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考古

　　2016年度，夏商周三代考古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新发现山东定陶十里铺北城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以及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新遗存，围绕城市考古与都城考古、方国与封国文明、礼制、考古学文化形成发展与交流、手工业生产、生业状况及专题考古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相关考古简报及论文300余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及著作近40部，召开相关学术会议10余次。

　　一　夏商周考古综合研究

　　2016年度公布较多的夏商周考古发掘报告，主要集中在河南、陕西、山东等省，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重庆、四川等省市也有一定的新材料。有关综合研究，主要涉及三代都城和城市、考古学文化、三代生业等方面。

　　河南境内发布的考古新报告较为丰富。《新郑望京楼》（科学出版社）汇集新郑望京楼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的主要成果，重点介绍城墙、城门、建筑遗迹和墓葬以及城内生活区的勘探发掘情况，并对该遗址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遗存进行分期研究。《郑州大师姑图录》（科学出版社），收集大师姑遗址2002～2003年考古发掘出土遗物219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以大幅面、多角度的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展示。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一座大小城南北相连、带有多重环壕的周代城址，并确认出城壕、城墙、小城南城门和相关建筑等遗存（《考古》8期）。官庄遗址西北部还发现一批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遗存，尤以大量的窖穴遗存最为重要，推测可能为仓储区（《中原文物》3期）。《荥阳西司马墓地》（大象出版社）介绍西司马墓地三次考古发掘研究的成果，墓葬年代包括晚商西周、战国、魏晋等时期墓葬。此外，温县徐堡遗址发掘清理9座两周时期墓葬，出土有陶器、玉器、贝饰等遗物（《中原文物》2期）；信阳孙寨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到周代遗存（《中国文物报》9月27日）；三门峡李家窑遗址西南部清理出4座西周至春秋时期小型土坑墓（《华夏考古》4期）。

　　晋陕境内公布一些考古调查材料。彬县考古调查发现13处商周时期遗址，年代主要为先周和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沁县南涅水遗址发现涵盖仰韶文化至商代各主要文化阶段的遗存，为晋东南地区考古提供了新资料（《华夏考古》3期）。

　　山东境内公布的考古新材料较多。定陶十里铺北遗址发现从大汶口文化到汉唐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是岳石文化、晚商时期的城址（《中国文物报》2月26日）。《山东薛河流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对薛河流域发现的160余处遗址和遗物分布区进行介绍，考察该地区北辛文化至秦汉时期的宏观聚落形态和变迁情况。《沂源东安古城》（文物出版社）对东安古城遗址进行介绍。该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发现龙山、商、春秋遗存及汉代城墙。此外，日照六甲庄遗址出土一批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及汉代遗存（《考古》11期）；济南孟家阿遗址发现一批商代及东周时期遗存（《中国文物报》9月27日）。

　　苏皖地区发现一些周代遗址。苏州木渎古城城内及周边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城内合丰地点发现一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小城，城址周边发现一座战国早中期千年寺小城。城内五峰地点发掘调查表明，该城有可能未构筑完整的城墙，而是在山口处因地制宜构筑防御设施，利用周边的山体作为天然屏障（《考古学报》2期）。霍山戴家院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发现有祭坛、房屋、墓葬等遗存，出土有陶器、石器、铜器、木器等（《考古学报》1期）。《马鞍山五担岗》（文物出版社）完整揭示马鞍山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夏商周时期的文化序列和文化内涵，对长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浙闽地区发现有少量史前至商周遗存。镇海鱼山遗址Ⅰ期发现河姆渡、良渚、商周和唐宋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河姆渡文化二、三期遗存，良渚文化晚期和商周时期堆积之间的自然淤泥层，为研究沿海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文化面貌、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东南文化》4期）。长泰龙津溪中游发现四处商周时期浮滨文化石器制造场遗址，其中后厝山遗址保存最好，文化内涵单一，应为石器初级加工营地（《考古》5期）。武夷山市葫芦山遗址发现有灰坑、灰沟、柱洞以及建筑台基、窑址等遗迹，初步揭露出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东南文化》2期）。

　　湖北宜昌万福垴为一处大型周代聚落遗址。遗存可分为三期，年代分别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遗址汇聚鄂东乃至长江下游和峡江地区、长江上游的多种文化因素，同时与周文化保持有亲缘关系，呈现出多元文化因素融合的特征（《江汉考古》4期）。

　　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清理出100余座墓葬及丰富的先秦时期遗存，其中早期遗存属于瓦渣地文化，年代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晚期遗存属于李家坝文化，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江汉考古》6期）。此外，巫山大溪遗址发现一批商周时期遗存，可分为三期，其中一、二期巴文化因素浓厚，三期楚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江汉考古》2期）。

　　四川境内，彭州天彭周家院子遗址发现有灰坑、灰沟、墓葬、窑炉、道路等商周至唐宋时期遗迹，其中以商周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对研究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文物》3期）。此外，郫县波罗村遗址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大致可分出居住区、陶器作坊区和墓葬区等功能区（《考古学报》1期）。汉源桃坪遗址清理多座商周时期灰坑、战国至汉初墓葬（《四川文物》6期）。

　　新疆境内遗存较为丰富。泉水沟、都木都厄布得格遗址发现有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对于研究欧亚草原地带距今3500年以来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价值（《中国文物报》9月13日）。温泉呼斯塔遗址发现一处规模庞大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遗址分三部分，其中一处可能是青铜时代早期城址。发现有马头骨、青铜短剑和青铜锥等遗物（《中国文物报》12月2日）。阜康西沟遗址抢救性发掘，发现青铜时代遗存2处，清理墓葬23座（《考古与文物》5期）。于田流水青铜时代墓地发掘，首次在新疆发现以单纯刻划纹陶器为主要特点的青铜时代遗存。发掘墓葬52座，分石围墓与石堆墓两类，部分墓葬有殉祭动物（《考古》12期）。

　　内蒙古库伦三家子遗址发掘，清理出一批以高台山文化为主体，兼有少量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因素的遗存，为研究科尔沁沙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资料（《边疆考古研究》19辑）。

　　2016年度有多部三代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出版。《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收录论文30余篇，围绕甲骨文、金文考据和商周考古等方面展开研讨。张国硕《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前言”部分系统阐述作者有关夏商周考古的学术观点与学术体系；正文部分收录其相关论文46篇，重点论述先秦城市与都邑、夏商周文化、夏商周方国与封国、族群迁徙与文化传播、夏王朝存在与否、学术史等课题。《东北与北方青铜时代》（文物出版社），共收录论文20余篇，论题涉及东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遗迹、遗物、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内容涉及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先秦南洞庭——南洞庭湖古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收录洞庭湖南部新湖遗址等8处先秦遗址的发掘简报，时代经历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商周时期。《“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是2014年上海“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精选，其中多篇论述涉及三代城市研究问题。

　　在三代都城和城市研究方面，许宏《大都无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对二里头到东汉时期的都城形态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都城形态经历汉代之前“大都无城”到汉之后“无邑不城”的转变。《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为绪论、上编、下编，其中上编是古代都城考古发现，包括“早期中国”、商、西周、东周以及秦至元时期；下编是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惠夕平《从商周都邑看早期城市功能的发展》（《殷都学刊》1期），从人口积聚、防御、政治和社会、智慧和知识、祭祀和礼制、手工业生产几个方面，研讨商周城市的功能及其特色。

　　生产及建筑技术研究方面，杜金鹏《夏商都邑水利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及其价值》（《考古》1期），对夏商都邑遗址发现的护城河、壕沟、暗渠、水池、井、渡槽等水利设施进行研究，认为它们具有防护城市、改善人居环境、保障生产生活的水资源供给、提升区域景观等作用。史宝琳《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原地区的水道设施》（《文物春秋》1期），通过对中原地区水道建筑材料与制造技术的分析，揭示水利系统对早期城市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郭明《商周时期府库建筑初探》（《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商周时期府库建筑往往为多座，整齐排列；形状均呈狭长方形，长宽比较大，屋顶为两面坡式；其内部空间的使用规划，纵向是分隔开的，门道不在东西两侧墙壁的正中央；府库建筑群往往自成一独立建筑区域，建筑周围的遗物相对较少。王迪《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科学出版社），首先确立考古上辨识制陶作坊的几个原则，再辨识出北方商周时期的制陶作坊，进而探讨制陶工艺、制陶禁忌与祭祀等问题。

