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及其收藏之日本古文书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别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今枝城市)人，是中国清末民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学者和书法家。

清道光十九年春，杨守敬出生于宜都一个商人家庭，其祖、父开设多家店铺。四岁时，其父去世，家业由祖父掌管。生长在这样的环境，杨氏自幼即富于商业头脑，五岁时就在店中数钱，十一岁时就奉祖父之命去姑父孙氏所开店中习商，次年回自家店中照料店务。杨氏成年后就曾自设店铺，为人处世亦极精明。

杨守敬天资聪明，六岁起就由母亲教他读书识字，八岁开始随一覃姓老师读书，九岁学作文，十岁随一谢姓老师读书，十四岁随朱凤池老师读书，同年参加宜都县考，得第十三名。十八岁时参加府试，但三场都落第。十九时师从朱槐卿，学得写文章迅速成篇的能力，同年杨氏在县试和府试中五场都获第一名。但二十岁参加乡试、二十一岁参加恩科乡试都未中，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二十四岁时才在乡试中获八十名，成为举人。此后杨氏七次赴北京参加会试，但全部名落孙山。最后一次他已四十八岁，从此“绝意科名，专心著述”。

杨氏为秀才时就开始坐馆(当家庭教师)，先后在家乡、北京、山西高平县等处为富人或官宦子弟授课。杨氏家中开有米店，生活无虞。他从三十五岁起亲自从商，在北京向好友潘存借银子八百两，请同乡商人张云陔从北京贩买蘑菇到湖北，但钱被张云陔挪用，经营失败。三十八岁时见经营纸业颇能获利，又向族人借款开设纸行，自任经理。四十岁时将纸行交给其弟杨先三，自携所著《楷法溯源》一书的书版去武昌卖书，获利颇丰。

三十七岁时，经何如璋向天津商人介绍，杨守敬首次鬻字，他的书法作品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卖得一百五十元。此后，他五十八岁、六十八岁时都曾到上海卖字；七十一岁时住在上海怡和洋行总办甘翰臣家中，“求书者踵接于门，日不暇接，继之以夜”(《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八岁和七十一岁时，两次去两江总督端方衙署，为其所藏金石碑版鉴定题跋。

尽管杨守敬在科场连续失利，但七次去北京使他结识了不少名流学者，如潘存、邓承修、何如璋、李慈铭、龚橙(龚自珍子、段玉裁外孙)、袁昶、谭献廷等。何如璋出任清朝驻日本公使，招杨氏为随员，去驻日本公使馆供职。杨氏于四十二岁时到达东京，次年黎庶昌改任驻日公使，杨氏留任，在日本四年，于四十六岁时回国。在此期间，杨氏搜罗日本汉文古籍，为黎庶昌刻成《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二百卷，大多是在中国已经失传或散佚的古籍，于光绪十年(1884年)刊行。同年，杨氏又撰成《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行。杨氏在日本的四年不仅是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早在二十岁时(清咸丰八年，1858年)，杨氏对地理学就有了兴趣。当时余杭郑兰因避太平天国战事，借居宜都杨氏屋中。杨氏在郑兰晒书时见到一部《六氏舆地图》，即借去影绘了两部，受到郑兰赞赏。第一次入北京时，曾与邓承修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三十八岁时又在武昌东湖饶敦秩家继续编撰，于光绪五年(1879年)刊行。至光绪末年，杨氏对此图又作修订，六十八岁时重订《历代沿革险要图》及《春秋地图》。杨氏又在学生熊会贞的协助下，继续编成了全套《历代舆地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杨氏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作自序云：

四十年前，余在京师，与归善邓鸿胪承修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光绪戊寅，复与东湖饶君敦秩增编而刊之。岁久漫漶，鄂中、沪上、西蜀均有翻本，而讹谬滋多。拟重镌之，未暇也。迩来日本河田熊者，就余书删并，竟以南北朝为一图，而图中只题刘宋、北魏两代，岂知南之宋、齐、梁、陈，北之元魏、齐、周，其疆域州郡，分合不常，乃以一图括之。五代十国，亦只一翻，反谓余图为疏略，其诬妄何可言！使初涉亥步者，惊其刻印之观美，不考其事实之有无，贻误后学，匪浅鲜也。乃嘱门人熊会贞重校之，亦间补其缺略。吾愿读此图者，勿徒观其表焉可也。

