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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 频
坐落在太湖东南岸的开弦弓村，又名江村，依傍在一条东西向的小清河西侧，从高空俯瞰，南村像张弓，北村像支箭，一头连着历史，一头牵着未来。村舍依水而建，或成排，或集中成片，村民临水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80多年前，写下社会学巨著《江村经济》，江村从此而闻名。在他的笔下，从前的“江村”“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它诠释了农工相辅、工业下乡、“三级两跳”等费老的“志在富民”思想，俨然已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样本。 
如今，村里铺上了“两纵两横”的水泥道路，新建了农贸市场、村卫生医疗站、老年活动室、农村图书室；家家有了自来水、开通宽带，看上了数字电视；费孝通纪念馆、江村历史文化馆、江村文化弄堂等等见证着江村文明的建筑正在如火如荼地兴建翻修中。 
走在江村的乡间小道上，我们在与村民的交流中，体会江村的变与不变，虽没有更加恢弘的画卷，现代文明的气息，却也充盈在古老的街巷深处，舒展在村民的眼角眉梢。费老的那句“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竟然让我们豁然开朗。 “曾经白手起家意气奋发，如今打打太极含饴弄孙，” 老村长的“恬淡”生活 当清晨的一抹阳光照射到江村村委会斑驳的墙角，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气定神闲地在老年活动室门口，打着太极。 老人已经70岁了，却面色红润，丝毫不显老态。“这是练太极的功劳，也是现在心宽体胖闹的”，原来老人居然是江村的老村长谭汉文，曾经白手起家带领江村工业起步的领头人。 
“以前的日子要卯着劲向前冲，”回忆起白手起家创业时的情形，老人的眼中居然充满了激情。“1978年，靠着6台丝织机，1000多元钱，我们就重新启动了农村工业”，老村长回忆道，起初的时候确实艰难。物资匮乏，大家就想办法开船到苏州收购废铁，用废铁换钢材，然后再用钢材去换织布机。 
彼时办织造厂是村里的新生事物，充满希望，村民感到有奔头了，特别是年轻人，听到要派人出去培训的消息，热情很高，都想出去。“1979年，靠着6台机器，我们就赚了7万元，下半年再增加6台机器，利润超过10万元，”老村长说，“为了办丝织厂，北村还特地去华西村学习了，聘用了星期六工程师。” 像滚雪球一样，工厂越滚越大，1982年南北两村的丝织厂合并。“费老来的时候，村里的人均年收入从1978年前后在110元徘徊增至300元，其中副业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一半。”谭汉文说，“ 当时费老在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纪念章’仪式上发表《三访江村》演讲，他说'这次来，看到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实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江村经济能够发展这么快，确实是要归功于农工副齐头并进，尤其是我们的乡村工业起步得早。”谭汉文说。农村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带动了村民的就业。村里一半以上的人都在厂子里干活，还建了小学和农贸市场等基础设施。 在开弦弓村，“很多人现在都有社保，在厂里干活，或者养养螃蟹，大部分人都在村里，村里没有'空心’之说，我们自己都能养活自己”谭汉文说。“现在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是38000多元，那个时候是想都不敢想的。” “盖了三次房，挪了三个地儿，可每次都要建两个'灶’” 现代家庭的“乡土情” 中午12点，路过村里的农贸市场，60岁的徐雪荣正在四处“巡逻”，准备“打烊”。 “大叔，这么早关门了？” “是啊，农村的菜场一般早上人多，待会我还有'下一场’呢？你们又是来调查的大学生吧，走，上我家坐坐去。” 
面对大叔的邀请，我们却之不恭。大叔的家是一间“径深”很长的小洋楼，三层高，周边除了一处小平房，还有一处明显有加高过痕迹的楼房。
面带笑颜的阿姨端上一碗青豆茶，亲切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走进厨房在砖头堆砌的土灶旁捣鼓起来。
徐雪荣见我们都很疑惑，忙解释说，“明天就是祭灶神的日子，以前不富裕的时候，稍微放一点，意思意思，现在隆重多了，要放藕、莲子、荸荠，水果的样式也是越来越多。”
