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09年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回顾（二）

星河岁月 20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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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史学理论

后现代史学是当代中国史学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人们对后现代史学的理论热情持续不退。实际上，后现代史学已经对当今中国的史学依据产生了巨大影响，郭震旦指出，西方后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起着消解的作用，但在中国却产生了建设性的作用，促进了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研究领域的兴起[1]。徐浩从理论上探讨了后现代史学的起源，他指出，来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主要包括欧陆的话语理论和北美的叙事理论,它们否认现代西方历史理论的宏大叙事,否认现代历史学理论所坚持的真实、客观和分析的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的合理性[2]。后现代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否定传统史学的客观性原则，从而引起巨大的学术动荡。肖雄就此展开研究，指出后现代史学的质疑并不能真正否定历史学本身的客观性，只是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但史学客观性是客观存在的，反思不能替代对客观性的追求，而应该把握好其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尺度[3]。郭震旦认为西方后现代史学其实就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史学大众化运动,它给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转移以及文体的变动[4]。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对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福柯对后现代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夏益群、蒋天平认为福柯提出的“权力”观念中任何文本都被权力异化了，因为权力的存在使得任何文本都具有了主观性，历史文本同样如此，并以此理论为基础和解剖工具,对人的主体性、知识的认识论性质和性压抑假说等传统超验观念都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攻击,推进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5]。怀特是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们对他的研究格外重视。刘峰集中解读了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认为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出，后现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力图根除的并不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结构成分的历史叙事本身,而是要揭示并消解那些被标榜为科学的历史话语,以及隐藏于其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强力,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把历史意识放置在更为自由的语境下运作,让所谓的专业领域与非专业领域在语言游戏的层面展开对话,以赋予每个人平等构建事实的权利。但愿望与实际效果并不一致，历史史学最终虚无化了其自身拥有的所有现实意义[6]。翟恒兴从历史学、文艺学、叙事学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总结了人们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研究成果[7]。普传芳指出海登·怀特以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特定模式和概念对历史修撰和历史研究进行考察。历史文本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诗性的，带有一切语言构造物的虚构性。但怀特指出历史的“文本性”“虚构性”，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为凭空捏造，而是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识别历史文本中存在着撰史者的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动机[8]。徐浩进一步以叙事理论来分析了怀特历史史学的影响，指出叙事理论影响的关键在于认为历史作品的意义不是由史料赋予的,而是决定于作者所选择的叙事模式,由此主张历史是一种文学的虚构,否认历史的实在性与客观性。因此，我们既要借鉴修辞形式对历史内容发挥影响的观点，使叙事模式更加自觉、有效地服务于史学内容；也要反对叙事理论有关形式决定内容,把史学完全等同于修辞学的观点,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和谐与统一[9]。侯春慧的观点与徐浩基本一致，他分析了怀特的叙事理论的虚伪，认为虚构与阐释可以使历史叙述变得生动，但历史叙事的阐释性与虚构性也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否则虚构将沦为乱构[10]。王作成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现代化研究成就，认为他对西方工业革命进行了新的诠释与界定，评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也给予中肯的建议。他的研究立足于历史与理论的完美结合，对研究对象进行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跨学科考察，并从现代化历史的书写与理论建构方面对现代化研究进行了反思[11]。

全球史理论在近几年我国史学界受到人们的热捧。在这种氛围中，甄修玉冷静地指出，全球史虽然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全球史观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方法论,把它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相提并论确实不很妥当。世界史的研究方法有必要借鉴全球史学者的一些方法论，但全球史不能代替世界史[12]。国人对全球史概念的了解是与《全球通史》一书的译介有关，朱定秀、陈立柱撰文评析了我国学术界对于《全球通史》的反响与态度[13]。方林则总结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全球史的认识，他认为，目前学术界基本肯定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但这种认识还停留在引进和理论探讨阶段，个案研究和通史编纂的成果很少[14]。陈冠堃从叙述流变的角度审视了全球史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认为全球史的历史观点是“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点”，全球史观着重于学科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影响,着重于研究人类和世界整体的发展方向,着重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互动、联系及影响，催生出环境史、疾病史、能源史等新的史学领域[15]。麦克尼尔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但我国学界对其思想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王晋新撰文对其史学思想和成就进行了总结[16]。扬巨平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审视了全球史概念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史概念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认知范围的不断扩大密切相关。从古希腊人的Ecumene概念,到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世界史”,到涉及全人类主要文明或文化的比较形态史观,再到最后“全球史”著作和全球史观的出现，都是人类对已知世界的历史认识不断深化和扩大的反映。全球史观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的产物,也是全球化进程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反映，它给世界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或方法[17]。正如方林所说的，国内学者在全球史问题的研究上还缺少个案研究，但这并不是说国人在这方面就毫无成果。施减研究了全球史理论中的“早期近代”这一范畴，指出这一范畴最初主要是指欧洲历史，后来指整个世界[18]。俞金尧认为要解构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必须重视跨文化交流，正确评价跨文化交流对全球史形成的影响，进而认识全球史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审慎地看待全球史观和全球史研究的客观性[19]。

