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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红 那条蛇很粗，很长，有花纹，它盘在老屋门洞旁的角落里。 不知是谁先发现的，大家都惊叫起来，我更是吓得不知所措。伯母走了过来：“不能动它，这蛇是家蛇，是过世的老人变的，它不会咬人。”我一下子想到了慈祥的曾祖母，陡然间这条蛇不再让我感到恐惧，反倒感到一种亲切。虽说不会咬人，可也怕万一和吓着孩子，于是后来人们恭恭敬敬地把它“请”了出去。 从此，那条蛇，那条唯一不让我害怕反而让我感动无比亲切的蛇就一直盘踞在我心里。 一 蛇是我从小就厌恶和恐惧的动物之一。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晚上从外婆家回来，途经一户人家房子的拐角处，猛然看到一条又粗又长的蛇盘在那儿，我差一点就踩着了它，我吓出了一身冷汗，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看着它慢慢地游走，还是不敢走过去，转身从另外一条路绕道回家。我对于蛇的恐惧来自传说和无知，就像我对于蝙蝠这种小动物。小学时一次下课后，很多同学围在教室门口，说是门缝里夹着一只蝙蝠，几位调皮的男生正商量着用什么方法把它弄出来，那可还是活的，我心里充满了恐惧，但我没有大喊大叫，而是心情沉重地想着：那只蝙蝠一出来，我们就全完了。我想自己对于蛇的恐惧和对这蝙蝠一样，缘自对死亡的恐惧。不过那时的我虽然也会恐惧死亡，实际上并不了解死亡，并不真正懂得死亡意味着什么，甚至常常会躺在床上想像如果自己突然死了父母家人以及同学老师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在曾祖母死的时候，我没有哭，竟然还想笑。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曾祖母的死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面对死亡，亲眼目睹一位身边亲人的逝去，那时我也已经有七八岁，有记忆有思想有感情了。我看见曾祖母躺在那间小屋的床上，一动不动，我竟然没有很悲伤，我没有流泪，甚至我也没有想流泪，而那时的我其实是个很爱哭的小女孩，并且因此常被人取笑。但那时我竟然没有哭，竟然不想哭。我只是不敢上前细看她的面容（也许还是有一种恐惧），我听见大人在哭，我听见大人们说她死了，但我觉得她好像在睡觉，很安详，只是没看到她慈祥地笑，没看到她睁开眼睛。后来我们就都跪在门口，父亲、母亲、叔父、伯父、伯母、婶子，还有姑姑姑父——看见这么多大人，这么多高高大大我平时都要仰视的大人现在居然都跪在这里，如果我站起来可能都有他们高，我立刻感到一种滑稽，我想笑，当然我也意识到这是不应该的，便竭力克制，但一看到身边跪着的大人们我就觉得无法克制，正好婶婶带着两三岁的小堂妹在旁边，小小的堂妹当然对眼前的一切一无所知，她只知道玩，我更以逗她玩为掩饰释放我的笑意，当然也还是轻轻的，我怕遭到大人尤其是父亲严厉的叱责。 过了很多天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曾祖母不在了，我开始想念她。我已记不清她的面容了，我只记得她是个驼背，脸上常常挂着慈祥的笑容，我们都喊她“婆婆”。稍稍长大后大哥总说我小时候曾经骂过婆婆“驼子”，我当然不信，每次大哥说时我都要和他吵架。但如果这是真的，我觉得自己真是不可原谅。母亲说我们兄妹还有堂弟堂妹（后来出生的当然不算了）都是婆婆带大的，就在去世前几天她还带着一个小堂弟。婆婆虽然是个驼背，但身体一直很好，大家都说她能活到90岁，那年她已经86了，也没有什么病，这次是因为叔叔婶婶吵架，她带着小堂弟又去帮他们到晒谷场赶鸡和麻雀，不小心朝后跌了一跤，然后就不行了，回来躺了几天后就闭上了眼睛，医生也没查出她有什么大毛病。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过她生病，虽然已经80多岁了，可是她的死亡还是来得太突然了，或者是我对“死亡“这个词还懵懵懂懂。她死的时候我觉得她躺在那里很安详，我没有悲伤，也没有恐惧，只是有些不敢去细看她的面容。