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明代贵州驿道交通一直处于变迁之中。明初洪武年间，随着平滇军事行动的胜利，明廷在贵州境内建立起五条驿道。明初明廷重点经营的是普安路与乌撒路，于道路沿线设置多处卫所，大量汉族移民随之而来，成为维持道路畅通的主要力量。此后贵州的驿路交通常常受到少数民族的侵扰，时而阻断、时而畅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明朝中期在贵州重点经营的仍是普安路，对道路沿线土司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另外终明一朝源源不断的由四川、广西向沿线地区运输粮食。嘉靖以后文献中多以 “一线之路”即主要经由普安路与内陆交往，来形容贵州的交通格局。以万历二十四年（1586）播州杨应龙叛乱为节点，此后贵州政局动荡，土司叛乱此起彼伏，“一线之路”随之时而阻断，时而畅通。明代贵州驿路的变迁与军事战争、民族分布、经济开发进程以及明廷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等因素息息相关。 贵州官方驿站交通初建于元代，到了明初随着大量卫所军事移民的进入，才稳固下来。因此明代贵州驿道交通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丰硕。目前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类。首先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如闫平凡的《明代贵州驿道史料钩沉》，所收史料详实。其次是驿递站点的地理考释，杨正泰在《明代驿站考》一书中考证了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境内驿站的今地，考证驿站数量巨大，位置精确，其中涉及到贵州的有驿41处，站19处。再者是对道路交通的研究，如《贵州公路史》第一册《古代道路交通》中明代部分，梳理了贵州道路交通的发展历程、路线与站点、管理制度，以及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文中的道路交通即包括设置有官方交通机构的道路干线、支线，又包括没有设置官方交通机构的重要道路。此外，是新的概念的提出，如最近一些学者提出“苗疆走廊”的概念。上述研究对于明代贵州驿路交通的研究可谓全面。不过目前学术界，对于明代两百七十余年间贵州地区驿路交通的变迁过程，以及影响其变迁的原因，还未有专题性的研究。因此，笔者将在前人坚实的研究成果之上，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一、贵州行省建立之前的驿道建设 元代并无贵州行省，当今贵州地域范围在元代大体上是湖广行省西部，以及云南行省东部。元代在相当于当今贵州的地域内设置有两条自湖广至云南的官方站道，即自湖广至云南的站道，《析津志辑佚》记载了这两条站道的路线。元代并未对相当于当今贵州的地域进行直接统治，而是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蛮夷官进行间接统治。元代这两条站道在贵州所经几乎全部为少数民族治理区。因此这两条站道并不一直稳定、畅通，如大德五年（1301）元军征讨八百媳妇，取道八番顺元宣慰司，由于征用当地民夫引起当地土酋与民众的不满，因而导致水东土官宋隆济，水西土官蛇节叛乱，元军未到八百媳妇，即阻于贵州。这两条站道在明代由于沿线卫所的大规模设置之后，才逐渐稳定下来，成为明清时期滇黔地区与内陆交通使用最多的道路。 明代贵州驿道交通的建设集中于洪武年间。笔者根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明实录》、《读史方舆纪要》等史料统计，明代贵州境内设置负责物资运输的递运所2个，设置于洪武年间；设置负责物资运输的站32个，其中有28个设置于洪武年间，1个设置于永乐年间，2个没有设置时间记录；设置承担物资运输职能的堡5个，全部设置于洪武年间。设置驿共计40个，其中有34个设置于洪武年间，5个最早出现在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1个设置于万历年间。可见洪武年间贵州驿、递运所、站、堡设置数量最多。