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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认识到技术的中立性，我们其实真正要忧虑的，是破坏人类之间和谐合作的反市场意识形态。 定制婴儿恐慌症 可能是庸人自扰 ❦文 / 禅心云起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正在全球引发生物科学的重大革命，这场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的样貌。然而，不幸的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对这项新生事物，仍心怀莫名其妙的恐慌，这也导致了当前辩论，达到了异常火爆的程度。 有些批评矛盾而混乱，如一方面担忧这项技术不够成熟、风险过大，会给人类后代带来很多不良性状，或将未知风险扩散给全人类；另一方面又担忧这项技术成熟后，会用于优生学制造精英人类，最后形成与一般人生殖隔绝的新人种，而这个人种的使命就是毁灭掉普通人类。 也有看去更合理的批评，比如说，从长远看，应支持基因编辑技术，同时认为目前这项技术没有带来净收益，换言之，在有着更成熟的替代技术下，它的好处看过去还没有显著超过风险。 比如说，为避免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孩子，运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选技术（PGD）更为妥当。从体外受精第3日的胚胎或第5日的囊胚取1-2个卵裂球或部分细胞进行遗传学分析，以确定哪些胚胎会有更大可能患上遗传性疾病，哪些不会。父母从中选择遗传学正常的胚胎用于移植，得到健康下一代，这样就不必通过编辑技术去除人类胚胎的致病基因。
但这并不是禁止或限制将这项技术运用到人体的充分理由。我们知道，挽救无数人生命的心脏导管技术，就是由德国医生福斯曼（195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在没有任何前人成功经验及动物实验的情况下，率先直接运用于人体。他的大胆实验在当时被视为风险大到不可思议的疯狂之举。这说明了大而未知的风险，有时也是值得一试的；从伦理上说，也只须满足各方知情自愿的条件。只要想想：万一能够获得造福人类的治疗术呢？ 基因编辑作为辅助生殖的新手段，风险到底要控制到何种程度？我们知道，任何生殖方式都存在风险。英国著名生物伦理学家约翰·哈里斯说：“想想每年约有790万名儿童——占全世界总分娩数的6％——出生时具有遗传或部分遗传起源的严重天生缺陷。如果有性生殖是由科学家发明的，而非源于进化生物学机制，那么它永远不会被监管机构许可——效率太低且非常危险！”
还有一种悲观论调，认为人类没有足够智慧来改变自己的基因组。可这忽略了：人类自诞生以来，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不停改变自己的基因组。例如，使用胰岛素增加了基因变异人数，让人更易患上1型糖尿病，且由于患者寿命更长，可通过生育将性状遗传下去。农业也改变了我们的DNA，例如导致更多淀粉消化基因副本。更不用说其他自然因素，例如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各种病毒，也在以一种未知和随机的方式，不断改变着人类基因。 这样看来，我们就算没有足够智慧来完美改变人类的基因组，只需要以优于人类一直以来随机且不可预料的基因改变方式，做出足够明智而审慎的改变。不能认为这样做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人类基因组神圣不可改变或是人类共同财产的说法，也因此变得荒诞起来。实际上，并没有1种人类基因组存在。存在的是74 亿种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组。人人都有一个不同基因组，即使是孪生兄弟姐妹，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组也各不相同，且每一代基因组都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发生无尽的变化。 另一种荒谬说法，就是所谓未经下一代同意而改变其基因组是不道德的。这只要借着问“你父母生你时是否有经你同意，考虑到你在诞生时至少有6％的严重失败风险”就可以彻底反驳。更何况，绝大多数父母在选择这项技术时，是为了优生优育。如果他们明白（新技术的）风险所在，仍然自愿同意，那就几乎排除掉了伦理上的任何问题。
他们这样做时，并未损及其他任何人。如果实现优生意图，一种造福全体人类的技术应运而生。如果未能实现优生意图，后代出现不良性状，在74亿种且仍在不断变化的人类基因组中，也有如沧海一粟，所谓对于全人类的风险，也可以小到忽略不计。
我们如果从历史中学到过什么教训，要担心的就绝对不是个体或家庭自愿选择的优生学，而是国家强制和监管下的优生学。由于技术本身的中立性，任何一项技术，在好人手里会造福人类，落到坏人手里，就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但我们并不能单纯因为一项技术会被纳粹或国家主义分子运用就反对之。 硬要在治疗法和增强法之间划一条伦理界限，也是毫无意义的。几乎所有的技术，包括手机、电脑、机械、飞行器等等都是人能力的延伸和增强，不唯独修饰基因。如果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能够给某些人造就更聪明的后代，其他人也没必要恐慌。在市场当中，更优秀更聪明的人，也会是更好的设计师、工程师和企业家，能够给普通人带来更丰富、更优质、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同样，只要再次认识到技术的中立性，我们其实真正要忧虑的，是破坏人类之间和谐合作的反市场意识形态。 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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