇，帮父母补了这个缺。弟弟考上了大专，王溪若又支持他每学年7000元的学费和每个月大概1000元的生活费。家里盖房差两万元，也是她出的钱。 “可能是我也太懂事了，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工作以后定期给家里寄钱，承担我弟的生活费，过年包个红包，所以那两年，在家里地位特别高。”王溪若说。 只有这些时候，从小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重男轻女”思想颇有怨念的王溪若才能真正地喘上一口气，让她“爱怨交织”的家，始终是她心中最柔软脆弱的所在。 但王溪若的情况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更多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让家人感受到的是读书却没有跃龙门的失望。对于农家子弟，他们面临的重要冲突之一即是高学历资本与低经济资本的冲突。 在学校求学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对家庭的回报周期越长。把子女培养成博士生的家庭更是面临着经济上的困窘，往往还不如邻居家初中辍学一早出去打工的孩子为家里带来的经济回报大。 程猛研究发现，底层家庭的父母们容易对其子女报有高期待，并自觉不自觉地向子女传递了这种期待。而这种高期待的爱，让底层子弟很容易感受到父母的不易，在享受爱的同时也在背负爱。 从农村到大学，一场没有归途的出走 对于农村学子而言，取得高学业成就虽然契合了父母的愿望，但程猛发现，与此同时，他们渐渐与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文化疏远，背离了自己父母的生活方式。 过年回家，当王溪若试图进入儿时玩伴的议题中时，却发现自己在村庄中已经找不到朋友了。 每年的同学聚会是王溪若最孤独的时候。聚会时大家都在讲自己的公公婆婆怎么样，孩子怎么养……“就我一个人，难道和她们谈学术吗？对于我，她们也不算很羡慕，你学那么高学历干什么呢？像她们说的，学的好不如嫁的好。嫁的好就可以了，没必要努力那么多。”王溪若说。 对王溪若来说，不是自己抛弃了故乡，抛弃了乡邻，抛弃了同学朋友，而是他们抛弃了自己。高学历并没有让她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反而让她备受冷落，被边缘化。故乡的文化样式、乡邻、朋友都已经离自己远去，故乡与他乡的界限也日益模糊起来。 程猛认为，历经风雨的农村学子一旦通过教育阶梯逐级攀爬进入精英大学，就被形象地称为“寒门贵子”或者在走出校门后被贴上“凤凰男”等诸多标签。这些幸运儿在求学过程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感叹，“从农村到大学：走到只剩我一个”。 这也是更多农村学子的境遇，他们以家为屏障，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与村庄隔离开来。王溪若觉得，自己也许能坦诚面对自己的农村出身，为自己所具备的在农村情境下练就的品质和技能而骄傲，却很难再融入村庄生活之中。 但不管农村学子对家的感情有多么复杂，爱多么难以表达，怨如何难以言明，家庭永远是他们世界的支点。正如美国哲学家桑塔耶亚所说的那样，“谁忘记过去，谁就注定要再一次承受这一过去”。 责任编辑：高恒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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