　　在礼制研究方面，赵庆淼《关于先秦的“一车驾三马”之制》（《考古》1期），对先秦车马配驾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殷商时期基本为二马引挽一车，西周以后则以一车二马或四马的配驾方式为主，至战国时期才局部出现“驾三马”现象。杨文胜《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大象出版社），论述两周时期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阐释青铜礼乐器随葬制度与贵族身份等级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考古学文化形成发展与交流方面，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期），认为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应重视已有材料的片断性和残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计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下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比较不同的考古案例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逐步细化。尚友萍《“国族”与“国族文化”辨析》（《文物春秋》Z1期），对林沄《由“文化形成的滞后性”引起的新思考》中提到的“国族”与“国族文化”进行辨析，认为王立新所讨论的“文化滞后”中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不是“王朝文化”。许宏《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中原文化研究》2期），对中国考古学界有关国家起源的探索进行分期总结与思考，提出东亚大陆国家起源两大阶段论。崔天兴《先秦时期锯齿刃石钺的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6期），认为良渚文化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早中期中锋锯齿刃石钺的设计已经基本定型；玉石钺至商周阶段均发现于大中型墓葬，可能反映商周时期的仿制和收藏的理念，因此这类器物参与文明形成阶段的阶层分化和固化过程。程玲《从横岭山墓地管窥夔纹陶时代的岭南社会》（《福建文博》1期），考察夔纹陶时代岭南社会复杂化程度，并探讨早期方国社会形成之前岭南分层社会的发展状况。关福英《光泽新发现的先秦时期印纹陶器及断代》（《福建文博》2期），对近年福建光泽县发现的印纹陶器进行断代研究，将其分为夏商时期、两周时期、东周时期。周志清《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墓葬随葬石范习俗管窥》（《江汉考古》6期），认为西南地区青铜时代随葬石范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可能为铸造工匠，随葬石范具有明身份、别认同功能，其文化传统可能源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铸匠墓”习俗。李晓健、王立新《辽宁阜新代海墓地文化因素构成分析》（《北方文物》1期），认为代海墓地包含有邻近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以及小拉哈文化的成分，但又很难将其归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视为一种地域上的过渡性遗存，称为“代海遗存”。董哲等《赤峰大山前遗址第1地点夏家店下层文化梭形石刀的使用方式》（《考古》3期），认为梭形石刀不可能是手持使用的工具，而是装柄使用的，其断裂的位置就是装柄的位置；它也不是专门从事谷物收割的工具，而可能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的日用工具。赵少军《太子河流域青铜时代石构墓葬初探》（《文物春秋》2期），对辽东地区太子河流域青铜时代石构墓葬的渊源及与相邻地区石构墓葬关系进行探讨，揭示石构墓葬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元文化因素影响，并同时对外施加影响的互动过程。

　　有关商周国别族属及地望的探讨，孔华、杜勇《国地望新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认为商末周初族的封地距周初的燕国不远；两周之际，国为避戎祸将都邑迁徙到山东黄县一带，而非莒县北部。赵炳清《略论巴人早期的历史与地望》（《江汉考古》3期），认为巴人是古东夷族西迁鄂西北融合当地土著居民而形成的，夏及商前期活动在豫西南鄂西北的丹阳地区；商代中晚期西迁至汉水上游地区，形成宝山文化；商周之际北迁至宝鸡，建立国，并参与武王伐纣；武王建立姬姓巴国。

　　有关三代生业研究方面，尤悦、吕鹏等《新疆地区家养绵羊的出现及早期利用》（《考古》12期），判断出石人子沟遗址出土的绵羊是家养动物，并认为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家养绵羊开发利用的方式主要有获取肉食资源和羊毛、获取羊皮和羊奶、用羊祭祀随葬和用羊骨制作骨器等。袁靖《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东北地区的生业初探》（《南方文物》3期），将先秦东北地区的生业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认为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采集和渔猎，青铜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比重逐渐增加；南部地区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农作物，可能也开始饲养家畜。武庄、袁靖等《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遗址出土家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南方文物》3期），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北方地区在推广驯化家犬方面快于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方地区在驯化家犬进程上的差异基本消失，饲养家犬成为各地区人群的日常行为。刘丁辉《论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狗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演变》（《中原文物》2期），认为新石器时代狗的角色为“工具化”，夏商西周时期为“宗教化”，而春秋至两汉时期则为“实用化”。

　　二　夏代考古研究

　　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集的出版、二里头文化及夏代都城研究是2016年度夏代考古研究的重点。

　　考古材料方面，《酒泉干骨崖》（文物出版社）一书，全面介绍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和收获。通过对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骨器和装饰品的研究，对墓地进行分期，并深入探讨四坝文化的文化面貌。

　　早期夏文化研究方面，《新砦遗址与新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对已发表的新砦遗址发掘资料和新砦文化研究文章进行汇总，分为田野考古发掘简报与简讯、综合研究、城址研究、出土遗物研究、多学科研究、学术争鸣、回顾与前瞻七个部分，是全面了解新砦遗址和新砦文化的综合性著作。

　　对于夏代都城的研究，李鑫《夏王朝时期的城市布局与功能特征》（《华夏考古》1期），认为二里头遗址考古特征与《尚书·禹贡》五服之制十分吻合，二者在资料上互补。王朝辉《以古洪水为视角论“禹都阳城”非濮阳所在》（《洛阳考古》1期），对于近年出现的禹都阳城“濮阳说”中所提及的古洪水分布、古文献中“大禹治水”的记载、古地貌和筑城与古洪水关系等问题逐一予以辨析，从而断定濮阳非“禹都阳城”所在。

　　在二里头遗址研究上，张国硕《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华夏考古》1期），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奠定了夏商文化探索的基础，为研究早期都城聚落形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对于推动夏史研究向前发展、了解夏代的都城面貌以及经济与文化生活状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还为历史学科的整合研究以及多学科研究夏史提供了重要平台。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的考察》（《考古》5期），认为二里头遗址制骨手工业位于遗址的核心或重要区域，零星的加工点与集中式的作坊并存，作坊区由不同的生产群体（小组）共同组成，或尚未出现专门制作某一器类的区域（作坊）。李志鹏、江田真毅《二里头遗址的野生动物资源获取与利用》（《南方文物》3期），认为二里头遗址先民利用的主要动物资源是家养动物，但野生动物资源也占有较大比重。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南方文物》4期），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第二阶段是其巨大变化期，除绿松石器作坊和铸铜作坊仍在使用外，四期晚段第一阶段的道路、宫城墙及1、2号基址群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叠压或破坏而废弃，且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大规模成组出现；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入侵导致二里头都城的废弃，之后并未将二里头遗址上的设施全部毁坏，也未撤出二里头遗址，而是继续使用二里头铸铜作坊。

　　关于岳石文化研究，张小雷《略论安徽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东南文化》4期），将安徽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分为分布区和影响区。其中皖北中北部地区为分布区，命名为“南城孜类型”；皖西北亳州可归入安邱堌堆类型。沿淮及江淮中部一带为影响区，其南界徘徊于江淮分水岭南北两侧。岳石文化对南部的影响通过江淮东部、江淮中部和皖西北三条路径来实现。

