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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三联生活周刊 2018-12-08 19:56:28
唐代墓室壁画，描绘了唐代宫女的生活情景。陕西乾县乾陵永泰公主墓出土 主笔/丘濂 实习记者/徐亦凡 关于唐代女性的形象，印象是来自《簪花仕女图》里身穿轻薄纱衣、齐胸襦裙，面庞丰腴的贵族女子，抑或是《虢国夫人游春图》里以男装示人的虢国夫人，正在国家博物馆《大唐风华》单元中展出的《携婴饲鸟出行图》所描摹的穿着波斯胡服的侍女。诸种风貌，不仅有文字记载，还有陶俑、壁画、书画作品等传世文物前来佐证，这个时期妇女服饰之多元，妆容之多彩，仪态之自信。 《她世纪：隋唐的那些女性》的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告诉本刊，之所以唐朝有这样丰富的女性个体存在，是开放与包容的社会风气使然。李唐王朝和鲜卑有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唐政权中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基因，游牧民族中男女地位更为平等。 在唐代女性人物中，要论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首推武则天。《隋唐时代：绚烂的世界帝国》一书的作者气贺泽保规说道：“唐朝是这样一个时代，具有容忍武后这种人物存在下去的客观环境。”这样的环境，除了继承游牧民族“女性的泼辣勇猛”，还有较轻的思想束缚——文学教养比儒教伦理观更受到重视。 
一幅武则天的壁画图像 武则天：女性通往权力巅峰之路于赓哲提到了游牧民族有“收继婚”的风俗，即女性在丧夫之后，可以嫁给丈夫的男性亲属。武则天如此，之后的杨玉环也有相似的经历。 可以说武则天刚进宫的时候对于权力并没有什么概念，否则也不会在太宗的宫中默默无闻13年，也只是一名五品的才人。就是这样孤独寂寥的生活，让她决定开始接近在病榻前照顾太宗的皇太子李治，并建立起了男女关系。有了这重情感联系，就为之后即位的唐高宗李治把武则天从感业寺接回宫中埋下了伏笔。当时高宗的王皇后同样鼓励他把武则天接回来，因为能够限制另外一位萧淑妃的气焰。可以说，武则天再次回宫就深陷于后宫的政治网络之中。 武则天和王皇后的背后各有不同的支持者。《剑桥中国隋唐史》这一章节的作者认为，与其像陈寅恪那样，把两个阵营的支持者简单归类为有着世袭贵族特权的“关陇集团”和另外凭借科举进入官场的“山东集团”，不如把这种矛盾描述成是“已经掌权的、要维护既得利益的人和那些把拥立武则天当作自己升迁手段的人之间的斗争”。武则天的政治天赋，让她能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史书记载，让高宗废掉王皇后的直接原因，是武则天刚诞下不久的女婴被捂死，栽赃陷害了王皇后。不管这位惨死的小公主究竟为谁所害，我们都能从之后高宗决定在一场揭秘谋反的行动后，将王皇后的舅舅、宰相长孙无忌发配边陲的决定中看出一些端倪——太宗为儿子留下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辅政集团，摆脱这些权臣的束缚就成为李治的愿望。表面上武则天是为了皇后之位，实际她和李治属于同一条战线。 武则天当皇后期间，不仅用政治权谋去处置反对她的人，她也参与新政策的制定，铺垫了她后来的称帝执政。比如她实行对文学的赞助，组织起学者班子，来编纂《列女传》《臣轨》和《乐书》等著作。这些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名叫“北门学士”的秘书班子，为武后起草奏折或者决定某些政策，而这本身应该是宰相们的职责。另外是她对于佛教的支持，废除了唐太宗在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从此两种信仰平等。武则天称帝之前，让人撰写《大云经疏》（《大云经》的宣讲本），联系自己去附会解释《大云经》中的天女将君临一国的预言。她还在全国修建大云寺，掀起一拨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这都离不开佛教徒的支持。 武则天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周。女性成为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学者孟宪实认为，武则天在成为女皇之前已经牢牢控制了最高权力，继位者的性别究竟是男是女，到那个阶段已经不重要了。还需要注意的是，武则天那时的身份已经从妻子变为母亲。在封建社会的家庭中，女儿和妻子的地位低下，母亲却能得到一定的尊重。孟宪实说，武则天的拥戴者正是牢牢把握了这个要点，以孝道中母亲的概念为突破，使得男尊女卑不再成为女皇的障碍。 