这些驿、站分布于五条驿道：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普安路；贵阳府经水西至毕节的驿道；贵阳府经播州至四川的驿道；黎平府经靖州至湖广的驿道；自云南省会经贵州毕节卫、赤水卫至四川永宁卫、泸州的乌撒路。与元代相比，明代贵州驿道大为拓展。设置交通机构之外，洪武年间官方在贵州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沿沟涧架桥梁，以通道路。” 洪武年间在贵州重点经营的驿道是普安路与乌撒路。洪武年间贵州设置驿总计34个，其中有14个分布于普安路，12个分布于乌撒路。洪武年间贵州设置设置递运所、站、堡总计35个，其中有23个分布于普安路，12个分布于乌撒路。可以说明代贵州驿、递运所、站、堡大部分设置于普安路与乌撒路。 普安路是明廷重点经营、建设的道路。明朝对于普安路的经营始于洪武十四年（1381）的平滇军事行动，此次军事行动对于普安路的建设可谓极为重要。这次军事行动的行军路线主要沿普安路行进。在行军过程中为了军事情报的传递，军事人员、物资的运输而设置驿站。洪武十四年十一月设置岳州至辰州府的驿站“置马驿一十八，自岳州至辰州府凡一千八十一里，以六十里为一驿。岳州府三：巴陵县曰岳阳、曰临江，华容县曰华容。荆州府四：石首县曰通化，公安县曰民安、曰孱陵，曰孙黄。常德府八：澧州曰顺林、曰蔺江、曰清化，武陵县曰大龙、曰和豊、桃源县曰桃源、曰郑家、曰新店。辰州府沅陵县三：曰界亭、曰马底、曰辰阳。”洪武十五年二月设置由湖广通往贵州的驿站“增置湖广、四川马驿一十四。湖广九驿：卢溪县曰船溪，辰溪县曰山塘，沅州曰怀化、罗臼、冷水，曰晃州，思州宣慰使司曰平溪，思南宣慰使司曰梅溪、曰相见。四川五驿：播州宣慰使司曰柳塘、地松、上塘，贵州卫曰平坝、新溪。”此外明廷还在驿站设置粮仓，储存粮食，供应征滇军队食用。“命湖广辰、沅二州，思南、思州二宣慰司，今年秋粮自沅州至黄平凡七驿，驿各储二千石，以备大军行粮。”在明初平滇战争之时，明廷在普安路沿线设置驿站，粮仓，派兵守卫，从而实现了对于这条道路有效的管控。在战争结束之后，明军撤离驿站，集中驻守于卫所。护卫驿站的任务交由设置于驿站附近的巡检司弓兵负责“罢湖广各驿守饷军士。先是，大兵讨云南，命自岳州至贵州置二十五驿，一驿储粮三千石，小旗一人领军十人守之。至是，荆州等卫言，云南已平，将士各还卫所，而所留旗军亦宜代还。诏从其请，命旁近巡检司弓兵守之。”在战争结束之后，明廷还对普安路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治“（洪武二十四年六月）甲申，遣官修治湖广至云南道路。”此条道路穿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时刻面临着少数民族的侵扰，因此无论是开通道路还是维护道路的安全、稳定，都离不开军事力量。 普安路之外，明廷对于乌撒路也十分重视，经营力度非常大。乌撒路同样是洪武十四年平滇军事行动的行军路线之一。明军在军事征讨过程中就自行修筑乌撒路，《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且乘兵势修治道塗，务在平广，水深则构桥梁，水浅则叠石以成大路。乌撒、东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在平定土司地区之后，明廷也用当地的土司修筑道路，如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下诏，令水西（治今贵州大方县）、乌撒、乌蒙（治今云南昭通市）、东川（治今云南会泽县）、芒部（治今云南镇雄县）、沾益（治今云南宣威市）诸酋长参与修路，“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此后，明廷先后派遣不同的官员疏通水道、设置驿、站、堡、铺舍。这一时期负责贵州交通建设的都是官方要员，负责“驿”的建设的是西平侯沐英“（洪武二十年）丁巳遣前城门郎石璧往云南谕西平侯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此次修治永宁经赤水、毕节、乌撒、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的道路，这条驿道即乌撒路，是明代云南与内陆交往的重要驿路之一。