婆婆住在老屋左边的偏屋内，在偏屋朝外的门边隔了一小间房就是她的卧室，她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卧室的门口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那里摆着一张靠背躺椅，婆婆经常坐在那里穿针引线或者说话，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们小孩子都喜欢围在她身边，听她说话或者穿针，她有时让我们帮她穿针，可我们往往弄了半天那线还是无法穿进针眼里，只好又还给她，她居然能很快穿好，还手把手地教我们，80多岁的人，居然还能看见那么细小的针眼，动作也还那么敏捷，路过的人见了总是赞叹不已，我们更是佩服得不得了。我更喜欢看她慈祥的微笑，听她温和的话语，我们还喜欢爬到她的躺椅上去玩，在上面坐着或者躺着，真是舒服极了。有时她坐在上面我们也爬上去，大人们总是会大声斥责，怕我们会把椅子弄坏，而婆婆却总是笑咪咪地看着我们。这把躺椅曾经构成了我们童年的一个“欢乐窝”，虽然那小屋是那么昏暗，但这里却给我们的童年涂上了一抹明亮温暖的色彩，这都是因为婆婆。婆婆去世后，对于这个小屋和这把躺椅我都没有了记忆。婆婆不仅带大了我们，她还能干很多活，我记得她洗菜择菜，特别是用刀去菜根皮都干得很熟练。母亲告诉我，父亲兄妹有八个，是个大家庭，以前生活也很困难，但在婆婆的管理下却井井有条，吃饭、派工，甚至家里的红糖等食品的分配都是她安排的，她不点头谁都不敢动。直到现在，父亲每次吃饭都总要把碗里的饭吃得一粒都不剩，从童年时开始我每次洗碗都总是惊诧于父亲的碗怎么那么干净，后来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家里困难人又多，粮食不够吃，婆婆就规定除了干重活的爷爷和大伯外，其他人都只能吃个半饱，吃得半饱的父亲就总是把碗里的最后一粒饭都吃了还要把碗边的锅巴也要用嘴吮得干干净净的。父亲每次说起这事时，脸上总是露出满足的笑容：“那时吃饭真味道呀。” 这些我都是在婆婆去世后才知道的。婆婆去世后，我才慢慢知道，驼背的婆婆不仅慈祥温和，而且聪明能干，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开始称她为“曾祖母”，是的，在她去世后，我一直在心里称她为“曾祖母”。 蛇是我所恐惧的，正如死亡是我所恐惧的。但是那条盘在老屋门洞角落里的蛇，却不但不让我恐惧，反而让我感到亲切，甚至温暖。它让我想起曾祖母，也想起曾祖母的死，我觉得她是那样安详，我没有悲伤，也没有恐惧，只有一点点不敢去细看她的面容。她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把小堂弟哄睡后，又赶到河边晒谷场上驱赶着偷吃谷子的鸡和雀，累了就想在河边的护坡上坐下来歇歇，结果不小心朝后跌了一跤——这个场面我没有看到，是听母亲说的，但我总是在心里一遍遍地回想着这个场景，就像那条盘在老屋门洞角落里的蛇，老在我眼前晃动。 二 虽然曾祖母死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仍然给我一种安详的感觉，但对于自己在她葬礼上的表现，我还是无法原谅自己，此后每一位亲人的逝去都让我悲伤不已，每一次我都会放声大哭，并且厌恶那些在老人葬礼上不哭或者假哭甚至谈论别的事情的人。即使是对于沉默寡言的祖母。 祖母还有祖父原来就和曾祖母一起住在那个偏屋里，只是我对她在那个屋子里的情形几乎没有一点印象。曾祖母去世后，她好像还搬到曾祖母的卧室去住过一段时间，但没过多久她就和祖父一起搬了出来，那偏屋就做了住在老屋的两个叔叔家的猪栏屋，祖母则和祖父一起住进了生产队的牛栏屋，这段时间我对祖母开始有了印象。我记得那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很整洁，祖母的菜也做得很好吃，我在那屋里吃过一种用晒干的冬瓜炖肉的菜，味道美极了。祖母和祖父住在牛栏屋里，这让在乡里当干部的父亲感觉很难堪，至少是很压抑，那段时间我看见父亲很少有笑脸，每次从祖母那回来总是皱着眉头，还是一次听到我在县里数学竞赛得了奖的消息才见他笑了笑。不久父亲就把祖母和祖父接了过来和我们同住。其实从我记事以来我们就已经没在老屋里住了，而是与大伯家合住另一陈瓦房里，各住半边，这时父亲把我们这半边又腾出了一半来，父母仍然住在前面用木板隔开的小半间里，后面我们兄妹住的小半间与厨房打通，厨房的锅灶台拆了（父亲买了煤炉来放在门口用来烧火做饭），重新装上一扇门，就与我们的小半间合并成了一大间，但在我们的床之外又放进了祖母和祖父的两张床，房间里仍然只有过路的空余。