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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佳 开发雄安，土地征迁首当其冲。尽管具体的征迁安置政策尚未公布，但是基本思路却已经确定。 据悉，雄安将实施“一次性补偿与持续性收入相结合”的新政。 新区的拆迁补偿政策，不按户，只按人和宅。 每一位拆迁者至少有三部分利益：一是房子，二是可供出租的房子，三是可供出租的商业门脸儿。 在这三部分利益中，不选房子还可以退钱款。 土地征迁政策性强，牵涉到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多方面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征程上一道必须攻坚的难关。雄安应在科学调研和民主决策的基础上，精准出台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政策措施。 中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征迁方式与土地私有制国家截然不同。我们有先进的制度和体制优势，故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拓展自身的优势，切忌在土地征迁中出台一些不符合国情民意以及会抵消这一独特优势的短视政策。 评价土地征迁政策的正与误或得与失，关键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别，有利于确保社会的公正与公平，有利于转变党风、端正政风和重树淳朴民风，有利于调动全国人民奔小康的进取心和积极性？ 在出台土地征迁政策时，必须认真理顺和处理好以下几大关系。 一是遏制炒房歪风和实现民有所居。 以往各城市的土地拆迁政策，往往都是直奔实现民有所居之主题。雄安则为拆迁者送上了“持续性收入”的大红包，多分配的出租房和商业门面房，不仅为拆迁者加了两道福利保险，并且还是一种可以实现代际间财富传承的利益分配新方式，这在国内甚至在世界上，都算得上是首创。 从表面看，上述设想能与雄安“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相对接，有助于制止住房买卖炒作，更能让每一位拆迁者拥有称心满意而又天久地长的获得感。但是从长远看，此举却有可能会成为房租炒作的导火线，并蜕变成为一个新的无解难题。 拆迁户手里掌控着大量闲置的住宅和门面房资源，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一位房主都有高价出租房屋的动机和欲望。只要稍稍出现炒租的风吹草动，绝大多数人都会迎风而上、顺势而行。 出台此项政策，究竟是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大政方针相向而行，还是相背而行？请各级决策部门慎重论证和鉴别。 二是实现宜居宜业和促进地方财政健康运行。 前几年国内各城市在征地拆迁中，曾经施行过实物安置和货币化安置等不同的政策，结果均不尽人意。其中最大的难点是：高额的补偿已经远远超出了地方财政的承受力。 雄安开发，举世关注。从北京疏解过来的非首都功能定将裂变出新的生产力，雄安也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和财富的新汇聚地。然而由于雄安土地征迁所支付的经济代价，将出现大跨度的升级加码，故必然会使债务包袱变得更加硕大和沉重。 再说各城市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都能以巨额土地竞拍收入为支撑，土地开发后还能增辟多条税收渠道。雄安已果断摒弃了土地财政，大部分土地资源并非是在合力开发效益可观、前景璀璨的创利产业，而多是提前用于发展投入高、回报慢的绿地和森林。 雄安财政是否有能力长期支撑这种高投入、低效益的开发模式？这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三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提升市民生活质量。 若着眼于短期效应，上述新政确实能让拆迁户享受到巨大的改革红利。然而，好的政策应该是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授人与渔和扶上马、送一阵，而不是授人与鱼，更不应助长不劳而获之风。 当然，确实会有一部分拆迁者能够通过日常的租房经营、特别是利用商铺发展特色民营经济，走上新的致富之路。但是还会有数量更多的拆迁户，在获得从天而降的拆迁财富之后不思进取，沉溺于享受各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安逸新生活，有的甚至还会试水高消费和黄赌毒，最终就会自酿新的返贫悲剧。 由此可见，隔代传富的设想尽管很美好，其结果却可能会很骨感。从长远看，“一次性补偿与持续性收入相结合”新政不仅会活化人身上的惰性细胞，同时还将严重挫伤广大劳动者的创造力和进取心。 雄安用政策和宝贵的财力资源，让拆迁户住上质量优、环境美的新型租赁房，这是时代所趋。各级政府理应引导和帮助全体拆迁人员努力学习创造财富的新手艺和新技能，学会在市场风浪里拼搏向前的本领，尤其是重点是对年青一代进行专业培训，打造高层次人才，决不是把拆迁户培养成坐吃山空的食利族和违法违纪的炒租客。 四是创新变革和彰显示范标杆效应。 我国城镇化建设是一条实现中华强国梦的必由之路，但又面临着至今仍未能真正找寻到土地高效益开发、房地产与国民经济同步协调发展良策的运行困难。雄安是全国的标杆，有责任、有能力、更应该有勇气创新变革，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征迁成功之路。 80年代看深圳 ，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相信千年大计的雄安一定能成为土地征迁的新样板，示范国内、辐射海外、造福全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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