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套珍稀的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共有两函16卷，卷一的扉页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下款题“青柯亭开雕”。  青柯亭本《聊斋志异》上印有“新城 王士正 贻上 评”的文字。 2009年10月12日，一则在淄博市文化界颇具影响的消息不经意间传出：在上海嘉泰今秋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套珍贵文物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在经过十余轮次的激烈竞拍后，被一位神秘人物拍得带回淄博，并适时在淄博市博物馆展出。 什么是“青柯亭本”？青柯亭本《聊斋志异》与蒲松龄手稿有什么区别？拍得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的神秘人物又是谁？10月13日，淄博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首次向记者介绍了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回归淄博，以及终被确定为青柯亭本初印本原件的前前后后。 淄博拍得青柯亭本《聊斋志异》 在淄博市博物馆的馆藏珍贵文物中，记者见到了从上海嘉泰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购回的珍贵文物青柯亭本《聊斋志异》，这套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共有两函16卷。书的扉页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下款题“青柯亭开雕”。“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位神秘人物。”淄博市博物馆副馆长谭秀柯微微一笑，他告诉记者，其实自己并不神秘，为了珍贵文物能够安全地回到淄博，他就不能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因此，在这次秋季拍卖会上，人们对他的认识就是手中的号牌。“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是历史上最早的刊印本，但它距离作者蒲松龄去世已有整整半个世纪。开雕，就是开始雕刻的意思，说明这是木雕版本，而不是影印本、翻印版本或印刷版本。”淄博市博物馆副馆长谭秀柯介绍，作为一名从事博物馆工作20多年的专业人员，他对有关淄博“三名人”，即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的文物一直高度关注，只要得知相关的拍卖信息，就立即予以密切关注。 谭秀柯得知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将在上海拍卖的信息后，经请示领导，他乘机飞往上海参加了拍卖会，在经过十几轮竞标后，终于拍回了这套珍贵文物。 青柯亭本《聊斋》的曲折来历 “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以教书为业，在与封建社会各阶层人物进行广泛的接触中，他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命运遭遇进行了细致观察和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鬼神怪异故事，创作了《聊斋志异》。然而，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编写成书之后却无力付梓刻印，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世上流传。”谭秀柯介绍，在蒲松龄去世31年后的乾隆十一年（1746年），赵起杲得到两本《聊斋志异》手抄本，后来，赵起杲又把见到的多个《聊斋志异》手抄本在一起相互校核，得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 赵起杲，字清曜，山东莱阳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赵起杲出任严州（在今浙江省建德市）知府，邀请当时博学多才的文化人担任主编和文学校勘，开始着手编辑校订《聊斋志异》。由于木雕制版耗资巨大，赵起杲拿出自己的薪俸，并典当了不少财物，才保证了《聊斋志异》雕本的顺利完成。赵起杲死后，被安葬在严州南门外的新安江畔，为了纪念这位耗尽心血的出版家，《聊斋志异》的第一次刻印本就被命名为“青柯亭本”，青柯亭是严州府衙里的一座石亭，赵起杲和编辑校勘人员经常在这里讨论稿本，故以此命名。 对于两函16卷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的问世，学术界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原计划要编辑16卷的《聊斋志异》前12卷在严州刻成，赵起杲却猝然去世，没有来得及刻印后面的4卷，后来由浙江睦州州判、藏书家鲍廷博等人刻成。 作为《聊斋志异》最早的刊印本，青柯亭本与之后出现的其他版本在目次编排上有着较大不同，因此，对于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的成书，学术界又有另一种说法，即众人经过选辑，原计划刊印12卷，后来赵起杲感到“未能窥全豹为憾”，“再阅其余，爱莫能舍，遂续刻之”，最后仍刻为16卷，由于这个缘故，致使青柯亭本与其他版本目次不同。 “王士正评”或为“名人效应” 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现存放在淄博市博物馆，但未对外展出。据淄博市博物馆文物保管研究室主任王滨介绍：将来肯定会展出，只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那么，淄博市博物馆拍回的《聊斋志异》又是怎样被确定为青柯亭本，而且又是首印版本呢？据王滨介绍，当淄博市博物馆回购的这套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拿到蒲学专家盛伟面前的时候，年近七旬的盛伟在仔细甄别后惊叹：“真本！这是难得的真本！” 专家认为，淄博市博物馆拍得的这套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笔划清晰，棱角分明，不仅是真本、初刻本，还是初印本，“初印本一般为100件，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可以说微乎其微。” “我们不妨把几个版本的《聊斋志异》进行一下对比。”谭秀柯副馆长介绍，青柯亭初刻本的扉页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下款题“青柯亭开雕”，卷首有余集序、赵起杲序，次有高珩序、唐梦赉序，继有聊斋自志、淄川县志聊斋小传、刻书例言、十六卷总目。 杭州油局桥陈氏的重刻本《聊斋志异》，行款、边栏和初刻本相同，但扉页的款题为“乾隆乙己年重携、青柯亭藏版。”在卷首余集序末页刊有“杭州油局桥陈氏刊”一行小字。 乾隆乙卯重刻本《聊斋志异》，行款、边栏和初刻本也完全相同，扉页上也有“青柯亭藏版”标记，也没有“杭州油局桥陈氏刊”字样，只是在卷五第九、第十两页的版心下面刻有“乙卯重刊”4个小字。 据介绍，除了上面例举的几个版本，《聊斋志异》在青柯亭本问世后，相继出现了多个重印本，形式均大体相同，但内容均有细小差异，如不细加辨别，很容易误认为“青柯亭本”。 在翻看青柯亭本《聊斋志异》中，记者注意到，在“卷一”首篇文章《考城隍》之前，有“淄川 蒲松龄 留仙 著”、“新城 王士正 贻上 评”两竖行文字。“这上面的王士正，其实就是王士祯。”据谭秀柯介绍，王士祯原名王士禛（王渔洋），雍正帝继位后，为避“胤禛”讳，称为“王士正”。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下诏给改为王士祯。“青柯亭本出版是在乾隆三十一年，因此，使用的是王士正。”谭秀柯副馆长告诉记者，青柯亭本上所谓的“王士正评”，即王士祯是这部书的主编，但据后人分析，王士祯很可能并没有真正地“评”，而是“挂名主编”，这样做是为了书的畅销，用现在的话讲，叫“名人效应”。 手稿仅存半部，青柯亭本更显珍贵 虽然青柯亭本《聊斋志异》首印版本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但毕竟不是蒲松龄手稿，与手稿相比还是具有很大差别。“尽管如此，由于蒲松龄的手稿不会轻易示人，而青柯亭本是《聊斋志异》首次刊印，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手稿在青柯亭本面世之前意外遗失，人们就很可能看不到今天的《聊斋志异》，因此，青柯亭本就显得更加珍贵。”谭秀柯介绍，青柯亭本是初印，正是有了这个模本，之后历经几次修改翻刻，又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版本。 据谭秀柯介绍，蒲松龄在世时，将《聊斋志异》最后一卷誊清后，共四函八册，分藏在两只樟木匣子里，作为蒲家的传家之宝封存于密室，嘱其子孙善自珍藏，不得遗失。 清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宣布关东向流民开放，流民入关不再视为非法。同治九年（1870年）前后，山东大旱，蒲氏七世孙蒲价人携带家人及《聊斋志异》和《杂著》等几种蒲松龄手稿“闯关东”，远走东北，后移居沈阳，蒲价人一家三代，辗转于山东淄川和辽宁沈阳、西丰三地，家藏《聊斋志异》手稿达85年之久，最终由蒲文珊将半部手稿交给了国家，现珍藏于辽宁省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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