这时的我已经渐渐长大，再和兄弟们睡在一张床上也不太合适，于是我就常常和祖母睡在一起。祖母的床和我们的差不多，都是那种老式的木斗床，但我总觉得与我们的床有些不同，这让我感到有些新鲜又有些小心翼翼。这段时间我才开始和祖母接触多了起来，但即使我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我也还是觉得和祖母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 祖母很少说话，总是默默地埋头做着事，瘦削的脸上很少有笑容，脾气也不太好，要强且容易生气，生气时不再沉默寡言，尖利的声音和扭曲的面容还伴随顿足捶胸的动作，与平时看上去判若两人。我记得小姑每次从婆家回来，向她大倒苦水，诉说委屈时，她听着听着就会怒目圆睁，有时还会怒气冲冲地赶到小姑夫家大吵一顿。 祖母的菜做得很好，她做的黑豆角我特别爱吃，早饭时有这道菜我能吃下五六碗稀饭。她做的小菜更是绝了。母亲原来只做南瓜果一种小菜，另有少量的霉豆腐和黄豆豉还是和小姨等合伙做的（说是合伙，实际上就是母亲提供材料让小姨帮着做），其他小菜都是亲戚家给的。祖母和我们住到一起后，我们家小菜的种类就大为增加了，南瓜果之外，什么茄子、丝瓜、豆角、柚子皮、桔子皮都制成了小菜，味道都不错。丝瓜里面包了馅，晒得很干很硬，嚼起来很费劲，但味道也格外鲜美，我住校时常常坐在宿舍里嚼，午休时也不舍得放下，就包好放在枕头边，醒了又接着嚼。祖母做的柚子皮和别人家的不太一样，切得很细，酱油也放得少，白白的，很干净很可爱的样子，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弄的，味道却很足，比别人家的更好吃。那时父亲在院子里种了许多桔子树，产量一直不错，我们可吃足了，祖母则把我们吃时剥下的桔子皮收集起来，切得细细的，放入辣椒和姜、蒜等腌制成小菜，味道也不错，就是有一点麻口。 我常常在周末回家时带一罐最爱吃的黄豆豉再拿一罐桔子皮到学校去，在宿舍里打开和大家一起分享，室友们都赞不绝口，吃的时候常常把桔子皮和黄豆豉夹到一起吃，感觉味道更好，回来后和祖母说了，她后来就把这两种小菜放到一起做，桔子皮的涩味完全没有了，还沾上了黄豆豉的鲜味，拿到宿舍里很快就被一抢而空。几年后，经过充分的准备，父亲在我们和大伯合住的屋子旁边开始兴建一栋新屋。在这之前，父亲就在紧靠旧屋的一侧建了间耳房做厨房，仍是一半归大伯，一半归我们使用，砌了新的锅灶，但我们家平时还是用煤炉的时候多，只是烧猪食（因为有祖母帮忙，我们家也和大伯家一样养了一头猪）和过年人多时才烧这灶。但建新屋时则是天天要用这灶，盖房子在乡村是一项大工程，要请师傅和帮工的吃饭、吃点心，每天都有很多人，要做很多饭，煮很多面有时我从学校回家正赶上点心时间就能吃上一碗，感觉那味道真是好极了，吃了还想吃，虽然那只是很普通的通粉面，但我感觉比端午节时家里郑重其事煮的挂面好吃多了。有时我在家也会到灶前帮忙添上一把柴，让火光映红自己的脸膛，看祖母在锅台前忙忙碌碌……新屋终于盖好了，我们很快就搬了进去，这耳房的锅台从此就积满了灰尘。新房子青砖黑瓦，绿门绿窗，门前挖了口池塘，塘边种了桔树和蔬菜。我们都很兴奋，新屋子不是楼房，但是很大，客厅两边各有两间套间，父母住了一个套间，我和兄弟们合住一个套间，我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还有两个套间是空的，后来西边那间给了大哥一人住，小弟住到了东边（后来还有堂弟、堂妹、表妹在不同时候住过来），小哥住我们套间的外间，我住里间，我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旧屋子里原来属于我们的整个半边就都给了祖母和祖父，祖母应该很高兴，但她依然很少说话，我看不出来，只间接地听说祖母曾经很兴奋地对人说；“终于可以住到正房里来了。”我才想起，生养了８个子女，上面还有曾祖母的祖母和祖父这么多年来，从偏屋，到生产队的牛栏屋，到我们家的厨屋，真的竟然连窗户朝前的正房也没住过一天。我也才觉得，祖母的脸上的笑容似乎开始多了些。 搬到新屋子去后不久的一天，我到旧屋——这旧屋实际上也成了我们的老屋——里去拿什么东西，从我们原来睡觉的木斗床走过时，忽然看见有个人躺在那光秃秃的床板上，是祖母，我吓了一跳，接着我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祖母大概是太累了，我想。 可是，没过多久，就传来了祖母患病的消息，接着噩耗很快传来，当我匆匆忙忙地从县城中学赶到家时，只看见了一口摆在堂屋正中的黑漆漆的棺木，我没有见到祖母的最后一面，泪水从我的脸颊悄然滑落。 多年以后，祖母的身影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愈加模糊，但是我常常想起老屋门角里的那条蛇，我觉得祖母可能也变成了一条那样的蛇，在老屋的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无声无息地陪伴着我们。