　　三　商代考古研究

　　2016年度的商代考古研究，主要围绕商文化的分期和范围、商都考古以及盘龙城、小双桥、三星堆等遗址展开研讨，成就斐然。

　　公布的商代考古发掘材料主要有：河南郑州陇海路和南关街交叉口西南角发掘两座商代灰坑，出土有较为丰富的陶器、骨器、石器等（《华夏考古》1期）。郑州市紫荆山路和商城路交叉口正兴商务大厦抢救性发掘，发现夯土基址、灰坑、水井、墓葬等商代遗迹（《华夏考古》4期）。殷墟新安庄西地发掘，发现商代建筑基址、灰坑（窖穴）、灰沟、水井、墓葬、祭祀坑（场）或杀殉坑等以及大量遗物（《考古》2期）。罗山天湖商周墓地发掘M57商代晚期墓葬，出土随葬品较为丰富（《华夏考古》2期）。河北临城西古鲁营商代遗址发掘，为研究邢台地区商代晚期各文化之间的分布与交流提供新资料（《文物春秋》1期）。山东济南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M121、M122的发掘表明，晚商时期刘家庄一带居住着至少一支与商都殷墟有密切关系的氏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7期）。湖北黄陂盘龙城杨家嘴遗址M26、H14发掘，不仅丰富了盘龙城研究考古资料，而且也为探讨商代“碎器”葬俗提供了实物依据（《江汉考古》2期）。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获新突破，发现青关山大型建筑群、青关山城墙、李家院子城墙和马屁股城墙拐角等重要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3月25日）。广东东源龙尾排遗址发现独具风格的商时期墓地，对于进一步厘清广东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文化传播与交流等课题增添了新材料（《中国文物报》8月12日）。辽宁绥中东王岗台发现一批窖藏铜器，年代大多属于殷墟二期以后的晚商到商周之际（《文物》3期）。内蒙古库伦三家子遗址出土有晚商时期的陶片、石器、动物骨骼等遗物（《边疆考古研究》19辑）。此外，新疆伊犁发现的尼勒克吉仁台沟口聚落遗址，为认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面貌提供了新资料（《中国文物报》12月30日）。

　　部分学者对商文化的分期有新的认识。谷飞《关于商代文化分期的几点思考》（《华夏考古》4期），回顾以往商文化分期过程，对以王震中为代表的三分法和以张国硕为代表的二分法两种商文化主流分期方法进行分析和对比，认为应将两种方法加以整合，依然采用三分法，将王震中三分法中的中商文化下限改定在洹北花园庄早段之前，并按张国硕的意见将洹北花园庄早、晚段均归入晚商文化之中。程平山《对殷墟文化一期的思考》（《古代文明》10卷），认为殷墟文化可在邹衡的分期基础上，根据新资料补以早商文化第Ⅶ组，即花园庄期早段。盛伟《殷墟文化两个分期体系的比较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7期），对比邹衡和安阳工作队对殷墟分期的两个体系，指出两者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归因为传统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资料积累的阶段性、早期田野发掘技术的不足性。

　　几位学者对商文化的分布范围进行探讨。孙华《安阳时期商朝国家的政治版图》（《古代文明》10卷），认为安阳时期今济青地区是商文化的分布区，但在殷墟晚期已不受商王朝掌控；晋南地区虽不是商文化分布区，却仍属商王朝统治区域；关中地区为多文化交流区，其政治实体仍长期从属于商王朝；长江一线仍受商王朝的政治影响。张翠莲《商文化的北界》（《考古》4期），认为商文化的北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向南或向北摆动，这种变动与商王朝的国力强弱和对外政策息息相关。燕生东、丁燕杰《商文化前期在东方地区的发展特点》（《中原文物》6期），对商代前期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发展过程、聚落分布、区域中心聚落以及文化特点进行分析。丘山代、刘文阁《河南正阳出土“禽”铭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期），认为正阳闰楼晚商遗址是禽族的居地，为商王朝置于南疆的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重要据点。张天宇《一墓多族徽与商周分界》（《江汉考古》6期），认为可将一墓多族徽作为晚商时期非商文化分布区商、周分界的界标。

　　关于商代社会研究，王祁《商代陶质酒器组合的研究》（《南方文物》4期），观察商代陶质酒器组合的早晚变化，探析商人嗜酒等社会习俗和社会内涵的变化。李晓燕《从墓上建筑和墓地祭祀谈陵寝制度的渊源》（《文物春秋》4期），认为陵寝制度的渊源可上溯至商文化时期，商代已经存在墓祭。苏家寅《商代林业遗存研究》（《三代考古（六）》），认为商代林业生产活动已经取得一定的进步，但社会化程度仍然很低。王树芝等《殷商时期高分辨率的生态环境重建》（《南方文物》2期），认为水患可能是商都毁弃的一个重要原因。孙明《再论商王朝的衰亡与铅》（《华夏考古》1期），综合人骨和青铜器分析研究成果，论证商代晚期贵族阶层应该存在严重的铅中毒，而铅中毒应为商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关商代前期都城的研究，刘孝彬等《郑州商城遗址出土夯土材料的分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4期），确认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夯筑灰土材料是二元的“三合土”结构，其比例非常接近明代灰、黄土、河砂1 ∶1 ∶1的三合土配比，体现出商代工匠高超的建筑技艺。侯卫东《试论二里冈文化构成的演变》（《江汉考古》4期），认为郑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冈文化构成的总体演变趋势从多元逐渐走向一元，反映了中心都邑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过程。刘绪《漫谈偃师商城西亳说的认识过程》（《古代文明》10卷），回忆偃师商城的发现、发表以及偃师商城西亳说的曲折发展过程，肯定当前的部分认识，又指出当前结论的一些缺陷。陈国梁《偃师商城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三代考古（六）》），旨在揭示偃师商城遗址二里头文化出现、发展壮大、最终被二里冈文化所代替的过程。郑杰祥《试论郑州小双桥遗址的性质问题》（《古代文明》10卷），认为小双桥遗址应是商王仲丁迁隞都时期所建祭祀天地神祖或向天地神祖行献俘礼的“南单”遗迹。侯卫东《郑州小双桥商代都邑布局探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肯定小双桥遗址的都邑性质，并对其范围和布局按阶段进行分析。郭荣臻、刘婷婷《考古学史视角下的小双桥商都说》（《洛阳考古》3期），评述各家之说，指出小双桥遗址性质研究仍处于“共识不居，假说依旧”的状态。

　　洹北商城、小屯殷墟、殷墟文化仍是商代考古的焦点之一。唐际根等《洹北商城与殷墟的水网路网》（《考古学报》3期），利用殷墟文化分期的新成果，通过路网和水网将宫庙、陵区、作坊、居民点等遗迹联系起来，并讨论殷墟的布局问题。赵俊杰《也谈洹北商城大城城垣的建造》（《中国文物报》1月15日），赞成张国硕提出的“洹北商城经历宫城与环壕、宫城与大城布局的演变”之观点，对洹北商城大城城垣的建筑进行具体分析。韩金秋《殷墟祭祀坑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边疆考古研究》19辑），认为殷墟祭祀坑中的北方文化因素多是寻常的工具和兵器，使用者是奴隶和战俘，其对殷墟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王恩田《武父乙盉与殷墟大型宗庙基址F1复原》（《中原文物》1期），认为《商书》所说的殷人“五世之庙”是不存在的，殷人也不曾实行昭穆制度。翟跃群《试析妇好带兵征战的原因》（《南方文物》1期），指出武丁让妇好带兵出征，不是因为妇好军事才能出众，或者商代有女子从军的传统，而是武丁为平衡内外服诸侯利益、缓和诸侯矛盾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

　　晋陕地区商文化研究方面，张海滨、解华顶《从甲骨文及金文探析殷商贾国之历史》（《华夏考古》4期），认为贾封国于武丁时代，与商王室关系密切，地处今临汾、襄汾之间，商周之际被灭国。李翔《东龙山商代遗存初探》（《南方文物》2期），辨析出东龙山遗址包含二里冈下层一期至殷墟早期的文化遗存。牛世山《商文化京当类型：判别、分歧与解析》（《古代文明》10卷），探讨京当类型的时代、地域分布特点以及与其他文化尤其是先周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张天恩《陕北高原商代考古学文化简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分析陕北高原的商代考古学文化，旨在为该地区商代考古系统研究提供参考。