负责疏通永宁河水道的景川侯曹震，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是月，疏四川永宁河。时，永宁宣慰使司言：‘所辖之地，水道有百九十滩，其江门、大滩等八十二处皆石塞其流。’诏景川侯曹展往疏凿之。”负责设置“站”的是颖川侯傅友德“乌撒站，在卫城南一里。瓦甸站，在卫城东八十里。黑张站，在卫城东一百里。普徳归站，在卫城南八十里。倘塘站，在卫城南九十里。沾益站，在卫城雨一百八十五里。已上六站，俱洪武中颖川侯傅友德建。”负责设置铺舍的是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置永宁至沾益州邮传四十八。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巡示所置邮传未有邮卒，请以谪戍军士应役，每十铺置百户一人总之，就屯田自给。从之。”此外在这条驿路之上明廷在每个驿站设置有储米粮仓“命户部自四川永宁至云南，每驿储米二百五十石以给谪戍云商者。”经过洪武年间的大力经营，乌撒路成为明代贵州至四川以及云南出省的重要驿道。不过明代这条驿路之上所经贵州驿站，并不归贵州管辖，而是隶属于四川“迤西经隶四川驿分：层台驿、白岩驿、赤水驿、摩泥驿、普市驿、永宁驿，自毕节至永宁经此；周泥驿、黑张驿、瓦甸驿、撒驿、倘塘驿、可渡驿，自毕节至乌撒后所经此。” 交通机构的设置于卫所的设置交相辉映。洪武年间贵州设置24卫2直隶千户所（包括贵州都司下辖的18卫2直隶千户所，以及湖广都司下辖贵州境内6卫），其中有17卫1直隶千户所个分布于普安路， 4卫1直隶千户所个分布于普安路。可见明代贵州卫所集中分布于普安路与乌撒路，这对于维护这条道路的通畅大有裨益。另外，随着卫所的设置，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贵州地区。有研究统计，明代贵州卫所军事移民的总数达约六七十万。这些军事移民集中分布于普安路与乌撒路沿线的卫所以及交通站点。汉族移民参与道路、桥梁、渡口等的建设，服务于道路沿线的官方机构，并屯田垦殖繁衍生息，与内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维持内陆与云贵地区交往的主要力量。 洪武年间贵州形成这样的交通格局，与元明代以前有较大差异。元明代以前内陆通往贵州的官道如同一个个楔子，由深及浅由四川、湖南、广西三个方向嵌入贵州地区。洪武年间则是转型的关键时期。就是在明初洪武四年（1371）时官员认为四川至贵州的道路要优于湖广至贵州的道路“时，曹国公李文忠理军务于四川，奏：‘贵州今隶湖广，而其地在成都西南，计成都水路至重庆三十六驿，重庆陆路至播南九驿，播南陆路至贵州五驿，凡五十驿。贵州路由播南、思州界至元州以达辰溪二十一驿，辰溪至湖广一十六驿，凡三十七驿，比之成都至贵州水路少二十驿，陆路少七驿。如遇发兵，自成都至重庆虽三十六驿，然顺流而下，舟行捷疾，以及贵州陆路止一十四驿，若湖广至辰溪十六驿，辰溪至贵州二十一驿，皆泝上流，驿虽少而路远于成都矣。今议以贵州卫属成都都卫，便于节制，而凡军务之急者，贵州一移文成都都卫，一移文武昌都卫。若民职有司则属湖广行省为便。’诏可知。”然而在洪武十五年（1382）平滇军事行动之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后明廷集中精力经营普安路与乌撒路。 普安路、乌撒路之外，明代贵州境内还有三条驿路。水西地区驿路自贵州省城起穿行水西土司地区，在毕节卫与乌撒路相接，洪武年间开通。这条驿路战略地位重要，相当于在贵州省会与乌撒路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彼此的桥梁，不但是贵州通往四川、云南的要路，还发挥着控御水西土司的功能。 洪武年间开通通往四川播州宣慰司驿路，设置于贵州境内的驿站有“札佐驿，在治城北六十里，洪武间建。底寨驿，在治城北九十里，洪武间建。渭河驿，在治城北一百里，洪武间建。养龙坑驿，在治城北一百二十里，洪武间建。”杨慎《滇程记》中记载有此路“又由重庆三驿至綦江，七驿至播州，六驿至贵州。” 靖州至五开卫驿路开通的时间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湖广五开至靖州置驿十二，驿夫以刑徙充之，仍令屯田自给。” 这十二驿站后来有八个保留下来“黄团驿，自本驿至靖州永平驿，凡八驿，俱隶五开卫。”这八个驿站自五开卫起至靖州依次为黄团驿、铜鼓驿、铁炉驿、江团驿、三里坪驿、西楼驿、石家驿、永平驿。终明一代五开卫隶属于湖广，而永乐十一年（1413）黎平府（与五开卫同城）归属于贵州。因此造成了这些驿站部分在贵州黎平府境内，却归属于湖广五开卫管辖的特殊现象。 表格 1 明代贵州递运所、站、堡统计表
