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一个华北小镇的人民教师。
我二伯母，一个华北小镇的农村妇女。
没人想到她们会因为一口屎而结缘。
在我妈嫁过来之前，我爸家都是农民，大伯、二伯、我爸、四叔，一大家子人，一起干活，一起辛苦，没有比较，也没有伤害。
我妈嫁给我爸时，就已经是正式在编的老师，不仅如此，她还带着我爸也一块考上了师范。
这就不得了了，原本大家都一样，现在你们小两口突然就成了公职人员，这让人心里怎么平衡。
其中最不平衡的就是我这位二伯母。
一来，她也刚结婚没几年，觉得自己跟我妈同样样年轻貌美，凭什么就要天天下地干活儿。
二来，我妈也确实嚣张得有些过分，她不下地干活儿也就罢了，她还下地去看别人干活儿。
每天早晨起来，别人都是扛着锄头下地，她是举着太阳伞下地，别人在田野里挥汗如雨，她穿着纱裙坐在太阳伞底下，扇着小扇子喝着蜂蜜水。
完全是一副下乡体验生活、忆苦思甜的文艺女青年做派。
我二伯母也是个年轻气盛的，这么一来二去，就越看我妈越不顺眼。
可毕竟我妈是新进门的弟媳，她有气也不好直接撒在我妈头上，不能撒在别人老婆头上，还不能撒在自己男人头上吗？
于是我二伯母就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老公，也就是我二伯。
而导火索就是一台缝纫机。
当时，我妈刚托人从北京给她带回来一台缝纫机，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个大物件。
要知道，在当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就是结婚三大件，凑齐了就能召唤出一个媳妇儿来。
眼看着后结婚的我妈都有缝纫机了，而已经结婚好几年的二伯母还没有，这让她怎么咽下这口气。
于是，我二伯母就毅然跟我二伯提出了这个要求：“她都有，凭什么我没有？”
我二伯当时就懵了，心想她还是师范毕业呢，你也是吗？她还每个月领工资呢，你也领吗？你跟她，有可比性吗？
当然，心里这么想，嘴上肯定不能这么说，不然婚姻也不能维持至今，这点儿夫妻相处之道我二伯还是懂的。
他说：“咱能不能过了年再买，现在正是买种子的时候，给你买了缝纫机，就没钱买种子了，买不了种子，咱明年吃什么？”
按说这也算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可已经被嫉妒和气愤冲昏了头脑的二伯母是完全听不进去的。
在她看来，这就是敷衍 ，这就是拖延，这就是连自己男人都要欺负自己。
照这么想下去，完全可以把问题矛盾上升到“你们老梅家就是对不起我”的层面。
但好在二伯母没读过什么书，并不懂得把物质问题上升到精神层面。
她就是认死理，一定要一台缝纫机，明年没饭吃、饿肚子那是明年的事儿，今年的缝纫机才是眼前的事。
我二伯哄了半天，见没有用，也没了耐心，撂下一句“缝纫机是不可能买的，要买你自己买去”，就转身回了屋。
二伯以为让她冷静一会儿，她就能想通自己有多不讲道理了。
过了三十分钟，二伯母推门走进来，手里攥着一个已经空了的农药瓶，冷漠而淡然地说：“我喝毒药了。”
二伯立刻就慌了，他没想到缝纫机不仅能召唤媳妇儿，还能逼死媳妇儿，赶紧把大伯、我爸、四叔都叫了来。
你问我他为什么不打电话叫救护车？废话，在连缝纫机都买不起的年代，家里怎么可能有电话。
于是乎，兄弟四人、妯娌三人，再加上一个躺在地上直哼哼的二伯母，一群年轻人齐聚在二伯家院子里相对无言，一片愁云惨淡。
距离最近的医生要赶过来也得一个钟头，等医生到了，估计二伯母也就毒发身亡了。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大伯不愧为是最年长、生活经验最丰富的大哥，他看着二伯家的旱厕有了主意。
“听老辈人说，给服毒的人灌上几勺粪水，让她把喝下去的毒药全都呕出来，自然也就没事了。”大伯说。
“这能行吗？”大家纷纷质疑，尤其是我妈这个文艺女青年，已经立刻掩住了鼻子，仿佛已经闻到了粪水的味道。
“你看她都什么样儿了，顾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大伯指着躺在地上哼哼的二伯母，当机立断做下决定。
于是兄弟四人分头行动，有拿勺的，有拿碗的，有拿卫生纸的，有按住二伯母让她动弹不得的，眼看着这第一勺粪水就要灌进二伯母的嘴巴。
二伯母当场就停止了哼哼，开始疯狂大喊：“我没喝药！我没喝毒药！别灌！别灌啊！我真没喝毒药！”
但事已至此，谁还会相信她呢，大家都觉得她是一心求死，不想把胃里的毒药呕出来，所以才这么喊的，那可绝不能让她得逞。
大家秉持着“宁可错杀、不能放过”的宗旨，将她死死按住，把满满一大碗粪水都给她灌了下去。
被灌完以后，二伯母一个鹞子翻身，趴在地上，呕吐个不停，直吐到直不起腰、说不出话。
天知道，她只是想要一台缝纫机，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趴在地上吐个不停？
在那一刻，二伯母参透了人生，看破了世事，觉得红尘滚滚，也不过如此。
从那以后，二伯母成了一个全心顾家、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唯一落下的病根就是爱洗澡，天热的时候，得一天洗三次。
很多年后，有一回大家一起吃年夜饭，我妈把她偷偷拉到角落里问：“那次你到底喝没喝毒药？”
二伯母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仿佛那噩梦般的经历又回到了眼前。
“我当时真没喝啊。”二伯母哽咽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