　　湖北盘龙城遗址是商代考古研究的热点之一。张昌平《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又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4月8日），将2013年以来盘龙城考古总结为对遗址地理景观及其变化的认识、对聚落布局的新认识、聚落社会与生产的新发现三方面的收获。黎海超《试论盘龙城遗址的区域特征》（《南方文物》1期），认为盘龙城遗址虽主体因素属商文化，但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施劲松《盘龙城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考古》8期），以盘龙城为中心，揭示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面貌。

　　长江流域其他商代考古研究成果主要有：施劲松《江汉平原出土的商时期青铜器》（《江汉考古》1期），认为商人兴建盘龙城的目的应是控制长江沿岸地区而非占据江汉平原，殷墟时期商文化对江汉平原仍有影响，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式青铜器可能由中原经江汉平原传入。豆海峰《试论湖南澧阳平原商时期考古遗存的发展阶段》（《江汉考古》3期），将澧阳平原商时期遗存划分为皂市遗存与斑竹遗存两类，二者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变迁是外来商文化与本地传统文化冲击与调适的互动过程。高大伦、郭明《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四川文物》6期），认为三星堆遗址是研究人类由野蛮向文明蜕变以及文明起源、发展、辉煌、衰落的绝佳实物标本。

　　关于周边地区商时期考古，陈醉等《内蒙古库伦旗三家子遗址陶器工艺研究》（《草原文物》2期），认为三家子遗址陶器工艺技术的来源不仅有高台山文化的传承，而且还有来自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

　　四　西周考古研究

　　2016年度的西周考古发现研究，主要集中于周王朝的中心区域（今陕西、河南等地）以及晋、齐、曾、楚等诸侯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所提高。

　　西周考古发掘材料主要有：《丰镐考古八十年》（科学出版社），系统介绍陕西西安丰镐遗址近80年的考古成果和研究资料，全面呈现地下遗存的分布状况和重要西周遗存现象，总结各方面的科研成果，并对丰镐遗址今后的工作提出看法。《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系统介绍庄白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为探讨周王封官赐爵以维护统治的政策提供新资料。周原遗址2014～2015年的勘探与发掘，大致摸清该遗址的分布情况，发现夯土基址、居址—墓地、车马坑以及池渠等遗迹，丰富了周原遗址的研究资料（《考古》7期）。西安长安区发现两座西周中期或稍晚阶段墓葬，墓葬形制较大，为研究西周盗墓史和丰京遗址聚落布局提供新资料（《南方文物》4期）。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出土遗物丰富，推测年代为西周早期，墓主属于姜戎族群，级别低于侯或侯夫人，与M3墓主可能为夫妻关系（《文物》1期）。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西周早中期遗存发掘报告，为豫中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和西周考古研究提供新的重要资料（《考古》6期）。山西长子西南呈西周晋文化墓地，共清理15座墓葬，出土丰富的陶器、铜器、玉石器和海贝等。其中“甲”字形大墓M15的墓道发现殉车14辆，是迄今发现西周墓葬墓道中葬车数量最多者（《考古》3期）。山东临朐陈家河遗址发掘，发现西周初年至中期东夷文化遗存，反映出当时鲁北地区仍然保留着本地土著文化的传统（《文物》8期）。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发掘，发现西周时期墓葬及兽坑80余座，推断应为殷遗民墓葬，可能与周初殷遗民的迁徙或周初分封有关（《东南文化》2期）。福建德化辽田尖山原始瓷窑址，年代为西周早中期至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系闽南地区首次发现原始瓷窑址（《福建文博》1期）。江西新干石牛岗遗址发掘，为研究西周早期赣中地区聚落形态、生活习俗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南方文物》2期）。新疆吐鲁番鄯善洋海墓地M21及墓内出土的毛布合裆长裤，年代在公元前1074～前935年，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合裆裤实物（《中国文物报》7月29日）。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发现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后的石板墓，为探索阴山中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文化提供有力物证（《草原文物》1期）。

　　关于西周社会研究，张礼艳《西周贵族墓葬所见性别差异》（《江汉考古》4期）,认为西周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虽总体上低于丈夫所在层级的男性贵族，但相差并不悬殊；与商代相比，其相对地位也未出现显著下降。刘源《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历史研究》2期），指出近年发现的古文字材料为“周承殷制”的观点提供新证据，认为周王朝建立之初在政体等方面很大程度上继承殷商旧制，西周中期以后周代礼乐文明之特色才逐步凸显成主流，春秋时代鲁史中仍可见殷人史官的记事传统。常怀颖《周初“三都”的葬车及其相关问题》（《古代文明》10卷），就周初三座都邑的车马埋葬情况进行对比，并进一步探讨周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周初殷遗民的政治、社会地位。高婧聪《西周宗族形态及德教》（《历史研究》6期），探讨爯器铭文反映的西周人物关系以及遣氏宗族形态等问题，并考察西周宗族建构的一般模式以及西周社会的德教问题。刘卓异《伯族属及家族研究》（《殷都学刊》1期），认为伯是殷遗民，伯家族可能是专司武事的家族，商周之际臣服于周王室后被迁往周原。辛怡华《扶风海家西周青铜爬龙窖藏与太公望家族》（《考古与文物》2期），指出扶风海家一带应是姜尚家族的采邑地。

　　周原遗址考古研究是西周考古的一大热点。宋江宁《对周原遗址凤雏建筑群的新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论证凤雏建筑基址甲组的始建年代应为西周早期，指出周人早期大型建筑应是对商代建筑形式的模仿与学习，推测凤雏建筑群设计者的族属为商人，而其使用者的身份为周王或其在周原的代理人。辛怡华《岐山凤雏西周建筑基址为“周庙”说》（《宝鸡社会科学》4期），认为周原甲组建筑基址是西周王朝举行祭祀、献俘礼或“燎于周庙”的场所，即“周庙”。王恩田《凤雏三号基址与周武王“祀于天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认为周原遗址是西周的都城周，凤雏甲组基址是都城内的宗庙，三号基址的主要功能是祭天。孙庆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与周代的亳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论证凤雏三号建筑基址是西周时期居住在周原地区殷遗民所建的亳社，从而证明凤雏村一带西周时期是殷遗民的居邑，周原遗址是西周都邑“周”地所在。张天恩《凤雏三号建筑的祭祀遗存浅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认为凤雏三号建筑基址明显具有宗教祀典场所的特征，但与周社不同，应为商遗民所建“亳社”。马赛《从手工业作坊看周原遗址西周晚期的变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对周原遗址发掘的三处手工业作坊遗址的生产状况进行分析，认为三处遗址均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发生某种类型的变化，周原社会有可能在这一阶段经历过一次重要的变动。雷兴山《论周原齐家制块作坊的族徽与社会结构》（《古代文明》10卷），在考释周原齐家制玦作坊陶器与石器上刻辞为族徽的基础上，认定作坊内的手工业者为周王直接管辖的殷遗民。

　　宝鸡石鼓山墓地是近年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多数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丁岩、王占奎《石鼓山商周墓地M4再识》（《文物》1期），指出石鼓山M4的发掘，丰富并深化对商周时期关中西部地区刘家文化的认识，推进对商末周初遗存的辨识，对于探讨关中西部姬姜部族文化的融合以及西周青铜礼器组合的雏形具有重要意义。曹斌《宝鸡石鼓山三号墓研究》（《考古与文物》2期），认为石鼓山M3的时代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墓葬的葬制、葬俗以及出土器物都展现出浓郁的“西土”风格，墓葬等级应属仅次于诸侯一级的“西土”高等级贵族，出土遗物展现西土集团列簋制度的雏形。张海滨、解华顶《石鼓山墓地M3及西周早期壁龛墓渊源及族属探析》（《中原文物》2期），认为以石鼓山M3为代表的壁龛墓是西周早期较为特殊的一种墓葬，其源于先周晚期刘家文化、碾子坡文化壁龛墓，墓主族属应与戎狄有关。［日］西江清高著、路国权等译《宝鸡石鼓山西周墓的发现和高领袋足鬲的年代》（《西部考古》10辑），主要讨论石鼓山3号墓的年代以及关中平原西部地区以高领袋足鬲为典型陶器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历史背景。尹盛平、尹夏青《关于宝鸡市戴家湾、石鼓山商周墓地的国别与家族问题》（《考古与文物》2期），推断石鼓山墓地可能是夨国姜太公家族的墓地。