三 小时候，外祖母带我们的时候并不多，但不知怎么地，对于她，我却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一直到长大后外出求学，每次回来我都爱上她那坐坐，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心里有什么烦也会被她的絮叨赶跑。我记得弟弟也喜欢去，有次看见弟弟来了，外婆在兼做杂货铺的里间抓了把糖果唤他过去吃，唤了好几声却都没人应，就以为弟弟走了，“这孩子，走了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外婆一边嘴里嘀咕着一边探头往外，却看见弟弟坐在客厅的藤椅上发呆，真是个“大耳猪”——我后来去外婆家，她常常和我说起这事，然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外婆说一口让故乡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她是婺源人，虽然随外公迁来故乡已几十年，但乡音难改。她家住在通往河边的路上，门前人来人往，她总喜欢和过往的人打招呼、说话，路边的人总是“嗯、嗯”地应着，其实多半根本没听懂她说什么，有位邻居多次和我说：“我实在听不懂你外婆说什么，可她总和我说，我只好点头答应着。”还问我是否听得懂。说实话，我对声音和语言的分辩能力并不强，甚至可以说很弱，和外婆相处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多，但我对于外婆的声音和言语却有一种天然的感悟力，我几乎能听懂她口里发出的所有声音（在外婆后来住院的日子里，表妹就对我这点很叹服，当然表妹家住在外村与外婆相处时间更少），至今仍记得她笑骂我懒惰时说“暖壶”（懒鬼的意思，这个连小哥都常听不懂）的样子，还有说“干什么”就说“做礼貌”。 外婆做的菜却不太好吃，特别咸。母亲说干重体力活的人都爱吃咸的。外婆在老家时，外公长年在外，家里家外就都是她一个人，什么活都干，随外公迁来故乡后，外公在大队里做会计，上山砍柴等重活还是外婆干，而且她的干劲让村里许多男人都惊叹不已。参加工作后我在一座山上（这座山与婺源交界）搞林业作业设计时，就看到过一个扎头巾砍柴的老婆婆，我觉得那真像我的外婆，虽然我没见过外婆砍柴时的样子，老婆婆还说了一句我熟悉的话：“做礼貌？（干什么）”。没过几年，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又是独自一人承担着家里所有的重负。外婆实在很累，她流下的汗水太多，她需要补充盐分，所以她一直都爱吃咸的。她还爱把什么菜都拿来蒸和煮，为此还和舅母经常吵架，舅母说那怎么能吃呀？母亲告诉我，在老家时，外婆要出去干活，没时间做菜，就在外出前把菜洗好后切好一起放在饭甑里蒸，连辣椒都蒸，我也觉得那怎么能吃？但是多年后婺源已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到那里吃到的蒸辣椒却是格外地好吃，它是用米粉包着和肉一起蒸的，我看见这餐桌上还有一个小巧的木头饭甑——这在乡村已逐渐消失现在在城里的饭馆竟然成了一种时髦的盛菜器皿——和好几个蒸菜——其实现在我们都称这类菜叫糊了，菊花糊、萝卜糊，但我小时候听到故乡人一直称它们为蒸菜的，我对这类菜一直都非常偏爱，不知道是否与外婆有关。有种菜在我记忆中外婆做得特别好吃，就是雨后在草丛里散布着的地皮菇，在故乡被称为“皮皮菇”，那天我在学校的草地上采了很多，正好在外婆家吃饭，就给了外婆做，结果那碗“皮皮菇”汤被我们一抢而空，那味道真是鲜美极了，让我回味到现在，也让我遗憾到现在，因为我从那以后再没喝过那么鲜美的汤，现在在餐馆里也吃过，从菜场买回来自己也做过，但无论如何都吃不到那种味道了。