唐代墓室壁画，描绘了唐代宫女的生活情景。陕西乾县乾陵永泰公主墓出土（张雷 摄） 武则天的成功，让她成为唐朝宫廷女性想要模仿的榜样。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的韦后是最想重走武则天之路的人，她发动宫变扶少帝即位，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可惜韦后并无足够的政治智慧，在唐隆政变中被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联手推翻；上官婉儿从婢女身份到拜为昭容，在武则天和中宗时期都作为政治智囊得到重用，野心勃勃与韦后、武三思等势力勾结，最后在政变中被视为韦后势力剪除；太平公主在神龙革命凭借扶植中宗李显的功劳权倾朝野，势力压过太子李隆基。但公主所谋之事多为一己私利，政治才干也远比不上母亲武则天，最终还是被迫自尽。她们没有一个人达到了武则天的成就。除了她们的政治素养和胸襟魄力不如武则天之外，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马克梦指出，武则天给女性提供了参政可能，但“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女性官员的政治参与体系化”，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在政治环境中充分锻炼执政能力，“因此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当政女人的错误与不成熟”。武则天的成功有她个人不世出的才华与魄力，也必须承认有偶然因素的叠加。 武则天之后的政治秩序强化了对女人干政的排斥。唐玄宗李隆基不仅弱化武则天一朝的执政痕迹，还重建内廷制度，以避免后妃权力膨胀，对公主也限制食封采邑规模，他即便再宠爱武惠妃与杨贵妃，也终其一生都未再立后。 
一幅描摹杨贵妃正要上马的图画 杨玉环：贵族女性的婚姻与日常杨贵妃的人生和大唐国运确实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可是拨开历史的迷雾，她首先是杨玉环，宏大叙事不关心她的婚姻细节与日常生活，但这些一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是展现唐朝贵族女性生活的典型剪影。 天下女子众多，为什么偏偏是杨玉环成了贵妃？在这里，高力士是不得不提及的人物。唐玄宗痛失武惠妃后深受打击，高力士认为需要美貌的女子来抚慰皇帝。杨玉环被高力士选中，除了姿色过人，重要因素还在于高力士需要维护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在唐代，结婚最看重门第，追求“选婚华族”，皇帝选妃也需考量其政治背景。高力士虽姓高，但《旧唐书》有记载：“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来三思第。则天召入禁中。”这说明高力士出自武氏家族，必然要维系其利益。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说明高力士与“玄宗一生之政治生活发生密切关系”，即便是位及宰相或将领，也未必比得上高力士在玄宗朝的地位。 杨玉环系出名门。虽然她早年丧父且父亲官职不高，但先祖是弘农杨氏，和武则天的母亲同出一族。陈寅恪认为，杨玉环算不得武氏的近亲，但从她曾嫁于寿王李瑁这一点来看，说明也属于李武韦杨这个集团。如果要从这个集团内遴选美人，杨玉环显然是高力士认为“宜充掖庭”的最佳人选。但这也表明，杨贵妃被赞色艺无双，却未必真的冠绝大唐王朝。按于赓哲的话来说，更可能只是这个婚姻集团内部的佼佼者。 可见在美貌之外，杨玉环的婚姻被赋予了更多政治意味。对于当时的贵族女性而言，政治性婚姻是不得不接受的宿命，频繁的联姻使得高高在上的公主成了政治婚姻市场的代币。