　　芮国墓地研究也是一个热点。谢伟峰《陕西韩城梁带村墓葬群国别与墓主身份探析》（《华夏考古》1期），认为韩城梁带村两周墓地北区的时代在西周中晚期，属于毕公后裔戎化的“戎人”；西区则是芮国大夫和庶民的墓地。陈小三《韩城梁带村墓地三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认为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不见西周晚期遗存。吴伟华《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8墓主新考》（《中原文物》3期），认为梁带村芮国墓地M28墓主应不是芮国国君，而是等级略低的太子。张天恩《周代芮国君主的称谓及其世系》（《古代文明》10卷），认为至少在西周末期梁带村一带已成为芮国都邑所在，并对芮国的君主称谓和世系进行探讨。赵庆淼《芮姞簋与古芮国探微》（《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认为芮姞簋并非姞姓“”族与姬姓芮国通婚的证据，而是嫁至“”族的姞姓芮国女子所做之器；簋铭中所见的姞姓之芮，很可能正是居于汧陇地区的旧邦——古芮国。

　　中原西周考古研究主要是对成周、殷墟西周遗存进行探讨。徐昭峰《成周城析论》（《考古与文物》3期），认为西周时期的洛邑即成周，周公营建的成周位于瀍河两岸，该城废弃于西周晚期；继之而起的是建于狄泉一带的西周晚期成周，即敬王东迁的东周成周；王城建于春秋初年，是平王东迁洛邑所都之地。侯卫东《论西周晚期成周的位置及营建背景》（《考古》6期），指出西周晚期重建成周城，从瀍河两岸东移至汉魏洛阳城一带，重新营建成周城的背景与周王朝处于东、西方战争的高峰期有关。蔡运章、俞凉亘《西周成周城的结构布局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期），对西周成周城的位置和规模、形制特征、基本布局进行论述。此外，胡洪琼、何毓灵《殷墟遗址内西周遗存分布原因管窥》（《南方文物》4期），探析殷墟西周时期遗存，认为其分布状况与西周初期周王安抚殷遗民政策、三监之乱和周公东征等事件有关。李宏飞《殷墟西北冈西周遗存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指出西北冈大墓的早期盗掘坑并非“自然填塞”，殷墟王陵早期盗掘年代应不早于西周中期，并判断这批西周早中期活动于此的人群应是殷遗民。

　　齐鲁地区西周考古成果较为丰富。燕生东《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分布态势与周初东封》（《考古与文物》5期），论述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发展进程及分布势力，并指出周初东封的姬姓、功臣、姻亲邦国均位于晚商文化的分布区内。曹斌《胶东半岛西周时期遗存的分期和年代》（《海岱考古》9辑），将胶东半岛西周时期的遗存分为两期６段，并尝试建立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侯乃峰《新见鲁叔四器与鲁国早期手工业》（《考古与文物》1期），对鲁叔四器上的铭文进行补释，认为铭文内容与鲁国早期历史密切相关，从侧面反映出鲁国早期手工业技术已十分发达。王恩田《曲城齐仲簋与“丁公伐曲城”》（《管子学刊》4期），认为曲城遗址出土的齐仲簋应与《晏子春秋》中“丁公伐曲”的记载有关。魏峭巍等《山东陈家河遗址西周陶器使用浅析》（《文物》8期），认为陈家河遗址西周陶器可能是其先人——夷人所用，同时反映其先民逐渐融入周文化的过程。

　　江汉地区西周考古研究的焦点是曾国墓地。李维明《曾辨》（《中国文物报》7月29日），对曾封国年代、地望、族属等问题进行考辨。张懋荣《再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江汉考古》3期），认为叶家山曾国墓地是西周早期最典型、内涵最复杂、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姬姓诸侯国墓地；曾国不仅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已成为周王朝攫取土地与矿产资源的有力帮手。张天恩《试论随州叶家山墓地曾侯墓的年代和序列》（《文物》10期），认为三代曾侯的顺序为曾侯犺（M111）→曾侯谏（M28）→曾侯（？）（M65）。王恩田《曾侯与编钟与曾国始封》（《江汉考古》2期），认为叶家山曾国墓地只有两位曾侯，没有曾侯与夫人的合葬墓；墓地可以分为曾侯公室墓区和夷人墓区。张礼艳《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M1墓主族属辨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叶家山西周墓地不一定均系姬姓周人墓，M1墓主人的身份可能系灭商前居住在当地的广义的殷遗民或随南公一支就封至曾国的殷遗民。黄凤春《从叶家山新出曾伯爵铭谈西周金文中的“西宫”和“东宫”问题》（《江汉考古》3期），认为叶家山M107墓主就是主政曾国西宫官署的人，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南公”就是南公适。于薇、常怀颖《叶家山“西宫”爵与两周金文“三宫”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5期），指出“西宫”长期为寝、庙之称，用于人名或族姓名的情况不多，且地位不详；“东宫”则多为高等级贵族之称，亦有作为宫室名之情况；“南宫”为族氏名，极少用于宫、处所名；M107定性为曾国一般公卿贵族较为稳妥。此外，方勤《郭家庙曾国墓地的性质》（《江汉考古》5期），认为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曾侯墓为核心的曾国公墓地，郭家庙一带是两周之际曾国都城的所在地。鹏宇《曾侯乙墓出土漆鹿考识》（《华夏考古》1期），认为曾侯乙墓中出土的1件木质漆鹿并非鼓座，而应是古代盛筭用的鹿中。

　　周边地区西周考古研究也有新收获。王玮、张寒冰《长吉地区西团山文化生产工具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形态》（《北方文物》4期），分析统计长吉地区西团山文化出土的生产工具，对西团山文化居住址与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及男女之间随葬生产工具的差异进行辨析。党郁、孙金松《夏家店上层文化祭祀性遗存初探》（《草原文物》1期），对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系列祭祀性建筑和遗存进行梳理、分类和比较，探讨此类遗存的表象特征、规律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世界。郭物《早期游牧王国的夏季礼仪中心》（《中国文物报》11月18日），认为新疆阿勒泰三道海子遗址群是公元前9~前6世纪北方山地草原地区游牧人群和文化的核心，西周的灭亡可能与三道海子文化的兴盛有关。

　　五　东周考古研究

　　2016年度的东周时代考古研究，公布的考古发掘资料丰富，涉及区域广，各诸侯国考古研究成果较为丰硕。

　　东周考古发掘资料方面，河南境内主要是郑州、洛阳、南阳等地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报告。《新郑双楼东周墓地》（大象出版社）一书，是双楼村东周墓地抢救性发掘的研究成果。郑州航空港区冢刘战国墓2013ZZM9，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棺内有人骨一具，出土器物有陶罐、陶钵、铜带钩各1件（《文物》11期）。洛阳西工区西小屯村发掘三座春秋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考古》4期）。伊川徐阳发现东周陆浑戎贵族墓地，发掘墓葬24座，其中大型墓葬2座，车马坑2座，小型墓葬22座（《中国文物报》4月22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文物保护项目考古报告主要有：《淅川全寨子墓地》系统介绍全寨子墓地150座墓的考古报告成果；《淅川阎杆岭墓地》系统介绍阎杆岭墓地发掘的208座墓葬，包括战国楚墓、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秦人墓以及两汉墓葬；《淅川马川墓地东周楚墓》为马川墓地208座东周墓葬的发掘成果；《淅川熊家岭墓地》公布熊家岭墓地79座墓葬的发掘成果；《汤阴五里岗战国墓地》系统介绍五里岗墓地700多座战国墓葬的考古成果。此外，淅川熊家岭墓地的发掘，共清理战国墓67座（《华夏考古》2期）；信阳城阳城址郭楼墓葬区发掘的两座楚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年代为战国中期（《中国文物报》10月21日）；光山何小湾战国墓群共有墓葬9座，出土陶器、木漆器等，时代为战国中、晚期（《中原文物》3期）。

