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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可分为官玺、私玺、古语玺、图象玺、单字玺和巴蜀文字印。古玺大都以铜作印材，少量的用玉、银等。先秦的银玺不是纯银，纯金、纯银的印材到汉代才出现。玺的大小尺寸，因国而异，各行其是。官玺大小悬殊，私玺花色繁多，阴文玺、阳文玺都有。印面文字采用当时各国的异文，字型变化多端、布局奇崛.多姿多彩，不拘一格。许多印文，很难辨识，印文外多加边框，间有田字格。文字刚劲有力，许多字的写法不同于西周金文，布局上与秦汉印章大异其趣，极尽空灵奇险之能事，疏的地方极疏，密的地方极密，有的字很大，有的字很小，但构思严密，对笔划悬殊文字的疏密挪让，独具匠心，能在不平衡中求和谐，矛盾中求统一。春秋战国古玺的审美意识，为秦汉印章艺术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并且为明、清流派印章提供了艺术养料，直到今天，仍为篆刻创作者广泛借鉴和称颂。 古玺的用途，一是佩带，作为地位和行政权力的凭证；二是封检(玺书)，即在文书、货物和仓库的封泥上盖印，除此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在陶器、漆器等物品上盖印，留下制作者或使用者的名字等；(2)作为吉祥物佩带，如吉语印；(3)作为殉葬明器；(4)给车马烙印，标示车马的所有权。由于古玺大都随身佩带，几乎都有印钮，多为鼻钮，间有柱钮、亭钮、兽钮、戒指钮、带钩钮等，制作精致生动，反映了时代风貌和较高的工艺水平。 官玺多为方形鼻钮，也有一长柄型柱钮。阴文官玺大多是凿印，印文有司徒、司马、司工、相邦、大府、行府、五官、计言、将军、连尹、工尹、工师、大夫、莫嚣(敖)等官职称呼；阳文官玺，大多是铸印，印文有宗正、将行、后将、大夫、音夫，发弩等官职称呼。私玺一般都比官玺小，形制有方、圆、长方、不规则状等，印钮也多样，印文布局较平正。有的私玺还和各种图案相结合，铸造十分精美，印文纤如毫发却清晰异常，私玺中最有特色的是阔边朱文小玺，宽边细文。醒目清秀，后世篆刻家每每仿效。吉语玺一般只供佩带，当时已能成批翻铸生产、印文有“行吉”、“正行”、“福寿”、‘’宜有千金”、“千秋万事昌”等吉祥语。巴蜀文字印在四川各地常有出土，印为方形或圆形，背面也有钮，印文为战国巴蜀人的象形文字。 印章艺术发展到秦汉，进入鼎盛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进行了“书同文字”工作，令丞相李斯等人，在秦国通用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改革，创立了小篆(秦篆)，废除了六国异文。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冶，并创立了印绶制度，规定皇帝印称“玺”，印材用玉；臣民印称“印”，印材用铜；卑下职官的印信只能用方印的一半，即“半通印”。秦印文字统一采用小篆，继承了古玺自然古朴的风格，但在古玺印文的基础上变圆成方，变奇崛为平正，方中寓圆，活泼灵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秦王朝只有不到十五年历史，留传下来的秦印不多，但1995年夏天在西安出土了近2000枚封泥，从现有资料，可看出秦印与古玺的几点不同之处： 1、秦印印文统一采用小篆，与秦权量铭文和诏版上的文字风格相同，方中寓圆，得自然之趣。 2、不论官印、私印，几乎是白文凿印，刀法犀利，不失笔意。铸印较少。 3、官印尺寸较为统一，在2厘米到2. 5厘米见方的范围内，大多是2. 3厘米见方。私印大多为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以长方形居多。即使是方形私印，规格也明显小于官印。 4、官印绝大部分加刻田字格，半通印加刻日字格。罗福颐先生鉴别秦印，“从其具有田字格，并多凿印为标识”，认为“虽未必全当，殆可得其大半”，秦私印也多有界格，甚至三个字的姓名也加刻“目”字格。秦印的边框界格，形成显著的艺术特征，给人以严谨持重的规范感，对印文的线条、结构、章法起到一种调节作用、使印文呈现出规范中有奇趣，均衡中有变化，凝重中有生气的风格。 摹印由来溯汉秦——谈古玺和秦汉印章的艺术特征5、秦官印章法险峻得势，字形细而雄劲，大小一致，充密得当，给人苍拙威严、雍容大度的感觉，没有古玺“空则大空，挤则大挤”的大开大合作风。 6、秦代吉语印也绝多有界格，文字古劲苍秀，别具一格，为后代篆刻家刻石印所效法，印文有“敬事”、“思言敬事”、“日敬毋治“’、“和众”、“宜民和众”、“壹心慎事”等。 秦印在文字、凿刻、大小、格式、章法布局等方面，都有一种划一的感觉，不象古玺那么随便、自然、复杂多变，具有天下一统的时代特征，但秦印与西汉前期的作品，相同之处很多，往往难以区别，反映了从古玺向汉印过渡的特征。 印章艺术到了汉代，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局面。西汉、东汉长达420余年，留传下来的印章多达数万钮，明清两代记录汉印的印谱不少，如《汉铜印丛》、《汉铜印原》、《汉铜印林》、《汉铜印谱》、《两汉印萃》、《秦汉印简》、《毓庆宫藏汉铜印》、《两汉印帚》等等。这些印章多数是传世品。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的两汉印章亦有数百方，为我们研究汉代的历史和社会情况提供了许多切实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我们正确去识汉印的风貌特色提供了依据。 