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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罗版印刷是一个曾经在中国书画复制非常流行的印刷技术，它在民国时期曾经兴旺一时，当时在上海，苏州曾经遍布珂罗版印刷厂，为文化的传播启动积极的推广作用，我经过多年的调查，还原一些珂罗版印刷的历史的脉络，对于珂罗版印刷在中国古代书画的传播的作用予以肯定，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书画的复制上具有独特优点,复制水墨画,可以在层次上逼真地反映出中国画的特色,使画面焦黑浓淡层次分明。制作书法艺术,能忠实地反映笔划锋芒。画面上无网点、墨色经久不变。珂罗版复制的中国书画艺术具有层次细腻、达到与原作逼真程度。如将印件经过装裱加工,具有以假乱真的效果可以永久保存,有收藏价值。 珂罗版印刷是照相制版术中很古老的一种方法。有关资料称,1852年英国科学家塔尔博特发现经过铬酸盐处理的明胶膜层曝光后表面会发生硬化的现象，1867年至1871年间德国慕尼黑摄影师阿尔贝特根据这一原理，以玻璃版基用于实际印刷，从而发明了珂罗版印刷技术。 珂罗版印刷所用的版材是一块正面带极细磨砂面的厚玻璃,为此珂罗版印刷也称玻璃版印刷。 珂罗版印刷属平版印刷范畴。是最早的照相平版印刷之一，因多用厚磨沙玻璃作为版基，涂布明胶和重铬酸盐溶液，制成感光膜，用阴图底片敷在胶膜上曝光，制成印版。所以又叫“玻璃版印刷”。其工艺流程为：研磨玻璃→涂布感光液→接触曝光→显影、润湿处理→印刷。 珂罗版印刷采用优质明胶和重铬酸盐制成感光液,流布在厚磨砂玻璃上,在一定温度下干燥,形成感光膜,用连续层次的照相阴图底片重叠于感光膜层上,经过曝光(晒版),然后进行里晒(背面曝光指阴光),以调节感光膜的硬度,然后进行水洗,去除未感光的铬盐,从水中取出后晾干就成印版。因受光部分胶质变化,不吸收水分,采用油水相斥的原理,版面接受墨辊给墨并转印在纸上。感光膜变化程度与该部受光多少成比例,油墨附着程度与感光膜之变化也成比例，即感光多的地方上墨多,反之则少。阴图底片上的层次就可以完全反映到玻璃版上,原画的层次就能很好地表现在纸上,得到精致的印刷品。这种胶质变性、形成不规则的皱纹颗粒,才有了精细的无网印刷—珂罗版印刷。 1876年，上海有正书局首先采用此项技术印制印刷品，以后，珂罗版技术在印制手稿和书画作品方面，逐渐显示出特殊的魅力。 珂罗版印刷是在约10毫米厚的磨砂玻璃上，涂上一层很薄的硅酸钠为基底，上面再涂明胶和重铬酸盐，干燥后形成感光膜。这层干燥的薄膜产生一些细微的皱纹，用它和连续调阴图接触拷贝，在光照下，感光膜产生不同的硬化反映，最终制成印版。 就和照相馆里面的照相洗像一个样。珂罗版上面的颜色是由专业的美术工作者采取人工绘制的，和咱们以前的照相馆照片上色是一样的。 珂罗版印刷是一种传统的印刷技术，印刷特点是逼真传神，而且能够保留产生笔墨的神韵。据记载第一件印刷品是在上海徐汇区土山湾的宗教印刷所印的圣母像，这是最早的印品。 珂罗版印刷最讲求的就是精细，每一步都马虎不得。前期制版时，因为是采用照相分色处理，胶片对画作原稿的信息记录难免会有所丢失，这就需要进行人工修版，然而在这道工序上，修版技师并不是仅凭着足够的仔细就能做好的。对于修版师的工作负责修版的他们应该都是美术院校科班出身，有着非常深厚的绘画功底。绝对不会只进行机械性的修版操作，而是会从艺术角度理解画作，所下的每一笔都是为还原画作原稿所要表达的意境，这样才能保证修版后体现出艺术品的精髓所在。”对艺术品的感觉不仅体现在修版上，从接触原稿到印刷完成，务求再现原作风采的工作态度贯穿始终。 珂罗版印刷具有独特优点,复制水墨画可以在层次上逼真地反映出中国画的特色,使画面焦黑浓淡层次分明。制作书法艺术能忠实地反映笔划锋芒，画面上无网点、墨色经久不变。珂罗版复制的中国书画艺术具有层次细腻、达到与原作逼真程度。如将印件经过装裱加工,具有以假乱真的效果可以永久保存,有收藏价值。珂罗版可以在宣纸、绢、胶版纸等上进行印刷,尤以宣纸、绢效果最佳,为其他印刷方法难以达到的。因此许多名人书画、文物古迹、碑帖书法等珍贵稿件,都用珂罗版来复制，可以复制与原作同样大小的画面,而且数量可以任意决定。 我国应用珂罗版印刷的沿革早在光绪初年,我国是从日本引进了珂罗版工艺。 当时清朝末年故宫里面也引进了珂罗版印刷，在上海徐家汇有位天主教传教士开设了一间印刷所,专门印制天主教圣母像和教会图画。由于质量精美,受到了出版界的重视。后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神州国光社等也相继采用珂罗版印刷。同时日本人也来上海开设印刷所,如山本印刷所等,承接珂罗版业务。还吸收当地工人,从事珂罗版印刷，民国时期珂罗版在上海非常红火兴旺， 当时最有名的是狄葆贤与颇具特色的有正书局，文豪泰戈尔都去参观过有正书局，中方接待者推荐的原因不难想象:一是有正书局出版的作品极好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泰戈尔所想见的,泰戈尔曾说:“我此番到中国,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着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敬礼,所持的仅是敬爱数字。 而传统书画艺术正能代表泰戈尔所仰慕之中国古文化。 