　　公布的齐鲁地区考古资料较多。临淄齐国故城10号建筑遗址发掘，清理战国时期灰沟9条、灰坑2个，汉代水井2处、墓葬2座及宋代墓葬7座（《文物》8期）；淄博隽山战国墓M1，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有陪葬坑6座，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骨器、马车，墓主为战国早期齐国中小贵族（《文物》10期）。临淄区文物局负责多项抢救性发掘，其中范家墓地战国墓发掘，清理3座大型殉人陪葬墓，时代为战国早期后段（《考古》2期）；永流战国墓发掘，清理墓葬6座，其中M3墓主为大夫一级的齐国贵族（《海岱考古》9辑）；刘家村战国墓葬M38、M39，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墓主身份当属士一级的齐国贵族（《海岱考古》9辑）；辛店街道办安乐店村战国墓，为“甲”字形土坑积石木椁墓，墓室北壁中部挖有两个东、西并列的壁龛，龛内各放置1件青铅釉陶罍（《中国文物报》8月12日）。此外，张光明、于崇远等《山东高青狄城故城遗址初探》（《管子学刊》1期），通过对狄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发现总面积约56万平方米的东周时期城垣遗迹，城内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陶、石、骨、蚌等遗物。

　　江浙地区，苏州真山土墩墓（D33），高约5米，直径30余米，出土有陶器、原始瓷等，等级较高，时代为春秋中晚期（《文物》5期）。《绍兴越墓》（文物出版社），为绍兴地区越国贵族墓考古发掘报告，包括香山、祝家山、小家山、小黄山4个地点7座越国贵族墓葬，为研究越国墓葬等级、葬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湖地区，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发掘获重大成果，共清理墓葬132座，其中西周晚期墓3座，春秋时期墓118座；出土两周时期铜、陶、玉、铜铁矿石、石等质地文物170余件（《中国文物报》2月26日）。襄阳鏖战岗发掘的三座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具有强烈的楚文化特征，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晚段（《考古》11期）。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年发掘的M10、M13、M22三座墓葬，推断年代为春秋早期（《江汉考古》5期）；2015年发掘的M43，墓主人可能是士一级的女性贵族，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出土的太保簠、夨叔匜是研究曾国官制以及曾国政治联姻关系的重要资料（《江汉考古》5期）。长沙市石家山墓群发掘，共发掘战国、东汉、宋代墓葬37座，为研究长沙战国时期中小型墓葬的发展演变提供资料（《文博》1期）。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平面为圆形，开凿于楚国，秦代沿用，出土陶器、铜器、石器、铁器、建筑构件以及简牍（《文物》5期）。

　　川滇地区，青川郝家坪战国墓葬群2010年发掘，清理墓葬34座，包括有椁墓和无椁墓，出土一定数量的陶器、铜器和漆器，为研究四川地区战国中晚期墓葬形制及秦、蜀之间人员和文化交流等提供新线索（《四川文物》3期）。木里县中铺子村石棺葬墓地发掘，清理石棺葬13座，推断年代可能在战国时期（《四川文物》5期）。汉源县桃坪遗址发掘，发现商周时期灰坑5个及各时期墓葬28座（《四川文物》6期）。昌宁大甸山墓地墓葬形制可分为竖穴土坑墓、土洞墓和瓮棺墓三种，随葬品有石器、陶器、铜器等（《考古》1期）。

　　周边地区，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墓葬包括地上封堆和地下墓圹两部分。出土器物279件，质地包括陶、金、银、铁、玻璃器及绿松石、红玛瑙等。年代推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文物》5期）。《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系统介绍岱海地区忻州窑子、小双古城、水泉三处东周时期墓地的发掘成果。

　　东周考古研究方面，涉及中原地区的论文主要有：赵兆《周山王陵墓主身份考》（《洛阳考古》1期），认为周山诸陵墓主是灵王、景王两代周王而非四代周王，灵王之墓使用“中”字形墓葬形制，景王之墓使用“甲”字形墓葬形制。王淡春、罗武干等《郑韩故城出土战国晚期铁器铸造工艺分析》（《华夏考古》4期），认为郑韩故城出土战国晚期铁器种类较多，材质多样；战国晚期韩国工匠已掌握一定的铸后处理技术。赵晟伟等《南阳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鼎保护修复技术研究》（《中原文物》5期），通过对下寺春秋楚墓M10青铜鼎的保护与修复，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在青铜文物保护过程中有机结合的新技术。秦臻、陈建立等《河南舞钢、西平地区战国秦汉冶铁遗址群的钢铁生产体系研究》（《中原文物》1期），认为战国秦汉时期该地区已经形成完整的以生铁冶炼为基础的钢铁生产体系。孙蕾、杨树刚《焦作温县南平皋遗址东周人骨研究》（《中原文物》2期），认为南平皋东周墓葬7例人骨中两性居民平均死亡年龄为四十二三岁，女性颅骨在种族特征上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存在较多相似之处。

　　有关秦国及邻近地区研究成果较多。陈洪《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对早期秦人的社会状况以及秦文化的传统与变革、扩散与传播、形成与流向等问题进行研究，并重点讨论秦墓头向时空分布、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等相关问题。陈洪《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的关系及其演变》（《考古与文物》2期），认为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战国早、中期后，随着小型秦墓中直肢葬的增加，秦人葬式中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朱连华《西安北郊战国晚期至东汉时期墓葬方向的几点认识》（《文博》1期），认为战国晚期至汉初，西安北郊墓葬呈现以东向为主，西、南和北向均占相当比例的多元形态。韩建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东周秦汉有铭铜器丛考》（《文博》3期），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东周秦汉有铭铜器进行考释，对秦与诸国关系、秦汉职官、地理、度量衡制度研究有重要价值。黄晓娟、韦清等《甘肃马家塬战国墓地M4出土身体装饰件的保护修复及复原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通过实验室考古对马家塬战国墓地M4出土的身体装饰组件进行清理、文物提取、保护处理，并对墓主人头饰、项饰、腰带及其坠饰进行复原。

　　晋国及邻近地区东周考古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曹洋《关于侯马乔村围沟墓“殉人”问题的讨论》（《文物世界》2期），认为围沟墓中的附葬人骨在社会身份上有巨大的差异。路国权《论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不可能早至公元前475年，与随州擂鼓墩1978M1曾侯乙墓铜器群的年代比较接近。程勇《晋城市境内战国至五代长城保存现状与病害分析》（《文物世界》1期），对晋城市境内战国至五代长城保存现状与病害进行分析，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晋城的长城遗存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展示。

　　燕、赵及邻近地区考古研究方面，裵炫俊《东周燕国铜敦、豆之年代辨微》（《考古与文物》2期），发现东周燕式铜敦、豆的表面纹饰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纹饰主题不仅融合周边地区因素，也表现出燕国独有的特点。张渭莲、段宏振《东周赵国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将赵文化遗存分三期六段，可分为豫北冀南、晋东南、晋中、晋北河套和冀中五个区域，经历初创、发展、繁盛、衰落四个阶段。滕铭予《中山灵寿城东周时期墓葬研究》（《边疆考古研究》19辑），认为春秋中晚期居住在灵寿城及其附近的人数并不很多，很可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人群。

　　有关齐、鲁考古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王震、滕铭予《新泰周家庄墓地的年代上限、国别及相关问题》（《文物》11期），认为周家庄墓地的年代上限应为春秋末年，是齐国平阳城内较高阶层人群的墓地。任相宏、郑德平等《沂源东里东台地一号战国墓及相关问题的思考》（《管子学刊》1期），认为东里东台地一号战国墓的身份为战国中期较早阶段盖邑盖大夫之夫人。印群《论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的特点》（《管子学刊》3期），揭示出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的几个特点。张志鹏《山东长清仙人台墓地五号墓国别与年代考》（《东南文化》1期），认为仙人台墓地M5与该墓地内其余五座呈现鲁文化特征的邿国墓葬不同，应为齐国墓葬。