（资料来源：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
表格 2 明代贵州“驿”建置时间统计表
（史料来源：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明实录》、《寰宇通衢》、《读史方舆纪要》。） 二、明朝中期贵州的“一线之路”交通格局及其弊端 明初洪武年间依靠军事力量在贵州建立起来的驿路干线，在之后的运行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明代以前贵州由当地土司、土酋管控，明廷则在贵州大规模设置卫所，力图直接管理这一地区。新的管理模式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在卫所设置的初期，与当地未被纳入直接管理体系的“夷民”存在诸多矛盾。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土地与财富的争夺。因此造成明代贵州夷民叛乱与劫掠此起彼伏。夷民叛乱与劫掠往往会造成道路的阻塞。这种状况自明初一直持续到明末。 正统六年（1441）兵部尚书王骥上奏提到“贵州直抵云南洱海等处，自洪武以来，初开道路，因蛮夷叛服不常。”景泰元年（1450）贵州“夷民”在黔西北劫掠赤水、毕节、永宁、普市等地“蛮贼屡攻毕节、赤水、永宁、普市卫及各千户所，城池、驿站、屯堡俱为烧劫，白罗、罗土獠等蛮又攻赤水。”在黔东劫掠清平、平越、偏桥等地“湖广偏桥卫言：‘苗贼攻围城池，杀虏军民，劫夺牛马。’”景泰年间贵州境内的动乱还造成了大量的卫所、站、堡、旗甲军人逃亡“贵州卫所、站、堡、旗甲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嘉靖四十四年（1566）十二月巡按贵州御史郜尧光提及“苗夷犷猂作梗衢路，宜今土司酋长所部境界略仿中土保甲之法又相觉察，如遇盗贼发，责其捕获解官，如有容纵等情究治。”万历四十四年（1616）兵科给事中熊明遇提到“贵州荒僻之区，兼多反复，近苗仲剽盗如云，管艾职官，燔烧村堡，商旅之涂几塞。”天启元年（1621）刑部右侍郎邹元标提到于道路之上劫掠行旅的夷民只占小部分，而大部分是来自“浙江、江西、川、湖”的汉族移民“黔患不尽在苗，其为道路梗者，苗十之三耳。播弄尚有数端。一曰马店户，凡自楚入黔者，必由沅州、晃州、清浪、平溪、镇远而上。由滇入楚者，必由平夷、亦资孔、普安州安南、新兴而下。辎重若干，马户、店户尽在阿堵中，客未起程，线索先通，节节位置，未有能出其彀中者。出劫于道则有浙江、江西、川、湖流离，及市鱼盐瓜果为生者，撺入其中久之化而为苗，苗倚为命，弄兵徂诈，多出其乎。而诸红兵、哨兵又与之猫鼠。”天启二年（1622）贵州巡按史永安上疏称终明一朝贵州“苗患”不绝，“仲苗之为黔患，与黔相终始者也，抚不能安，剿不能尽。”上述史料涉及年代自正统至天启，可见终明一朝贵州驿路交通一直面临着“夷民”侵扰的问题。天启年间贵州境内“马店户”的出现说明“夷民”的侵扰并非是由于民族间的对立，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明代与内陆一体的政治治理模式在贵州推行初期，存在大量未被纳入直接管理“夷民”，他们不受官方管束，因此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劫掠商旅，阻塞道路。 面对这种状况，明朝中期官方对于贵州交通经营的重点是普安路。乌撒路则是云南与内陆交流的重要通道，只有一段经过贵州西北部，贵州大部分地区与内陆的交往并不取道乌撒路。明廷对于贵州交通经营的策略是极合时宜的。首先，明代贵州各民族的地域分布特点为汉族分布于普安路，未被纳入直接管理“夷民”分布于普安路外的广大区域“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之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字贵阳而东者苗为颗，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曰革狫、曰羊黄、曰八番子、曰土人、曰峝人、曰蛮人、曰冉家蛮、曰杨保，皆黔东夷属也。