还有一种叫做“藏菜”的，就是一种晒干的蔬菜，放在肉里蒸，特别好吃，后来在我工作的乡镇吃过，但没外婆做的细嫩，也没外婆做得鲜美。 外婆一生勤劳肯干，老了不能上山砍柴，也干不动田里活了，但菜地照样侍弄着，而且比别人的都弄得好，太多了她和舅舅吃不了，就常常叫我们去采，有时干脆从地里采了来送到我们家里来。闲不住的她还在自家屋子里开了个杂货铺，生意居然挺不错，我的一个在婺源的远房表舅有次还特地带了自产的草纸来托她在小店里卖呢。可是，有一天，外婆和小姨到菜地里整豆角架子里，突然就中风了。我那时正在县城念高中，知道消息时外婆已经住进了县城的中医院，放学后我去看她，她见到我很高兴，指指自己嘴巴对我说：“你看，外婆的嘴巴都歪了，在菜地里突然就歪了。”然后就和我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她告诉我表妹照顾她什么都还好，就是老听不懂她说话，让她觉得有些憋气，旁边的表妹看我与外婆说得热火朝天也很是惊讶。我每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看望外婆，来去匆匆，走在路上时，我总会哼起一首童年时喜欢的歌《外婆的彭湖湾》，虽然我和外婆之间没有海浪没有沙滩也没有仙人掌和老船长，但我觉得外婆给我的温暖和亲切感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 正在师范进修的舅舅更是上上下下地奔波忙碌着，人也一下子憔悴苍老了许多，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刚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医生告诉我外婆这种病很麻烦，但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好她的病。”我常常看见外婆身上扎满了银针，半边嘴巴和手脚都没什么知觉，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不久，外婆出院回去静养，表妹仍留在身边照顾她。几个月后，外婆竟然能拄着拐杖独立走出家门了，这不能说也是个不小的奇迹。 可就在静养的这几个月里，外婆竟然和表妹发生了很多矛盾。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服恃外婆这样的病人，大约也失去了耐心，而病了的外婆大约脾气也不太好，总之两人口角不断，听母亲说过好几次，外婆自己也几乎每次都和我说一大堆表妹的坏话，包括看不惯她和村里一些青年男女的交往。外婆还经常向我数落埋怨舅母的种种不是，当时年少气盛的我竟然全都信以为真，回校后竟然义愤填膺地写了一封信寄给舅母，这事在家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听母亲说，舅母拿着我的信在外婆家门口大哭大闹，还说我写这样的信肯定是大人支使，矛头对准母亲。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不久又收到舅舅一封厚厚的信，让我看了心里好像打翻了的五味酱，什么味都有。他说我太不懂事，他们为外婆已经付出了许多，我也太不懂讲话方式，这点要我向大哥学习，尤其不该直接写信给舅母，有什么话可以和他这个舅舅说。我无言也有些后悔，很长时间都不敢面对舅舅尤其是舅母，我与舅母原来就接触很少，此后更无话。多年以后的现在我也明白了为人媳的种种为难，明白了当时要强能干的外婆一下子病成那样子自然心里会有很多愤懑和不平，话中多有偏激之词。 中风前的外婆勤劳且极其节俭，舍不得舍不得穿，馊了的饭菜也总是不舍得倒掉——不过她的身体也真是好，她经常吃馊了的饭菜竟然也很少生病，在这次中风前几乎没生过什么病，甚至她比母亲的身体还要好。中风后的她再次出现在村人眼前时，手里多了一根拐杖，不仅如此，性情更是大变。她变得很好吃，看到别人吃什么东西就想吃，甚至在家里和孙儿孙女们争东西吃，有次舅母买了筐青苹果回来，外婆咬不动，她就对我说：“你舅母就是为了故意不让我吃的。”我哑然，听说为此她还和舅母吵了一架。望着她那没牙的嘴巴上下抿动着，我有时不禁想：患上这场病对于年迈的外婆也许还是件好事。