　　楚国及邻近地区东周考古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张昌平《江陵九店东周墓年代下限的讨论》（《江汉考古》4期），认为《江陵九店东周墓》发掘报告34座墓葬的年代应属于白起拔郢之前，墓主应是楚统治之下外来的秦人，其经济地位低于当地楚人。王先福《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墓皮甲的复原》（《考古学报》3期），对枣阳市九连墩遗址一号墩一号墓所出皮甲进行复原研究。此外，刘礼堂、祝恒富《浅析鄂西北地区“楚长城”遗迹》（《江汉考古》6期），认为鄂西北地区所谓的“楚长城”遗迹是明清时期的山寨和关隘遗迹，与楚国之长城并没有任何关联。陈艺冠《钟离国礼制初探》（《中原文物》3期），对蚌埠双墩M1、凤阳卞庄M1和凤阳乔涧子M2三座钟离国墓葬的礼制进行研究，认为独特的墓葬形制与结构是钟离国礼制的重要内容，这应与其族属及崇日传统密切相关；楚文化对钟离国影响较大，底层贵族的葬制、随葬品等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

　　两广地区东周考古研究成果主要有：李龙章《广东博罗横岭山墓地年代问题探讨》（《考古》5期），认为广东横岭山墓地前期墓葬年代应处于春秋早中期，后期墓葬的年代应处于春秋晚期。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8期），认为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甚至到达越南北部的这条南迁路线，正被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移动轨迹也愈加清晰。

　　涉及周边地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悦等《新疆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出土马骨脊椎异常现象研究》（《考古》1期），推断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的年代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并对出土马骨脊椎异常现象进行研究，探讨遗址出土马匹的骑乘问题。赵俊杰、马健等《吉林长白县干沟子墓地的文化性质与相关问题》（《考古》5期），认为干沟子遗存的文化性质是战国晚期图们江流域柳庭洞文化分裂的产物，并依据零星的考古发现试图探讨此时期鸭绿江流域积石墓的出现与汉人移民集团北上之间的内在联系。

　　六　专题研究

　　2016年度的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除对考古学文化进行传统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对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原始瓷器、玉器等进行专题研究。

　　（一）青铜器

　　主要涉及综合研究、类型学研究、矿冶考古、铸造工艺探索、音乐考古等方面。

　　综合研究方面，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分析新出土或发表的商周以至战国青铜器，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主张，提倡比较考古学和比较文明史研究、国际汉学研究和重写学术史。张昌平《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商务印书馆），将南方青铜器分为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研究该地区出土青铜器所反映的西周早期周文化的南下、对南方地区的控制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曹斌《青铜觯研究》（科学出版社），对商周青铜觯进行考古学和礼制文化方面的系统研究。《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从器类、纹饰、铸造、文化属性等几个方面论述，是近十年间有关皖南青铜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孙明《商周时期铜方尊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春秋》3期），认为铜方尊方形的设计与方鼎、方爵、方尊形器有关，与圆形铜礼器相比使用者等级更高；殷墟青铜器三、四期铜方尊开始传播至周边地区，西周早期出现新的器形与装饰风格，西周中期发展至顶峰并逐渐消失。何毓灵等《试论妇好墓“铜尺形器”的功用》（《文物》12期），认为妇好墓铜尺形器应是铜柶，与觚、爵配合使用。王长丰《新见族铜器兼及相关盟姻族徽的再认识》（《中原文物》5期），阐释盟姻族徽在形式上是由基本族徽通过累加或连缀等形式形成的族徽类型。曹斌等《匽侯铜器与燕国早期世系》（《江汉考古》5期），通过对西周时期匽侯铜器的辨析，重新梳理燕国早期召公留守王室一支的世系。刘晓霞《小臣簋新论》（《考古》4期），从小臣簋的铭文书体特点入手，指出这两件簋长期存在器盖盖错的情况，其年代应在昭王前后。王恩田《滕楙编镈与滕用夏正》（《华夏考古》4期），对滕楙编镈铭文所涉及器主身份、编镈用途等进行研究，并对滕国使用夏代历法纪年及原因进行探讨。曹锦炎等《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墓出土越国鸟虫书錞于》（《文物》11期），对江都王墓出土越国鸟虫书錞于的器形、纹饰、鸟虫书字体等方面进行探讨。蒋鲁敬、李亮《荆州李家堰墓地出土战国铜戈铭文考略》（《江汉考古》2期），认为李家堰墓地出土的“卲（昭）王之諻”戈，属于楚器，年代大约为战国中晚期；另一件“廿八年雍丘令”戈可能是魏惠王二十八年。陶亮《新命楚王戈相关问题考》（《中原文物》4期），认为淅川下寺M2所出新命楚王戈铭文中的楚王当以平王熊居为是，戈铭是《左传》“弃疾即位，名曰熊居”及“使子旗为令尹”两条记载的金文印证。

　　类型学研究方面，路国权《试论东周时期铜簠的分类和谱系》（《四川文物》4期），将东周时期的铜簠分为A型折沿和B型无沿两型和八个次亚型以及不同的式。其中A型铜簠属于周文化系统，B型铜簠属于楚文化系统。毛波《吴越系铜剑研究》（《考古学报》4期），重点分析春秋晚期之前吴越系铜剑的发展演变，将其分为Ａ、Ｂ、Ｃ三型，按其发展演变分若干式，推定各式的年代。向桃初等《商周青铜方罍序列及皿方罍的年代问题》（《文物》2期），试图建立商周青铜方罍的发展演变序列，认为皿方罍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李维明《司母戊鼎纹饰与寓意蠡测》（《中原文物》6期），认为先秦纹饰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设计形成具有特定含义的纹样。除装饰意义外，多蕴含设计者赋予其中的理念。

　　矿冶考古方面，陕西洛南河口遗址周边数次调查，发现10处古代开采绿松石的洞穴遗址，开采年代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延续到春秋时期（《考古与文物》3期）。王立新等《辽宁建平两处早期冶铜遗址的调查与初步认识》（《边疆考古研究》19辑），介绍建平、赤峰和通辽地区的专题考古调查材料。黎海超《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周时期采矿遗址研究》（《考古》10期），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各采矿遗址进行对比研究，并对商周时期南、北方铜料交流问题进行思考。郁永彬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28出土铜锭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5期），认为叶家山M28出土的两件铜锭不是同一批铜料制成，与已知的长江流域铜矿冶遗址未有直接的联系。陈树祥《关于早期铜矿业探索如何深化的思考》（《南方文物》1期），对西亚和中国境内早期遗址出土的红铜制品、青铜器、黄铜器和冶铸遗物及学术观点进行梳理，认为长江中游可能为中国青铜文明的起源区之一。