当时有正书局印刷质量之精良,在当时的上海至全国都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否则,在当时素有“书店街”之称的上海四马路,大中型出版机构云集,此种机缘又何至于落在有正书局这样一家小型出版企业的头上。反映了当时上海珂罗版印刷的兴旺。 据胡永秀回忆：由于珂罗版印刷是手工操作,印刷速度慢,复制稿件缺乏等原因,珂罗版工艺从度兴旺转而冷落,几家设有珂罗版的书局相继停办。珂罗版工作人员只得改行。到解放前夕,在上海只剩下两家私营小作坊,仅有三四人在做该项工作。 注：胡永秀原是上海“安定珂罗版社”业主胡颂高之女,从小就接触该项工作,对珂罗版的工艺流程操作熟练。解放以后从上海调动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著名现代文学家郑振铎先生,一贯重视珂罗版印刷。在该行业面临困难时,便设法编辑刊物,如对伟大的艺术传统和一些文物古迹,就采用珂罗版印刷出版,在一定程度挽救了奄奄一息的珂罗版印刷工艺。当时任务很多,工作人员由四人增加到十人，直到公私合营后的1956年,暂留上海的珂罗版印刷,才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奉命接收。萨空了社长亲自去会见“安定”、“申记”两单位的负责人,并召开全体会议。表明人民美术出版社对接收珂罗版的重视,要求两家珂罗版人员联合,全部设备搬迁到永嘉路147弄3号楼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在那里建立了珂罗版厂,成为中央级的出版单位人美社派崔玉山去上海任厂长,胡颂高、戴圣保负责技术管理,大家积极性非常高,接着又招聘了五名青年充实力量。1957年底珂罗版工厂准备迁往北京。此时上海印刷公司提出,为了出版事业的需要,珂罗版行业必须留一部分人员在上海工作经过协商,人美社决定由戴圣保等十人来北京,胡颂高等十多人留在上海,并将工厂搬至新闸路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内,从此人美社的珂罗版又分成两家。此后不久,上海博物馆由于寻访到一位珂罗版老师傅可以传授技术,便也采用珂罗版,专印博物馆藏画。从上海迁京的珂罗版工厂,安排在西琉璃厂荣宝斋木版水印车间后院,有照相、晒版、印刷车间。来京人员有九人,连同眷属分别在附近安排好住房,大家都很满意。 1959年4月珂罗版印刷厂搬到西城区承恩寺7号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立的印刷厂。当时印刷厂设有胶印、铅印、三色铜版、珂罗版,工种齐全,厂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这几年中珂罗版既增加人员,又增添设备,珂罗版印刷机由手摇改装成马达,减轻了印刷人员的劳动强度 1961年人美社印刷厂奉命和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刷技术研究所合并,搬至北新桥。“文革”时,由于被污蔑成大洋古、封资修典型加工点,珂罗版被迫下马,有关工作人员一律改做其他工作。1973年周恩来总理曾有“文物印刷厂回归文物出版社”的批示(注:“文革”期间文物印刷厂合并到人美印刷厂),从此人美印刷厂珂罗版工作人员、机器设备,合并到文物印刷厂。 人民美术出版社重建珂罗版的经过，北总布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院内重建珂罗版印刷,是邵宇社长多次提议,经催促在1980年开始筹建,由出版部苏庆恒、翟世和等人协助,梁振宗等负责操办,利用些简单设备,投资不到两千元,厂房利用人美社杂物库房四间,面积约六十平方米。印刷聘请两位退休的老师傅奚志明、陆士奎,另招一名职工子弟刘存宇学习印刷,胡永秀从人美厂调来担任照相制版等工作,这样就很快投入生产。 后来装裱车间解散、珂罗版印刷回到原来轨道,除印制人美社出版物之外,接受一些社会印件,那时在人美社称为“三产”1999年1月,奉中国美术出版总社郜宗远社长指示,注销“朝花美术印制厂”(珂罗版)法人机构,合并到宣武区西琉璃厂荣宝斋木版水印车间内。这是件大好事,木版水印和珂罗版都是手工操作,对珂罗版发展和管理更为有利,能更好发挥这一传统工艺的优势,为祖国的文化艺术服务。当时我是该厂法人代表、任命厂长、技术总监,负责照相、修版、整个工种的技术管理、兼管行政。因此积极负责办好移交:从机器设备、原材料、印制好的成品(未装裱的仿真画和待装订的册页),有珂罗版在人美社三十五年间印制过的所有底版,还有早年从上海带来的神州国光社出版过的珍贵底版,以及珂罗版所有的一切都归属到荣宝斋,逐一作了移交手续。珂罗版归属荣宝斋后,有关人员也转入荣宝斋木版水印车间编制,各工序配套就齐能顺利工作。 珂罗版印刷的书画其中包括1932年在上海印刷故宫南迁的书画，木石图应该就在这个时期印刷的，现在故宫的许多书画作品，包括世界的许多博物馆的都是当时的珂罗版印刷品，这是历史造就的，是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中国古代书画珍品落入日本人之手所采取的，这对于我国古代文物及名家书画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至于珂罗版的鉴定方法，我已经多次说过，绘画的笔触最重要，没有笔触基本就是印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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