《历代舆地图》因卷帙浩繁，分批完成并陆续刊行，具体年代和图幅如下：

光绪三十年(1904年) 前汉地图；三十二年 春秋地图、《历代沿革险要图自序》；三十三年 三国地图；宣统元年(1909年) 战国、秦、续汉、西晋、东晋、刘宋、萧齐、隋地图；二年 明地图、北魏、西魏地图；宣统三年 十六国、梁、陈、北齐、北周、唐、五代、宋、辽、金、元地图。

这套图采用“古墨今朱”法套印，同时显示古今不同的内容，从春秋战国至明代，凡见于先秦典籍及正史《地理志》上的可考地名，基本都已绘入，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前，还是中国历史地图中最重要、最富学术价值、最全面的一种，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个里程碑。 1954年，毛泽东询问历史学家吴晗，读中国古史时如何能了解古地名之今地在何处，吴晗推荐了杨守敬此图，又指出此图翻检不便，所用地名均为清末，与今地名不同，建议加以改编。毛泽东采纳吴晗建议，命吴晗组织“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并召先师谭其骧先生进京主持。此后几经周折，方决定新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至1989年初出全八册。

杨氏的其他地理著作还有：《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补遗一卷，光绪二十一年刊行；《晦明轩稿》二卷，《续稿》十卷，光绪二十六年刊行；《汉书地理志校补》二卷，光绪二十六年刊行；《水经注图》四卷，《补》一卷，光绪三十一年刊行；《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光绪三十一年刊行；《水经注疏要删续补》，宣统元年刊行；《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未刊；《禹贡本义》一卷，光绪三十二年刊行；《三国郡县表补正》八卷，光绪三十三年刊行；《湖北江汉水利议》，光绪三十四年刊行。在他选刻有的《古逸丛书》和所著《日本访书志》中也翻印或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地理书。杨氏致力于《水经注》研究，晚年在学生熊会贞协助下撰成的《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集中国对《水经注》研究之大成，其成就空前绝后，至今仍无人能够全面超越。

杨氏六十一岁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电邀任两湖书院教习，主讲地理一门。六十五岁时，朝廷开经济特科，张之洞与两江总督端方合词保举，称其“老成夙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历朝沿革险要熟洽精详，著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罗振玉曾将杨氏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合称为清代三绝学。当代历史地理学家也充分肯定杨氏的杰出贡献。 杨守敬与日本汉籍和古文书发生关系，是在他到达日本任公使随员以后，他在《年谱》中称：

先是，余初到日本，游于市上，睹书店中书，多所未见，虽不能购，而心识之。幸所携汉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见；又古钱古印，为日本人所羡，；以有易无，遂盈筐荚。

有关杨氏搜集汉文古籍的情况，其他学者已有很细致的研究，笔者着重探索杨氏所收日本古文书及其流传过程。此方面尚未发现直接记载，但从杨氏《年谱》及《日本访书志》中仍有线索可见。

杨氏当时就注意到了日本保存了大量唐人(或相当于中国唐朝时代)手迹的事实及其原因：

日本气候，固无我江南之多霉烂，亦不如我河北之少蠹蚀，何以唐人之迹存于今者不可胜计？盖国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虽屡经火灾而不毁。至于钞本，皆用彼国之茧纸，坚韧胜于布帛，故历千年而不碎。

而高山寺和法隆寺是他特别注意搜集的地方：“日本崇尚佛法，凡有兵戈，例不毁坏古刹，故高山寺、法隆寺二藏所储唐经生书佛经，不下万卷。即经史古本，亦多出其中。”尽管他没有具体提到从高山寺和法隆寺搜集到了日本古文书，但从目前所见文书多为来自高山寺一事推断，他携回中国的文书也应该有出自法隆寺者。 由于杨氏在《日本访书志》中没有著录这些零星的、不成书、不成卷的文书，我们还无法肯定它们的流传过程，只能根据杨氏藏书的保存和移 动经过作些推测。