像远嫁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肩负着沉重的政治使命，对和亲的公主而言，巩固大唐和藩镇间同盟远比婚姻本身更重要。 女性在婚姻中具有媒介地位与利用价值，也催生了唐朝“陪门财”现象。为了攀上门第，显贵们一心与士族结下秦晋之好，因此不少士族嫁女时借机索要巨额财产。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曾嘲讽士族“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这种嫁女必索重金的现象甚至蔓延到民间。到了宋朝，这一风气却不再延续，嫁女儿不仅无法获得陪门财，还需要提供嫁妆，确切原因难以知晓，不过《哈佛中国史》作者认为，这导致女性在跨家族网络形成时重要性衰减，嫁女儿带来的财产损失使得上层女子的地位也有所下降。 唐朝贵族女性拥有相对瞩目的社会地位，她们也更容易成为政治牺牲品。杨玉环成了杨贵妃后，深得唐玄宗宠爱，杨氏家族也由此一荣俱荣。贵妃的哥哥杨钊得到皇帝赐名“杨国忠”，并当上宰相，三个姐姐也都诰封国夫人，风头无两，富贵荣华，甚至连公主见了都得避让三分。杨贵妃更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在后世写下的故事中，比如“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荔枝掌故，被演绎为二人骄奢无度的证明。但汉学家薛爱华在《朱雀：中国唐代的南方意象》中提到古代一位作家的质疑：生长在南越的荔枝“一日色变，二日味变”，等送到大明宫时恐怕早已不复新鲜。即便是驿马相送，也难在酷暑天从南方到北方保持原样，因此为贵妃快马送鲜荔枝的故事可能也存在想象。 事实上，杨贵妃恐怕并非“安史之乱”的真正原因。尽管杨国忠拜相的确得益于杨玉环，杨氏家族也很多时候影响着皇帝决策，但朝纲混乱与贵妃并无太大干系，她本人也与朝政无涉。于赓哲曾对此做过分析，安史之乱“清君侧”的对象是杨国忠，此人能力低下却非常贪婪，这体现出皇帝在任命宰相上的失职，包括此前的李林甫，都全无开元时期姚崇、张九龄等人的才干。此外，贵妃本身没有弄权的条件，唐玄宗的母亲被武则天杀死，登基前经历了与太平公主、上官婉儿、韦皇后等一众女性的较量，因此于赓哲称其“是一个以消灭女人专政为目标的人”，即使年老也不可能让贵妃有机可乘。而杨玉环本人也没有对政治权力的欲望，史籍中并无相关记载，她所享受的仅仅是儿女之情，和野心勃勃的武则天与太平公主等人并不相像。 杨玉环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可能难下定论，但她倒货真价实带动了唐朝女性的审美潮流，放在今天来看，想必会是最具号召力的时尚博主。 杨贵妃的首要特点便是身形丰腴，与汉代赵飞燕以“燕瘦环肥”并称。唐人并非一直偏爱丰满身材，就在开元初年，社会上还保持着武周时期高瘦挺拔的审美取向，但在唐玄宗统治的第二个十年起，也许是太平盛世物质丰盛的缘故，女性身形变得丰腴，衣衫也愈发宽松。杨玉环所承载的，正是以胖为美时期对唐朝美人的所有想象。天宝年间墓室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也都体态丰满，佐证了这一时代潮流，这与史料对杨玉环的描述也是相符的，《旧唐书·后妃传》记载“太真资质丰艳”，五代笔记《开元天宝遗事》称“贵妃素有肉，至夏苦热”，宋代《杨太真外传》写“贵妃有姊三人，皆丰硕修整，工于谑浪，巧会旨趣”。 唐朝风尚发展的一大特点是从皇宫走向民间，上层社会流行什么，平民女性也争相仿效。杨贵妃在服饰和妆发上的许多偏好都在当时成为最受欢迎的时尚印记，“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比如石榴裙，一种裙腰高束的红色长裙，唐玄宗最爱看杨玉环身着这种红裙在石榴花丛中跳舞，群臣却很是不满，见到贵妃不愿行礼，玄宗便下令大臣们见到杨玉环必须行礼，这正是拜石榴裙的由来。石榴裙的风潮很快扩散到宫外，贵族女性也均以着此裙为时尚。 这一时期的宫中女性还有着男装的爱好，这与李唐王朝的尚武习气有关。刘肃的《大唐新语》记载：“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后来出土的唐代女佣中也有不少身着男装做骑射状。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一般推测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便是其中一个着男装者。