“房子是换了好几处了，可是土灶每次都得再盖着，现在的房子一边是煤气灶，一边是土灶，我们家四代同堂，人多的时候，大家聚会就用土灶烧火”，徐雪荣一边说着，一边指引着我们参观了他的三处房舍。 “这是最早的时候，父辈留下来的平房，1994年我花了6、7万在边上盖了两层楼的洋房，2002年又花了十几万加高，重新盖了小洋楼。”
据说在江村，这样洋楼和黑瓦平房并存，土灶和煤气灶并存的情况相当普遍。农家新楼房留有宽敞明亮的厨房,灶台、油烟机等现代厨房设备一应俱全,但村里人仍然习惯留一处伙房。灶台样式与费老在《江村经济》中所附图片并无二致，这或许也就是费老一再提及的“乡土气息”。
“大变样啊！”当我们表明来意，徐雪荣感慨良多，“原来我们这里前后都是大面积的桑田，我也是养蚕能手，种稻达人，还要跑跑供销社”。 徐雪荣1977年从河北唐山服完兵役回到江村，刚好见证并参与了江村发展养蚕业等农村副业的过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村是全省养蚕最好的。”80年代，徐雪荣也曾承包了几亩地，一半用来种水稻，一半用来种桑树养地蚕。“收成好的时候，一张蚕种收100斤蚕茧不成问题，收入也要1000多元钱。” “当时，村里为了加快养蚕业的发展，还派了很多技术员到苏州蚕桑大学去学习。”徐雪荣说，自己当年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在外地进修了三年之久，学习如何栽培桑树和病虫害的防治。 聊到半场，我们突然想起，“大叔，您刚才说您还有'下一场’？” “哈哈，我也就是跟几个老头一起聊聊天，打打牌。”徐雪荣告诉我们，年轻的时候忙惯了，现在年纪大了也闲不下来。“我们不缺钞票。就是人老了,不能在家里闲着,我现在一边在工商系统下的农贸市场当当管家，一边还要去种种菜,搞点农业。” 或许，在江村人的观念里，“兼业”是这里的村民最普遍的生活方式，就像变的是时光的流逝，日子的红火程度，不变的依旧是江村与身俱来的乡土气。 “一辆小四轮农用车带火一帮人，这七万元比买房子还值得” 小老板的“星火燎原” 像是要印证徐雪荣的说法，在我们走进一家名叫田园纺织的工厂时，遇到了不少同样在“兼工”的工人。 庞大的生产车间里,十几台纺纱机哒哒作响,纺织厂女工居多，年龄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不等，正在纺纱的女工从18岁就在厂里，从挡车工到纺织工，二十几年干过的工种不下十个；传达室的大爷70多岁了还在当值，不是因为钞票，只是打发时间，大门口还养着两条狗。老人说:“它们也是用来看门护院的”。
没有特殊的门禁，我们轻易地进入了工厂，厂里的工人告诉我们，“工厂订单多的时候，就多增加工人，淡季工人就减少些，没有严格的区分。” 正当我们在好奇，这样一个充满“乡土气”的工厂究竟有一个怎样的老板在进行管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从车间里走出来，进入我们的视野。
“稍等我一下，我去擦点发油，我这个样子都不像一个老板了，就像一个农民。”来人正是田园纺织的创始人，徐柏明。 徐柏明并不是江村人，1998年因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入赘到开弦弓村吴冬梅的家中。2003年，徐柏明到濮院羊毛衫市场经商，在2年多的时间里赚了60万元，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不但在濮院拥有一间30多平米的门市部，附近还有5间仓库，不久又在村里办起了工厂。如今的田园纺织，一边做着传统的羊毛衫，一边将纺织类工业转型升级，做起了遮光布，“两边加起来，年销售大概2亿元吧。”徐柏明说。
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是如何发家致富的？从理发学徒做起，中间搞过运输、卖过配件，除了必备的吃苦耐劳的素质之外，徐柏明还有一颗依托市场，敏锐地去感知市场的心。 “那个时候，村里有很多跟我一样从家庭作坊起家的，夫妻档做羊毛衫生意的人，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江村和濮院”，徐柏明回忆说，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限制，往返的班车只有1趟，反正自己也是要天天去’赶货’，不如带上大家一起，一边还可以赚点油费。
“我就花了七万元钱，买了一辆面包车，每天带着村里人去濮院了解市场，自己一边做贸易”，徐柏明说，“一来二去，不仅方便了村里人了解羊毛衫市场，大家的生意都越做越好，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找到了发展的机会。”2003年，徐柏明夫妻俩在濮院寻觅到一处门面房，生意从此便顺风顺水。
事实上，在90年代初期，农村搞活商品经济，以家庭作坊为开端的“温州模式”开始盛行，跟许多年轻人一样，徐柏明是赶上了好时候。从家庭作坊起步，这个两千多人的村庄,现在已经有18家这样的工厂，羊毛衫产业在村里有较好的基础，大多以家庭工业的形式存在，全村有80多户村民从事这一产业。纺织业和羊毛衫产业逐渐支撑起江村的经济，成为支柱产业。 “像费老一样，离开却又从未离开，终其一生为江村” 老教授的执念 下午3点，远在上海的原复旦大学教授刘豪兴匆匆赶来，为研究江村的口述史搜集资料。在此之前，根据费老的遗愿，老教授已经耗时五年，为江村编纂了国内第一部村志。