杨氏回国后即任湖北黄冈教谕，五十岁时(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黄州筑邻苏园(因城北有苏东坡赤壁而命名)以藏书，这些古文书也应该收藏于此园。六十四岁(光绪二十六年，1902年)任两湖书院教职时，于武昌菊湾买屋，次年建书楼，邻苏园的书籍文物均应迁至此楼。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杨氏避居上海，书籍留于武昌，由仆人守护。以后得知，因日本人寺西秀武向民军都督黎元洪请求，黎元洪特意在杨宅门上张贴告示：

照得文明各国，凡于本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有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爱敬，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杨氏命家人将武昌所藏图籍全部运至上海寓所。民国三年，杨氏被总统袁世凯聘为参政，移居北京，将上海图书陆续运去。至民国四年(1915年)1月9日，杨氏在北京逝世。

从目前杨氏所藏日本古文书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博物馆一事判断，在杨氏历次迁移中，这批文书的主要部分并未随迁至上海和北京，而是与《历代舆地图》《水经注图》两书的本板一起，留在武昌旧宅，至1963年10月23日，由杨氏的孙子先梅及其子树干献给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目前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杨先梅、杨树干呈文手迹云：

今将先祖杨守敬先生遗著是业经刊成的《历代舆地图》及《水经注图》两种版片全部，捐献呈于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恭请保管，理合开具清册于下：……

关于这批木板的保存经过，呈文云：

上列图板，原存于武昌斗级营街寓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为了保存起见，冒日寇飞机轰炸之危险，用小船分三批运往汉口，租屋保存。因租金奇昂，一迁于汉润里，再迁于□□里，最后又迁于汉口郊外农民家。时日寇侵犯汉口，见欲毁之，经农民泣求始免。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始迁于现居之满春巷。

呈文没有提到这些古文书，或许因当时不受重视所致，但从木板以后一直由湖北省博物馆保管分析，文书也应在此时由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接收，再移交博物馆的。现在由山东某私人收藏的一部分文书，也是由武汉杨氏旧宅中流出的。

从上海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都藏有零星文书看，杨氏在世时将图书迁往上海、北京的过程中，也已带出部分日本古文书，以后才陆续流入他人之手。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文书主要来自周叔弢家。这样看来，这些文书还有流散在其他地方的可能。但由于中国学者或收藏家往往将这些文书误认为敦煌文书，或古人写经，所以如不进行全面普遍的调查，将难以发现，除有明确著录(如记有高山寺或日本其他寺院、年号者)者外，一般也不易鉴定。

最近，承友人靳飞先生告知：庆应义塾大学所藏斯道文库中，有森立之的七册手稿《清客笔谈》。森立之是杨氏当年访书的主要中介，杨氏称：“日本收藏家余之所交者，森立之、向山黄村、岛田重礼三人，嗜好略与余等。其有绝特之本，此录亦多采之。”《笔谈》中除森立之抄录的谈话记录外，还有杨氏用于笔谈的原稿。因正值寒假，未能看到书稿，不知其中是否有关于这些文书的内容。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云：

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犹忆前数年有蔡姓者，载书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饶季音得南宋板《 吕氏读书记》一部，据云宋元椠甚多，意必有秘笈孤本错杂于中，未知流落得所否？今余收拾于残剩之后，不能不为来迟恨，亦不能不为书恨也。

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板尚不甚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本，亦视为秘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之视为奇货，固余所厚望也。(近日则闻什袭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每个国家都可能因种种原因使古籍文物遭受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收藏、抢救都有益于文化的保存，都有益于全人类。杨守敬当年的行动为保存中日两国的古代文明，为促成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而今中日学者共同开展对在华日本古文书的调查和研究，使杨氏保存文化的贡献得以发扬光大，其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