这一风气在开元和天宝年间最盛，无论宫里宫外都风靡一时。而贵族女性显然是当之无愧的潮流制造者。 除了衣着，杨贵妃在妆饰上也常常别具一格。唐朝女性偏爱艳丽浓妆，在敷粉后会以胭脂晕染在两颊，杨玉环却作“白妆黑眉”，只扑粉不施朱，如同哭过一般，这种“泪妆”引得后宫女性纷纷追捧模仿。虢国夫人也爱此妆容，杜甫的《集灵台》有诗句为证：“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唐朝女性妆容变化颇多，但贵族女性闲暇更多，有大把时间钻研妆容衣饰，比如常见的柳叶眉、远山眉、峨眉之外，她们还发明出奇特的“八字眉”；甚至泪妆也算不得离奇，唐朝还兴起过“血晕妆”，《唐语林》中提到“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想来很是吊诡。但女性在时尚中的标新立异，也显现出唐朝社会审美的多元与宽容。至少杨玉环作为皇室成员，有足够空间与自由彰显女性的自信和风貌。 
清代画家改琦创作的《元机诗意图》，描绘了唐朝女诗人鱼玄机倚坐展卷的样子 鱼玄机：道观里的自由武则天和杨玉环故事再丰满，终究只是皇室女性的侧写，还原大唐妇女如果失去平民视角，那必然是缺憾的。正史负责留下权力阶层的烙印，却不会给鱼玄机这种平民才女添上一笔。尽管饱受争议，晚唐女冠诗人鱼玄机的才华和悲剧性使其成为管窥唐代女性风貌不可或缺的人物。 关于鱼玄机的史料其实并不翔实，散见于唐人编撰的《全唐诗》《唐才子传》《三水小牍》以及宋朝的《北梦琐言》等文学作品中，各处说法还有颇多出入。除了被公认有才华，鱼玄机在后人笔下还因生活作风开放受到不少道德批评。但通过这些散落的资料，可以大致拼凑出鱼玄机短短20余年的生命经历，从她的诸多人生剖面中，我们可以暂且抛却后世或片面或囫囵的评述，尽力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唐朝平民女子及她们的人生。 鱼玄机生卒年份均不确切，大多说法是出生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卒于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玄机”并非其本名，在入道观前，鱼玄机名叫鱼幼薇。尽管出身寒门，按照《北梦琐言》所讲，鱼玄机从小就“甚有才思”，《唐才子传》形容她“性聪慧，好读书，尤工韵调，情致繁缛”，唐末皇甫枚《三水小牍》也记载其“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可见鱼玄机在样貌和诗文功底上的出色是人所共识。如果说有副好皮囊只是老天赏饭吃，她在文学才华上的显山露水则一定程度受益于教育。 有记载称鱼玄机的父亲曾悉心栽培女儿，因此她5岁能诵诗，7岁会习作，很快就在周围小有声名。像鱼玄机这样的平民女子受教育在唐朝并不罕见，不同于其他朝代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唐代的教育风气从贵族走向平民阶级，也从男性渗透向女性。这一时期的女性教育依然延续以礼教为核心，但主流思想也提倡妇女知书明理。唐代作家李华在《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写过：“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唐朝并没有针对女性的公共教育形式，但科举制带来的私学兴办大大惠及了底层民众，女性也间接受益。不过无论贵族官宦还是平民百姓，家庭教育才是女性最主要的受教育方式。 学者高世瑜在《唐朝妇女》一书中将女性所受教育分为四类：道德礼法、女红家务、典籍文化、音律丝竹。一般的平民家庭侧重前两类教育内容，由母亲教育女儿的“为妇之道”，不过有些普通家庭中会有父兄指点女性学习诗赋文章，比如鱼玄机就受教于父亲。由于唐朝才女频出，不少有文化的女性也能教授子女识文断字，且因此成为史书中的“贤母”。事实上，不仅是平民女子，唐朝不少婢女和倡优都通诗文晓书墨，足见这一时代女性受教育的相对普及。 鱼玄机才情斐然，婚姻却坎坷多舛。15岁时，鱼玄机嫁给状元李亿（字子安）做妾室，因不容于善妒的正妻裴氏，婚后不久在长安咸宜观出家做了女道士，即女冠，并更名鱼玄机。尽管鱼玄机进入道观并非自愿，但女子出家做女冠在唐朝不算什么凄惨结局，道教崇尚的自由平等与女神崇拜吸引了众多妇女入道。这一流行从唐朝公主崇道的比例就可见一斑，据《唐会要》和《新唐书》记载，李唐王朝的200余位公主中，先后有玉真、文安、永嘉等14位公主出家做了道士，最出名的太平公主曾两度入道，第一次是为了武则天之母祈冥福，第二次则是为了规避远嫁和亲。