汉代承袭了秦的印绶制度，并使之更加完善，汉代皇帝、皇后印称“玺”，诸候王也有称玺的，列候、乡亭候、将军部属、郡邑令长等称“印”，列将军印称“章”。设置符节令丞掌管印章事务，对皇室及大小官员佩印的印材、印体、印钮、印绶都有明确的规定。两汉印章种类增多，应用范围扩大，制作技艺精湛，形制、钮式空前精美，文字处理及章法变化都别具一格，在篆刻印章艺术发展史上奇峰突起，特别是其中的官印，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元明以来的篆刻家都把汉印作为学习楷模。 汉印作为印家的典范，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印文主要采用缪篆，缪篆是在秦印小篆(摹印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缪篆笔画线条简约质朴，结构方中带圆，带有隶意，适宜入印作篆，是汉印的基本书体。它“变小篆之形式，不变小篆之义法”，往往对笔划有所增减，趋向方化，接近于隶书。线条屈曲饱满，端庄厚朴，平正易识。这是战国以来，印章所用文字的最重要变革，对后世篆刻文字影响深远。汉印文字也有鸟虫书，但数量很少，就传世汉印和印谱所见，有一百多方，且都是私印，出土汉印中也有以隶书入印的，但都是殉葬用的明器。 2、汉印继承秦的传统，仍以阴文为主。官印全用阴文，凿铸都有。西汉官印多数采用铸印，罗福颐先生说：“西汉官印文字多半整齐端重，出铸造者较多，用此标识可十得七八而已”。殉葬印多凿印，颁授蕃邦属国头领的印章多为凿印。凿印中有一种“急就章”。都是些将军印，据说是应付军事急需，临时在铜质印坯上草草凿刻的，印文不拘成法。线条往往变形夸张，时有错笔漏划，凿印细浅，刀痕清楚，刀法劲猛，粗拙自然，天趣横生，是汉印所独有的风格。“伏波将军印”在宁夏固原草庙出土，为龟钮镀金铜印，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以马援为伏波将军。 3、汉代官印皆方形，大为汉尺的方寸——2. 3厘米左右见方。西汉初期稍大，有的大至2. 6厘米见方，不列品秩的乡官等，才用方寸之半的“半通印”。私印种类增多，出现了“臣妾印”。私印大小没有规格，多在1. 1厘米至2. 3厘米之间，小于官印。 4、西汉初期的官印，仍保留田字格，和秦印容易混淆，以后边框界格都逐渐消失，这是与秦印的显著区别。 5、汉印的章法布局丰富多样，往往能从整体出发作多种安排，结构谨严工稳，构思精巧，虚实相生；笔划横平竖直，同一个字的笔划距离大致相等；大方浑厚、朴拙天成，到东汉时期，字体的笔划趋向粗拙，与古玺秦印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6、官印印文除四字外，还有五字、六字，甚至更多字的。王莽新朝印文无四字的，多是五字或五字以上。五字印分三行，最后一个字，如“印”“章”等独占一行，是它的特色。 7、汉代官印制度严密，诸候王、三公、列候、丞相等用金印，官阶在二千石的用银印，千石以下用铜印。皇帝、皇后用螭虎钮，王候及秩比二千石的用龟钮，千石以下用鼻钮，佩印，配印的组绶也有具体的规定，等级森严，品秩井然。但私印没有严格规定，用料有金、银、铜、玉、玛瑙、琥珀、石、木、琉璃等；印钮也多种多样，达20余种。私印朱白文都有，西汉中期还出现朱白文相间的形式，汉私印往往在姓名后加刻“印”、“之印”、“印信”、“私印”等字样，这也与秦印不一样。 8、汉印形制比秦复杂，有一面印、两面印、套印等。官印一般只有一个印面。私印中两面印盛行，即一个面刻姓名，另一面刻表字、臣妾、吉语或图象，或者两面都刻吉语或图象，中间横穿一孔，穿上丝带，作佩带使用。西汉中期还出现了套中，在一个大印中套一个小印或两个小印。两面印先秦已产生，远不如汉代普遍，套印创始于汉代，却流行于魏晋。 9、汉代吉语印，常见的有“日利常吉”、“出入大利”、“出入大吉”、“宜官内财”、“长幸”、“长贵”、“日贵”、“至富”、“乐未央”、“宜子孙”等，少数还在吉语前后加刻姓名，如“高成长幸”、“大利林安”等。图象印发展到汉代更加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一般的肖象、动物外，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人物、车骑、建筑等，吉语印、图象印中不少是两面印。 10、汉印中的殉葬印内容十分丰富，殉葬的官印，一般用铜或石木玉等材料制作，凿刻草率，与汉代的铸官印大异其趣。 总的说来，汉印的特点突出，它以阴文为主，采用缪篆，方中有圆，圆中见方，工而不板，带有隶意。总的风格是端庄厚朴，匀称方正，构思精巧，气度从容，毫无后代印章的做作之感，汉代印章艺术成就卓卓，后来用“巅峰”、“顶点”等字眼来形容它，把它与晋代的书法，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和宋元绘画相比拟，成为历代篆刻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明清以来的篆刻家都以“法秦宗汉”为正统，主张“摹印由来溯汉秦”。秦汉印章艺术对后代印章篆刻影响深远，是我国印章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深圳市书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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