自贵阳而西者罗罗为颗，而黑罗为悍，其次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僰人、曰白罗，皆黔西夷属也。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郭，有头目而无君长。”“夷民”的数量大，分布地域广，为了集中力量应对“夷民”的侵扰，明廷将经营的重点放在普安路之上。其次，由于明代贵州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只能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明廷对于普安路的经营，除了在沿线地区设置卫所、派驻军队，对沿线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外，还需要向沿线卫所运输粮食。由于贵州土地贫瘠，新开辟的屯田数量较少，对于少数民族征税较少，本省不能满足粮食的供应。明代贵州的卫所军粮主要依赖于外部的援助，以四川、湖广协济为主。正统年间川湖粮食运往贵州粮食合计10万石，景泰和成化年间确立川湖两省额解贵州固定粮饷数，四川为10万石，湖广为10万2400石。云南偶有协济贵州军粮，如景泰三年（1452）“仍于云南拨粮二万石，运赴普定仓备用。”终明一朝贵州都需要邻近省份协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乾隆年间开发黔铅，贵州财政收入增加之后才有所转变。 明中期的一些史料中就形象的将其时贵州偏重于普安路的交通格局称为“一线之路”。就笔者所见史料中最早出现“一线之路”一词，是在《萧端蒙议处驿站事略》一文中“一议恊济。窃见贵州藩省之议，本以扼云南之咽吭，故舆地之势仅通一线，而驿站沿布累，若贯珠凡以通道路，斥疆域故也。”萧端蒙为嘉靖年间贵州巡按御史。由此可知最晚在嘉靖年间当时人就普遍认识到了贵州 “一线之路”的交通格局。而这一交通格局的雏形则形成于明初洪武年间。直至明末的各类史料常以“一线之路”来形容贵州的交通格局。《明神宗实录》记载，“各省皆四通八达，惟云贵仅一线之路。”天启《滇志》记载“当今京省，俱水陆并通，惟滇省寄一线之路于朱提、贵竹之间，舟揖不通，输转不易。”贵州的“一线之路”交通格局也影响道到了云南与内陆的交通格局。 “一线之路”除了是贵州的主要出省通道在外，也是明代云南最为主要的出省驿路。这条驿路服务于贵州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服务于云南。万历年间贵州巡按马呈提到“据贵州按察司驿传道呈称，查得贵州驿站，万历七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终止，应付过云南马二千八十八匹，夫二千七百三十一名，本省止用过马一千三百三十七匹，夫一千三百九十一名。以十分为率，在云南用过七分，在贵州止及三分至。于上六卫西四卫各驿站，不下数千，尽皆云南过客，而本省之用则十无一二”上六卫即省城贵阳以西的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位于“一线之路”上，这一线驿站云南使用的比例占百分之八九十，而贵州全省驿站云南使用的比例达百分之七十。 “一线之路”之外，贵州驿路体系在明朝中期略有变化，不过变化幅度较小。首先，弘治年间随着都匀地区的改土归流，弘治七年（1494）都匀设府，都匀卫设置来远驿与都镇驿，修通一条自贵州省会至都匀府的驿路。其次，嘉靖十五年（1536） 曾有在思南府、石阡府设置驿站的提议“一贵州思南、石阡等处旧无馆驿，顷因添设兵备，遂为冲途，请官为制驿，以苏里甲供应之苦。”不过此次提未见下文。再者，万历年间安庄卫至安南卫间驿道路线有微小的调整“近有兵往来躧草巡哨，渐见宁息。二十里至白水铺，旧有驿站，人烟丛聚，道路攸宁，止因改站于安庄，改驿于关岭，军民搬迁，屯铺空虚，故多盗。二十九年添设兵防，今宜以约束夷仲则各土司以搜练兵卒，责守备巡捕官道，可保无虞也。”驿路由走白水铺，改走关岭驿。驿路的改线使得白水铺人烟稀少，盗贼增多，因此于白水铺增派巡兵。 三 明朝后期贵州“一线之路”的阻断与疏通 自明初贵州形成偏重于“一线之路”的交通格局，在政局稳定时尚可维持，在政局动荡之时存在阻断的风险，驿路一旦阻断，没有其他道路可以立即使用，容易造成贵州与内陆联系的不畅。另外自弘治以后云南出省主要是通过普安路与乌撒路，因此普安路一旦阻断对于云南的影响同样巨大。