事实上，自从第一次跟随费老来过江村后，每月一次到江村看看，三十多年来，刘豪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1981年第一次跟随费老来江村的时候，江村的集体工业刚刚起步”，刘豪兴回忆起当年来江村的情形，“那个时候村里到处都是平房，从震泽坐船到庙港，再从庙港走路到江村，路上走了2个小时。农民自己只有一辆自行车，可是也没有多大用场，因为下雨天路都很泥泞，根本没法走。哪像现在，我三点下的长途车，3点10分就已经坐在你们面前了。”
谈及费老，老教授眼中满是崇拜。“费老的《江村经济》的研究跨越了'文野之别’，打破了当时对人类学只能用于研究野蛮社区的理解，所以费老导师马林诺斯基称其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从1936年到2002年，费老一共对江村进行了26次访问。社会学界一致认为，费老对江村引起的蝴蝶效应在于，不仅使其成为中外学者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更从实际上促进和改变了当地村民的生活。
从刘豪兴口中，我们得知，费老1936年第一次访问江村的时候，就提出了农民想要致富，必须要发展工业的思想。1957年重访江村时，却发现虽然江村的粮食产量提高，农民自己有土地，生活总体得到改善，可是农民口袋没钱，不搞副业，工业也没有，农民的生活其实不如以前。 直到1981年费老第三次来到江村，看到江村的巨大变化时，才欣喜万分。“我还记得，当时一到村部，费老看到村部的大会堂变成了机声隆隆的丝织厂房，年轻的女工熟练地操作着丝织机。走到村部办公大楼的阳台上，向南看去是枝条繁密的百亩桑园，再往南看，是几百亩金色的稻田，真是农、工、副三业齐发展，老师当时就即兴写下了两首诗。
但是后来，这种“苏南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费老又是最早注意到了农村发展工业、副业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村家庭企业、小商品市场，后来他将其总结为温州模式。当时，费老不仅在各种非议中对温州模式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很快意识到苏南模式将不能满足经济需要。“老师曾在1990年代初就对开弦弓村的村干部说，要关注温州模式。”
“后来，虽然老师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但是一直没有离开过江村，终其一生，江村都是他灵感的源泉，是一片急需开垦的荒野。”刘豪兴说，“我虽然也研究江村30多年了，但是没有老师的站位，可我想继承老师的衣钵，一直研究下去。”老教授说完，凝神于费孝通纪念馆中费孝通的肖像，若有所思…… 一个念头突然蹦到我们眼前，如今的江村是费老当初想象的江村吗？据说如今的江村是今非昔比了，村里90%以上的村民都开着奥迪、奔驰，家家都有小洋楼。“老师看到了，应该会高兴的，当然老师也会有些担忧”，刘豪兴坦言，比如环境问题，小清河两岸虽然整治一新,但沿河走下来,有些地段依然可以看到杂草和漂浮的垃圾；公共设施问题，村里没有统一的停车场,有很多人家住在弄堂深处,汽车无法开到家门口，没有公共厕所，公共设施缺乏；传统的产业，如何维持和转型升级？
不过，村支书沈斌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未来，村里将朝文化旅游业方面发展开拓，不仅要打好文化牌，展示江村“窗口”的原汁生活，更要让村里的百姓共同致富。
“我们目前正在打造一二三产融合的项目，未来江村将打造成为特色田园乡村。”沈斌向我们介绍，整个建设项目预算投入近2000万元，将综合打造三个区域：开弦弓村文化展示区，包括江村纪念馆及广场、江村市场、江村礼堂等；费老村庄调研区，包括主干道立面房屋改造、青年旅社、东清河桥、江村桥等；田园风光区，包括江村百草园、沿小清河景观步道等。 据了解，一期规划面积为15万平方米，推进时间为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整个项目规划设计以费老学术思想为指导，以延续传统文脉为己任，致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乡村振兴研究学习基地和蚕丝特色田园乡村。 江村，一个淹没在浩瀚村海里的普通村庄，没有华西、永联的“神话”， 却能听到中国农村最真实的声音，“小城镇，大问题”的演绎，从来都是百转千回，披荆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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