节俭了一辈子的她，好像在中风后才突然想起这世上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其实她早就不必这么节俭了，虽然外婆去世得早，她把儿女们拉扯大很不容易，可儿女们早已长大，女儿出嫁了，外公留下的遗腹子也是她唯一的儿子我唯一的舅舅虽然从小失去了父亲，但却聪明能干，高中毕业的他一边在学校代课一边做生意，让外婆开杂货铺就是他的主意，他那时已经结婚，同时还在舅母家开了间更大的杂货店，在卫生所干过的舅母还兼着帮人接生和看些小病的营生，家里还有田并且比别人的都管得好，舅舅说有文化和没文化就是不一样，他懂科学种田，同样的田他花的时间比别人少收成却总比别人好，对此他颇为自豪甚至有些得意。后来，舅舅民师转正，家里日子更殷实了，不久就把外婆家原来的土墙屋改建成了宽敞的砖瓦房，装上了压水井，院子里围起了围墙，几年后又将这砖瓦房卖了，自己在马路边的街上新盖了一幢三层高的小洋楼。可是，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我想外婆可能还是会一直节俭下去的。而且原来舅舅结婚后一直住在外村的舅母家，难得回来一趟，因为外婆的病，舅舅终于下决心把在舅母家开的店面关了，带着舅母和孩子们回来和外婆住在了一起。那间原来常常只有外婆一人的屋子开始变得热闹起来，虽然有争吵乃至哭泣声——这其中也有中风后的外婆变得常常和孩子一样无理的原因——但她得以享受完整的天伦之乐。 中风前的外婆虽然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但她太忙了，不是在家里就是在田地里或者小河边，手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她没有时间或者说舍不得花时间去口串门闲聊。病后的外婆拄着拐杖，行动大不如从前利索，但她却喜欢走出家门，喜欢走到街上，喜欢走到邻居家去，最喜欢到相隔不远的池塘边的汪奶奶家去串门，聊天或者看她们打牌。我经常可以在村道上遇见她，拄着拐杖，行动迟缓，脸上却露着满足的笑容，没牙的嘴巴总在扁扁地动着，吃着什么或者说着什么。病后的外婆，再也干不了什么的外婆，好像忽然发现这世间还有这么多的快乐，忽然发现时间原来也可以这样度过。 后来我家搬到了县城，我也在外乡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就很少回故乡，很少见到外婆了。外婆八十大寿时我也没赶回去，只是托母亲带了个红包去。再后来，大约在住进舅舅家的小洋楼不久，外婆就永远地走了。我赶去送行，看见外婆静静地躺在那幢小洋楼客厅的一角，很安详，像熟睡了一般，但是我明白，她再也不会醒来，再也不会对着我微笑，再也不会唤着我的名字（在我的祖辈乃至叔伯一辈的亲人中，很多人都只叫我“妮妮”——我们村里所有女孩的通用名——而她却一直喊我的名字）和我絮絮叨叨了——想到这里我泪如雨下。 住在小洋楼里的舅舅家此后的日子一直很顺畅，舅舅在镇教办工作，舅母在家开店，勤快的舅舅还在院子里种了菜蔬，他们的孩子也已经长大，有一个今年还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有人说外婆的魂灵在护祐着他们。而对于我来说，外婆就像那条老屋门角的蛇，一直蜷缩在我内心深处某个柔软的角落里。 我的祖母们都这样安详地走了。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偶然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看到在福建某地竟然有崇拜蛇的习俗，他们把蛇当作神一样顶礼膜拜。接着我又偶然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关于一种叫做乌梢蛇的描写和老屋门角的那条蛇很相似，于是上网去搜索，看到以下介绍：乌梢蛇，俗称乌蛇，乌风蛇，体形较大的无毒蛇，体全长可达2．5m以上。身体背部褐色或棕褐色，背部正中有一条黄色的纵纹，体侧各有两条黑色纵纹，至体后部消失。栖息于海拔1600m以下的中低山地带，常在农田、河沟附近，有时也在村落中发现。行动迅速，反应敏捷。性温顺，不咬人。是典型的食、药两用蛇类，它不仅肉质鲜美，好于其他众多的无毒蛇，而且还具备许多毒蛇所没有的药用价值。传统中药中的乌蛇便是本种处理后的干品，这是其他无毒蛇所无法比拟的。除此之外，乌梢蛇皮还是制作乐器、皮革制品的上好原料。我想这就是我怀念的那条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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