早在云贵出省通道还未阻断时，一些士人已经意识到了云贵交通这一弊端。弘治十四年（1501）年中式举人杨士云认为云南出省道路过于单一，因此提议开金沙江水路以“息东西两路之肩。”东西两路即普安路与乌撒路。万历十年（1582）云南壬午科乡试策论部分题目为“议者欲水陆通道，使北而巴蜀；南而百粤，声势联络，图滇之所讲求者也，计利便，筹因革，诸士滇产也，宜有石画?”该年的《云南乡试录》收录了中式举人大理赵州赵儒的答卷，他认为应该积极开拓金沙江、北盘江水道。云南交通问题收入乡试的题目之中，可见万历以后开辟云南新的出省通道的思潮在读书人中普遍盛行。另开贵州新的出省通道的提议也常见于这一时段的史料当中。万历十七年（1589）广西巡按孙愈贤提议开通自广西田州至云南、贵州的驿路“各省皆四通八达，惟云贵仅一线之路，粤之田州经行十三程可达普安，由普安入云走贵往来甚便，故道可寻，驿站可复。”官员、士绅们虽对云贵地区出省交通状况忧心忡忡，不过在播州叛乱之前道路还算通畅。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万历二年（1574），万历七年（1579）三个时段，云贵官员、士绅曾对于普安境内驿路进行了修治。 以播州杨应龙叛乱为节点，此后直至明末清初贵州局势日趋动荡，规模较大的叛乱此起彼伏，普安路随之时断时续。万历二十四（1586）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叛乱导致云贵地区传统的出省驿路普安路的阻断“播酋豕突于兴隆、黄平之间，将断贵州之道，为图云南之计，云南内有二心之顺宁，外有垂涎之播酋，实危急存亡之秋。”叛乱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定，之后普安路疏通，另外明廷还于播州复设驿站。此次交通建设历时两年，耗银四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四两七钱“自二十八年十月起，至三十年十一月止，官兵月粮添设官员、驿站、夫马、修筑城池等项支销，共享银四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四两七钱有奇。”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李化龙所上的《播地善后事宜疏》记载了播州复设驿站的详细经过： “一复驿站。播州各驿自逆酋闭关负固，驿官不敢赴任，过客不敢经行，站户逃徙，馆舍坵，十数年矣。兹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驿站之设势不容已，查播州旧辖松坎、桐梓、播州、永安、湘川、乌江、昌田、砂溪、仁水、湄潭、鳌溪、岑黄、白泥一十三驿，俱当川贵孔道，所有各该驿馆，应趁时兴工，合用匠役亦于兵夫内查有惯造者径拨，不足者于附近州县取用。工食银米计算于该边支剩军饷内动支，仍责成新设府佐一员，往来稽督，不许虗冒钱粮，旷废时日，事完册报。又查各驿夫马支应，及官吏俸薪，旧额土司供办，今既改土设流，似应与腹里驿站一体佥派，但流民授田方始，难便买马行差，目前一切站银暂令官为出办。俟里甲稍定，即行编派。至夫马额数，应照冲僻为准，湘川驿附郭为四路最冲，应设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州、永安四驿，地冲路险，应各设马三十匹，夫五十名。乌江、仁水、湄潭、岑黄、鳌溪、白泥各驿，俱次冲，应设马各二十匹，夫各三十名。昌田、沙溪止通水西，次僻，应设马各十匹，夫各二十名。各驿官见在者，行令赴驿任事，驿吏因属土司，旧未拨发，今应行川贵两省布政司照缺查拨。” 疏通普安路，复设播州驿站之外，一些官员仍致力于寻找新的与内陆联系的通道。郭子章的万历《黔记》记载其在普安路之外找到一条自镇远、石阡、龙泉、遵义至贵州省会的新路“顾路则一线也，危矣。予穿万山中，复得一路，旧路从镇远、偏、清至省，七日。新路从镇远、石阡、龙泉、遵义至省，九日。辟之鼻二孔，无幸窒一疏，其一尚可呼吸，不者死矣。”万历《黔记》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因此这条道路开辟应当是在万历三十一年之前。另外此路的开辟应当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定播州杨氏土司之后，在这之前由于播州土司据守一方，不可能开通经播州至贵州省会的道路。 