我国的环境史研究是受全球史研究启迪，又是与全球史同时开始的，这几年人们对环境史的基本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梅雪芹总结了我国中国环境史的历史，指出，早期的环境史从属于自然科学，后来逐步为史学界所重视，近年来，史学界对环境史的研究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理论、治史原则与方法、学科任务与研究意义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她认为，基于这些研究，环境史完全有资格成为历史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和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她期望凭借环境史的力量历史学重新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20]。王敦书先生梳理了雷海宗《无兵的文化》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和《世界上古史讲义》等著作，指出雷海宗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对环境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和研究，是独特的环境史观[21]。梅雪芹翻译的美国环境史学代表休斯的论文《环境史的三个维度》介绍了环境史学的理论蕴含。该书第一个维度关乎这一领域的主题，即文化—自然统一体；第二个维度关乎方法论，即历史和科学之间的统一；第三个维度涉及学科范围，即要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加以定义[22]。付成双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美国西部开发，指出西部开发不仅是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历史发展的推进器，同时也对美国西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给人类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23]。包茂红还介绍了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环境史研究状况，指出拉美环境史研究在森林史、采矿史、外来物种侵入史、土著民族与国家的环境关系史、环境主义史等方面成果突出，但存在突出当下主义、忽视城市环境史研究等问题。澳大利亚的环境史主要集中于森林史、火的历史、资源管理和环境运动史、比较环境史等领域。与欧美的环境史研究相比,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以可持续性为核心概念来编撰的、强调实用价值的应用史学[24]。

叙事理论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经过30年的发展，当今的叙事理论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彭刚以当代西方著名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的最新成果为例，分析了当今“叙事主义的转向”。他指出，近年来, 安克斯密特认为史学理论的主题应该从对于语言和话语的关注转移到“历史经验”范畴。安克斯密特的理论重心的转移, 标示出当前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中若干值得注意的新趋向[25]。张大川和温荣都述及叙述史的回归面临的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即叙述的客观性问题。传统的历史叙事认为其叙述的内容是客观的，但在后现代思潮的包围下，新的叙事还能标榜客观叙事吗？如何才能实现客观叙述？[26]在西方史学叙事理论中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理论——影视史学研究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史学影视，即叙述历史内容的影视作品。梁艳春介绍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影视史学理论，提到了影视史学理论的几个主要的组成部分：（1）影视作为历史叙事方式的特殊性；（2）影视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3）影视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性。梁艳春认为影视史学借助影像视觉的手段, 为实现史学文化的社会价值与认识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 将对史学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但也不能过高估计影视史学的价值，现在就断定“影视史学的时代来临了”还为时过早[27]。常仕本对影视史学与纪录片创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涉及许多也是史学的基本范畴，他指出，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并非二元对立, 也不是对历史简单的影像化和通俗化, 影视史学也可以服务于历史研究。影视史学并不等于对影像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只有当这种研究的成果以影像文本的形式存在时,它才属于影视史学。影视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如何用视听媒体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影视史学也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书写史学和影视史学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符号和传播媒介, 并不在于它们的内容和叙事方式[28]。

受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当今的史学开辟了一系列全新的依据领域，这种史学新现象被称为“新史学”。“新史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如公共卫生、区域史、微观史、身体史等。李忠萍回顾了中国公共卫生史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公共卫生史发端于民国时期的医史学界和公共卫生学界，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嬗变进程中拓展研究视野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新史学”框架中以城市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还处于成长时期[29]。李二苓则总结了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之路，同时总结了区域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以加深人类对历史的了解为目的,以现实为选题和研究的切入点,从微观入手呈现历史真实,再从所“呈现”的“历史现场”寻求问题的解答,“自下而上”地看历史[30]。陈立兵认为新经济史学之“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新”，体现在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新的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上[31]。杜丽红介绍了身体史理论，认为在身体史的理论透镜下，身体不再是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视野下的自然存在，而是社会的身体，是阶级、种族、性别、国家管理、经济生活、文化产物的载体。这样身体史研究就把微观个体与世界宏观历史联系起来。身体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特色，身体的主题总是处于历史、医学、人类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种族、性别和经济的交汇处。目前的身体史大体有医学史、政治史和文化史三个视角[32]。刘宗灵指出，目前身体史研究在海外乃至台湾学界已经有了较丰硕的成果,但在大陆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33]。

[1]郭震旦：《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东岳论丛》，2009年第八期。

[2]徐浩：《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一期。

[3]肖雄：《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史学客观性问题》，《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五期。

[4]郭震旦：《历史编撰新图景: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五期。

[5]夏益群，蒋天平：《权力的力量:福柯思想的解构之维》，《求索》，2009年第五期。

[6]刘峰：《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的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一期。

[7]翟恒兴：《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研究综述》，《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四期。

[8]普传芳：《历史的虚构性：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六期（下）。

[9]徐浩：《历史是修辞:怀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叙事理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一期。

[10]侯春慧：《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多话语层面与阐释模式》，《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11]王作成：《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现代化研究论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一期。

[12]甄修钰：《对全球史观及相关问题的一些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