　　铸造工艺探索方面，陈国梁《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存再探讨》（《中原文物》3期），认为未有明确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一期存在铸铜作坊，二期早段存在着分散的冶铸点，二期晚段至四期早段冶铸活动主要集中在铸铜作坊之内，四期晚段以后冶铸点再次呈现分散的特点。张昌平《湖北郧县李营发现的铸铜遗存》（《考古》6期），分析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H37出土有与铸铜相关的遗物。韩用祥等《盘龙城遗址首次发现铸造遗物及遗迹》（《江汉考古》2期），公布盘龙城遗址首次发现铸造遗存信息。徐劲松、余夏红《盘龙城遗址灰烬沟遗迹性质浅析》（《江汉考古》2期），认为盘龙城遗址灰烬沟遗迹可能是与冶铸有关的作坊遗存，出土的大口尖底陶缸可能是用作熔炼的熔炉，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应有相当部分是就地铸造的。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南方文物》4期），对比发现盘龙城遗址中的灰烬沟遗迹与中国各地冶炼遗迹相似，认为灰烬沟遗迹属于冶炼遗迹。苏昕《试析盘龙城杨家嘴遗址M26所出青铜器铸造缺陷及其补救措施》（《江汉考古》2期），研究发现杨家嘴遗址M26出土青铜器总体制作较为精良，但个别器物在合范、浇铸等环节上仍存在一些问题，铸工曾采取补铸、涂抹等不同的补救措施。张昌平《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鋬的铸造技术及其发展》（《文物》9期），认为此时期鋬的铸造技术体现块范法铸造工艺适合处理复杂的几何体器形、便于装饰发展的特点。岳占伟、荆志淳等《殷墟陶模、陶范、泥芯的制作工艺研究》（《南方文物》2期），对孝民屯村南及东南地所出铸铜遗物进行分析研究，探讨殷墟的陶模、陶范、泥芯的制作工艺。金锐等《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陶范烧制工艺初探》（《南方文物》2期），认为孝民屯出土的10件陶范含砂比例较高，且陶范内壁的烧成温度普遍高于外壁；烘范技术可能承于陶器的烧制工艺，同时结合铸造的要求，在温度控制等技术方面有重要的革新。陈建立等《西周时期周原地区的周原出土周原镀锡技术及文化意义》（《南方文物》1期），通过对周原出土4件镀锡青铜器的分析，发现其均为热镀锡工艺所成，这种铜器镀锡技术自西周早中期开始出现直到东汉早期。张登毅、李延祥等《山西定襄中霍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期），认为中霍墓地出土的17件春秋晚期青铜器基本上是用铜、锡二元合金和铜、锡、铅三元合金制造而成，存在铸造、热锻、热锻后冷加工三种制作方式，不同风格的铜豆采用的浇注方法不一样。

　　音乐考古方面，李玉洁《先秦编钟组合的礼制研究》（《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形式是有的，但是“乐县”等级与考古所见编钟组合形式不完全符合。闫浩《商代编铙与先秦礼乐的肇始》（《中原文物》5期），认为商代编铙的成熟使用是先秦礼乐的肇始，以编铙为代表的商代乐器组合和以编钟为代表的周代乐器组合有着明显的发展演进关系。汪培梓《郑州“舌”铭铜铙时代与性质浅析》（《中原文物》5期），认为郑州“舌”铭铜铙当出土于郑州西北郊商代晚期墓内，且与另外两件下落不明的铜铙配套成编使用。朱晓芳《齐鲁金声——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将山东地区分为鲁北、鲁南、鲁东南和胶东四个音乐文化区。郎剑锋、赵守祥《山东新见青铜句鑃初识》（《东南文化》5期），认为山东出土的青铜句鑃主要用于祭祀，与青铜圭形器、璧形器形成固定的组合。黄文新、赵芳超《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甬钟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4期），对万福垴遗址的甬钟铸造年代及铭文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二）原始瓷器

　　原始瓷器研究，主要涉及综合研究、瓷器的产地、南北运输路线以及原始瓷器所反映出的地区间文化交流等方面。

　　《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研究》（故宫出版社）一书，为中国古陶瓷学会2016年“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研究”研讨会上论文选集，共22篇，涉及先秦印纹硬陶、各地博物馆馆藏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故宫博物院窑址调查与院藏印纹硬陶、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工艺与特点等诸多问题。牛世山《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源》（《考古》8期），从胎质、器类等方面对这些器物进行分析，认为它们的整体风格与典型殷墟文化的普通陶器及青铜器的形态和演变轨迹没有可比性；商代原始瓷应产自南方，在特征上明显存在阶段性差异。陈铁梅《在宏观和历史的视角下对北方出土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探讨》（《文物》6期），认为不同的瓷料导致南、北方不同的陶瓷业历史。并根据南、北方原始瓷胎体元素检测结果对北方说提出一些疑问，并认为南方说还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秦超超、曹峻《试论夏商时期原始瓷的运输路线》（《南方文物》2期），认为东南原始瓷烧造区可沿东、中、西三条主要路线将产品运往北方。

　　（三）玉器考古

　　玉器考古研究涉及玉器制作技术、玉器文化、玉文化传播等内容。

　　关于玉器制作，方辉《说“瑗”》（《江汉考古》6期），对瑗字本义考察，认为相对于璧、环而言，瑗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器物，最初是由玉璧切分而成，是应璧、环类器物的解玉之需而产生的。叶晓红、唐际根等《殷墟晚商玉器切割技术试析》（《南方文物》4期），研究殷墟晚商时期玉器的切割技术，认为开料以锯片切割技术为主；二次加工中，带解玉砂的硬度和韧度都较高的线状工具用于镂雕等工艺。

　　涉及玉器文化的研究，朱乃诚《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六题》（《考古》2期），认为装饰类玉器盛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主要特征；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群是在红山文化玉器的基础上，受到来自多方文化影响而使得各种文化因素并存，并逐步形成自身的特点。董洁《西周丰姬墓出土玉器初探》（《文博》4期），认为丰姬墓中出土玉器主要为佩饰和葬玉，佩饰玉中有较多的商晚期玉饰特点。朱歌敏《关中地区秦墓葬玉探析》（《文博》4期），认为春秋早期至秦代，秦墓中玉圭、玉戈等礼制性的玉器衰退并趋于消失，象征身份的玉剑具在低等级秦墓中的大量发现，表明秦人春秋至战国早期在多方面承袭西周礼制。

　　关于玉文化的南向传播，石荣传《从闽南、粤东浮滨文化玉（石）器看中原夏商文明的南渐》（《江汉考古》5期），认为中原夏、商文化因素经由长江流域及珠江水系影响闽南、粤东，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不同，直接决定中原夏商玉文化因素进入闽南粤东浮滨文化路径的不同。谌小灵等《关于岭南所见牙璋的分布及相关认识》（《华夏考古》4期），认为浮滨文化及广西所见牙璋应源于东莞村头遗址，岭南地区商周时期的大石铲和原始仿铜礼器与牙璋具有同等的祭祀意义。

　　七　学术评价

　　2016年度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公布大量珍贵的考古调查发掘材料，有众多考古学者参与学术研讨，研究内容丰富多彩，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但专门研究夏代考古的成果相对较少，反映出近年出现的夏代考古“沉寂”状态仍在持续。

　　夏商考古方面，望京楼城址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为夏商时期考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郑州大师姑图录》的问世，给研究者和公众鉴赏以全新的感受和多维度研究的便利。定陶十里铺北遗址的发掘，不仅可以廓清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文化序列及面貌，还可以据此展开与周围区域的对比研究。尤其城址的存在及表现出的复杂文化面貌，对深入探讨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势力在夏商文明形成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研究夏商时期东西方势力的互动、融合过程，具有重要价值。张国硕先前提出的将洹北花园庄早段、晚段归入晚商（殷墟）文化的商文化分期方法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有关殷墟水网路网的研究成果是商代考古的新突破。许宏“大都无城”观点的提出，引起对夏商都城以及先秦都城形态的新思考。

　　两周考古方面，《丰镐考古八十年》的出版，为研究西周都城提供了丰富全面的基础资料。周原遗址的新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形制的发展演变、周原遗址聚落结构、凤雏建筑群性质、周代都邑遗址给水系统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荥阳官庄遗址发现的大、小城周代城址以及城门遗迹，对于研究中原地区西周城址具有重要意义。伊川徐阳发现的东周陆浑戎贵族墓地，发现具有西北地区戎人埋葬习俗的现象，证实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苏州木渎古城城内小城、周边小城的确认以及利用周边山体作为天然屏障进行防御，对于研究先秦城市防御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的发掘，是中国矿冶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古代矿冶生产者墓地，为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铜矿采冶生产中的人力分工和技术种类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青铜器、原始瓷器与玉器等专题考古成果，为全面认识三代历史文化面貌提供了指导、借鉴和启示。其中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提出青铜器研究的新理论方法，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张昌平《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填补了系统研究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空白。

（本文由《中国考古学会年鉴》编辑委员会提供，作者：张国硕 赫素祯 夏腾辉，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