播州叛乱虽然平定，贵州局势并未稳定下来，云贵地区土司仍然众多，时值明末，明廷对于土司的管控能力有所削弱，出省道路仍然面临着阻断的危险。乌撒、水西、永宁等土司成为阻碍云贵与内陆交通新的障碍。 万历年间乌撒内乱导致乌撒路长期不通“自土知府安云龙物故后，安咀旧与安效良争官夺印，日相雠杀者二十年。夷人无主，盗贼蠭起者二十年。绑掳军丁，烧毁屯堡者二十年。劫掠行商，西路道梗者二十年。”万历四十三年（1606）巡按云南御史毛堪到云南任职，经过贵州，沿途所见水西地区情形“目击苖夷杀官殒命，伤心惨目。因沿途咨访，有谓川湖之协济宜议者，黔最瘠薄，兵即不可撤，饷又无所出，协济本自额派，奈何秦越相视，藐催檄为具文，以逋负为得策，独令黔中为无米之炊。又有谓水西之纵寇宜惩者，水西向与播州相倚，然两雄不能相下，犹可互为牵制，自播平而水西兼并其地，时出其绪余饵，不肖有司计甚巧而祸渐深，久且为播州之续矣。”万历四十二年（1614）永宁土司下辖的目把阎宗傅等“焚劫杀虏，永、赤、摩、普数百里内荡为丘墟。前任按臣冯奕垣、张尔基等题奏已详。臣巡历其地，见城、厢、屯、堡、公馆、铺舍煨烬瓦砾，普市一所狼狈尤甚。”因此云贵官员、士绅多有提议开辟新的出省驿路。万历三十五年（1607）云南举人杨“提请开新路由广南而入田州，良以新路既通，分驰自便。”万历三十六年（1608）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奏请广开云南出省驿路“入滇之道中由黔，东由粤，西由蜀，水由江，四途并进。” 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叛乱，天启二年（1622）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随之叛乱。这场叛乱导致了云贵地区两条最为重要的出省干道，普安路与乌撒路长期阻塞，内陆官员多不敢由此二路到云南赴任。天启《滇志》记载乌撒路“乱后，轮蹄绝迹，津渡日迷，即旦暮再辟，亦不能无师老马矣。”普安入黔路 “辛酉（天启元年1621）以来，黔乱如麻，昔之行轮蹄者，今之厄塞战场也，甚有相距数百里，而经年不得通者。” 战争期间云南出省驿路完全阻塞，因此不得不另外寻找新的出省通道。天启六年（1626）御史杨方盛题请开通粤西路与建越路。此外在《图书编.入滇之路》，《图书编.控制云南》，张机《疏通水陆以达朝贡议》等史料中也有关于开通云南新的出省道路的提议。这些提议观点各不相同，其中最大的争议是应该开通由广西出省的粤西路还是开通由四川出省的建越路。天启年间来到云南担任巡按的闵弘学，对于应当开辟那一条道路就经历了转变的过程。他初到云南是走的是粤西路，因此开始他认为应当开通粤西路“为今之计，惟有亟通粤西一线，自粤之田州可达滇之广南。”在对各方面情况熟悉之后认为开通粤西路与建越路“彼此得失，亦略相当。”因此主张两路并开。而最终则转变为奏请开建越路，“云南抚按闵洪学、罗汝元及乡绅给事中杨栋朝，御史傅宗龙等，各条议开路通滇……东西二路之并塞者，一时之厄也，开建昌路以便于今日者，百年之计也。”。 据笔者阅读史料所见，普安路与乌撒路阻断后，建越路成为与内陆交往的主要通道。明代一则档案史料对此有详细记载“顾滇南远居天末，隔绝万里，昔黔戢宁之时犹多跋涉之难，今逆苗为梗，邮传不通，遂间关于蜀，道借径于夷荒，自成都以西，虽连云绝栈，犹可攀缘，而进自雅州以至建昌，自建昌以达滇境。迂回几千余里，密箐忝天蛮夷杂处，汉法不行，邮传绝而轮踢罕，虽往来无恙者，有之中途阻扼者不少，所以言滇差者无不趑趄却步也……须务兵部预行文滇蜀二巡抚衙门知会，去则蜀者择遣将领督兵送至滇界，交接事竣回京，滇省仍遣将领督兵送至蜀境交接，始往返有卫而事保无虞也。”不过其时建越路也并不是时时通畅，天启四年（1624）前往云南监考的官员就阻于四川“秋八月滇当论秀于乡，天子业遣主事臣施邦曜，行人臣阎可陛，往次蜀，两阅月，道梗弗通，复俞礼官请召还二臣。”此外，之前并不太受关注的罗平路进入人们的视野“顷岁盘江东西尽叛，惟余酋效顺，滇黔借径通声息，始识此路（罗平路），因并志之。” 永宁、水西土司叛乱于崇祯三年（1630）被平定。在此前后明廷疏通贵州西部驿路，并于道路要隘之处，修筑新城，派兵据守。此次修筑新城时间是“肇工在天启六年丙寅六月，迨崇祯四年辛未五月而城成。”修筑新城十一座，分别是“名盘江，曰连云西坡，曰有嘉板桥，曰靖氛海子，曰恬波马场，曰奏肤，以上蒙赐名者。