还有不少公主入道就是为了摆脱纲常伦理管束。 对于贵族女性而言，入道后依然可以锦衣玉食，还有额外的好处在于生活可以更加自由，不受礼法拘束。除了主动选择，更多普通女性可能与鱼玄机的命运类似，因现实中的挫折而选择入道。不论自愿与否，道教的确为她们提供了逃离世俗礼教的去处，由于道教在唐朝曾被奉为国教，这也使得女冠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对于鱼玄机这样的才女而言，成为女冠带来的自由恰恰成了展现才情的途径。 在唐朝，道观是具备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公共空间，正是在这里，鱼玄机得以结识更多的名士，与温庭筠、李近仁、李郢、左名场等人诗词酬酢，唱和交际。道观不将世俗的家庭责任之累加诸女性，而提供更开放的社交空间，使女冠们得以充分开拓眼界，在与文人的交往中浸染诗书文墨。 在后世可见的鱼玄机50首诗作中，表达相思情意和往来唱和的作品是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并且大部分创作于入道之后。从文学价值而言，以鱼玄机为代表的一批女冠诗人不仅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诗歌数量，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开放观念，尤其是不讳言情的表达成就了不加矫揉的真实与可爱。“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江陵愁望寄子安》），“愿得西山无树木，免教人作泪悬悬”（《折杨柳》），这些都是鱼玄机经典传颂的爱情诗句。另有数篇与道教体悟相关的诗作也独有女性的清新灵动。 但过度恣意纵情的生活也为鱼玄机招致了骂名。与丈夫李亿分别后，鱼玄机曾痴情等待过他接回自己，她在至少五篇诗作的文题中提及李亿，但最终等到的还是被抛弃的结局。或许正是婚姻的挫折催生了鱼玄机后来的不羁。《三水小牍》里写，她在咸宜观外贴出“鱼玄机诗文候教”，自此开始了与风流名士们“鸣琴赋诗，间以谑浪”的生活，留下不少暧昧不明的缱绻韵事。鱼玄机的转变除了与自身遭遇有关，道教不设男女之大防的观念也影响了她的作风。这一时代的道教受到狂热追捧，却不像佛教有完备的规范戒律，更不压抑人的欲望，反而认为男女之交天经地义。 因此，女冠的风流冶艳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不仅是鱼玄机，与之齐名的女冠诗人李冶、薛涛也多有相似情状，在诗文中也直抒情爱，鱼玄机就曾写过“焚香出户迎潘岳，不羡牵牛织女家”。尽管唐朝社会风气开放，但由于有违于传统礼教观念，这使得女冠在历史学家笔下被与坊妓并举。也许从社交活动上看，这二者都与异性过从甚密，但女冠与坊妓却并非同一社会阶层，前者也不需要仰男性鼻息生存，鱼玄机就曾多次拒绝不喜欢的求爱者。 鱼玄机被贴上“荡妇”的标签，实则也是卫道士的一家之言。哪怕是唐代公主，也常常会被定性为声名狼藉，美国汉学家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中评述称：“仅仅是因为对个人自由的坚持或是所谓的放荡生活，她们是正统历史学家笔下所有独立自主或者有权势妇女的共同特征。公主们有时出家当道姑，并被奉为道教女仙……使她们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但也被谴责有淫荡行为，这又是人们对独立自主女性的刻板印象。” 鱼玄机的人生走向终点，则是因为被怀疑妒杀婢女而处以极刑。她的人生拐点与终结，似乎都离不开感情纠葛。但悲剧的起点，在于鱼玄机作为李亿妾室的遭遇。在重视门第的唐代中，平民出身的鱼玄机终究难以改变在婚姻中的卑下地位，不仅和正妻地位悬殊，甚至算不上与丈夫有正式婚姻关系。在蓄妾成风的背景下，姬妾沦为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是维护宗法和尊卑等级的必然——事实上，唐人也多称“买妾”而非“娶妾”。鱼玄机所代表的纳妾悲剧，是这个已经算得上封建女性的黄金时代里，依然潜藏的深深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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