又于归集小黄河建龙新城，亦资孔建亦咨孔城，顶站建鼎新城，定头建定边城，尾洒建维藩城，阿机建石基城，次第告成。共建十一座。”这十一城多数于位于贵州西部，普安路之上。 明廷虽然积极经营，然而时值明末，云贵地区政局动荡，除普安路外，云贵地区多条出省驿路阻塞不通。崇祯十一年（1638），旅行至云贵地区的徐霞客所见，“按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一在临安府之东，由阿迷州、维摩州本州岛岛昔置干沟、倒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东通广南。每哨拨陆凉卫百户一员、军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后州治湮没，哨悉废弛。抵广南富州，入广西归顺、下雷，而出驮伏，下南宁。此余初从左江取道至归顺，而卒阻于交彝者也，是为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由独山州丰宁上下司，入广西南丹河池州，出庆远。此余后从罗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为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罗平之东，由黄草坝，即安隆坝楼之下田州，出南宁者。此余初徘徊于田州界上，人皆以为不可行，而久候无同侣，竟不得行者也，是为中路。中路为南盘入粤出黔之交；南路为南盘萦滇之始，与下粤之末；北路为北盘经黔环粤之会。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可见其时云南至广西的三条道路都阻塞不通，这三条道路之中有两条经过贵州。 结语 元代在相当于当今贵州的地域范围内建有两条自湖广横穿贵州至云南的站道。然而由于其时贵州地区由当地土司、土酋管控，这条站道并不稳定通畅。明初洪武年间在贵州进行了大规模的驿路交通建设，设置驿34处，递运所、站、堡总计35处。这些驿、站分布于五条驿道，即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普安路；贵阳府经水西至毕节的驿道；贵阳府经播州至四川的驿道；黎平府经靖州至湖广的驿道；乌撒路。这一时期明廷重点经营普安路与乌撒路，在沿线设置大量卫所，进行军事移民，这些军事设置与汉族移民成为维持道路畅通的主要力量。 明初在贵州建立的驿路体系，在之后的运行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即沿线“夷民”频繁的动乱与侵扰。洪武年间的卫所移民主要分布于普安路与乌撒路沿线，加之明代贵州的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明朝中期明廷将经营仍然重点放在了普安之上。明廷对沿线土司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另外终明一朝源源不断的由四川、广西向沿线地区运输粮食。最晚至嘉靖年间，史料中多以“一线之路”来形容贵州的交通状况，贵州与内陆联系主要通过“一线之路”，其它道路则极少使用。直至明末贵州一直保持着以“一线之路”为重的交通格局。 “一线之路”的交通格局在政局稳定时尚可勉强维持，到了明末贵州政局动荡，这条唯一的出省通道变得岌岌可危。以万历二十四年（1586）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为节点，此后贵州境内的大规模叛乱此起彼伏，“一线之路”随之时断时续，并出现两次较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的阻塞。第一次是在播州杨应龙叛乱后，第二次是在天启初年，永宁、水西土司叛乱之后。两次叛乱平定之后，明廷重新疏通了驿路。然而时值明末，云贵政局仍是动荡，明廷对于云贵地区管控能力逐步减弱，云贵地区与中央，与内陆联系仍是长期不畅。 作者介绍 姜建国，博士，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师。 信息来源 《历史地理》， 第三十七辑，第138-150页。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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