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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刘九洲
历代把鉴定作为不传之学，现代学术，又没有建立一部有效的教科书，到目前为止，每一个懂得鉴定的人，似乎都是依靠个人摸索，获得鉴别能力的，古称“具眼”，现代西方人称之为“上天的恩赐”。
只有少数人看得懂古书画，导致了大多数古书画，是在没有很多人认识的情况下，完成交易的。也就是说，除了极少古书画，大家都看懂了，成交价格也体现了其地位，其余很多古书画，因为认识的人少，因此参与竞争的人也少，导致其价格没有到位——这是目前的常态。人们总在传说某人在捡漏，其实，理论上看，市场上大多数人都在捡漏。
在过去20年，古书画价格大涨，交易数量很大，所需要的知识，已经超过现有学术边界，即便天下专家集中起来，也不能应付交易的古书画，何况，根本不可能随时集中天下最合适的专家，到最合适的古书画面前研究。
这使得不少着急要买东西的收藏家，找不到最合适的专家，于是就退而求其次，一个办法，就是把“大米专家”，充当“小麦专家”来使用。小麦专家也很惶恐，又不好说自己不懂，只好大谈玄而又玄的东西，于是，收藏家往往被“非专家”，说得头晕眼花，不辨方向。
久而久之，这些收藏家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他们抛弃专家了，就寻找自己认识的因素。于是，大家看到，拿着印鉴书籍在拍卖场上核对书画的人，一堆一堆，任何古书画，只要有合适的印鉴，价格就会狂贵——虽然谢稚柳当年说，这是一条“邪路”。
印章都有如此身价，如果有明确著录，就更好了，著录的顶端，自然是宋元明清的内府旧藏。这个收藏办法，本来是可行的，内府旧藏的东西，总不会太离谱，但是，后来这个道路，发展到后来，把清代内府，收藏的当时宫廷画家的作品，卖到几千万，这就走到了事物的反面——艺术性被忘记了。
与此同时，一些高水平的艺术品，又因著录的有无，被拉开了太大的价格距离，譬如说，一件董其昌书法手卷，清宫旧藏的，可以卖到5000万，没有标志的，可能只有20万，这是过去几年中多次出现的现象。这就标志着，著录本身，值得4980万。真的值得吗？后来，大家心里都有点犯嘀咕。
古书画在大量交易，收藏家却找不到专家，导致了上述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扭曲了市场，问题就出在鉴定上。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只要学会了鉴定，就可以跨越这个障碍。
麻烦在于，没有一本有效的教科书，大家各自学习，也就是自学，其实质就是，要求每一个参与者，自己编撰出一本教育自身的教科书。
这是一种高要求。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社会科学方面的博士，没有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怎么能编写出一部内部逻辑严密的教科书？
但是现实中急需人才，于是，凡是涉足鉴定的人，事实上，都在各自编写自己的教科书。每人的教科书，未必写出来、未必成熟，但是确实有各自的逻辑、方法。
大量的教科书盛行，就导致在实际鉴定中，各方看到的证据特征，时常是一样的，但是结论相悖。这正是过去20年来，一再遇到的实际情况。
西方社会科学解说了这个问题。库恩（1964）说过，学术发展有不同的阶段，在一个阶段内，大家所用概念是一样的，直到出现重大矛盾，解释不了现象，处于学科困扰中。等到大学者出现，提出新看法，解决这个问题，学科上一个新台阶，大家再次聚集到新平台上，使用新的一组概念。
古书画领域的困扰，在于以往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都在编自己的教科书，一旦发现这个“学术事实”，那么问题看清楚了，因为各自编写的教科书，导致各人处于不同学术台阶。按照学术原则，自然会出现，面对相同的事实，也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就是古书画争议不断的学术解释。
过去20年中，每一次古书画大争论，不论是《研山铭》《出师颂》《砥柱铭》，还是《功甫帖》，争论各方都显得很投入，很真诚，在态度上都显得可以代表真理，最后，战场也足够血淋淋的，而且一定没有定论。
 ▲ 宋 米芾《研山铭》
 ▲ 隋人书 《出师颂》
这种事情一再发生，让外界感受到古书画领域残酷且不可解，其实，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关公战秦琼”，类似于二战时期的骑兵对垒坦克，可惜的是，学术之争，不是真实的炮火，所以，留下的不是骑兵的伤亡与退出战场，而是坦克集团的尴尬——因为骑兵始终不会退出战场。
 ▲宋 苏轼《功甫帖》
譬如说，讨论黄庭坚《砥柱铭》、米芾《研山铭》的真伪，双方看到的特征基本是一致的，但是解读完全不同，这个人说这几笔不好，是赝品，那个人说，这是真迹，只是那几笔弱了一些。如何解释这个争论？证据其实已经无效，需要的是尽快取得一致的“认识基础”，也就是教科书要在一个平台上。
 ▲ 宋 黄庭坚 《砥柱铭》（局部）
不同时代的书画，有不同的研究办法，宋人书画，是否与齐白石一种方法鉴定？未必吧？但是，如本文开始所述，古往今来，用一种办法来看待所有古书画的事实，每天都在上演，导致大面积、全方位混乱。
古书画的各种“私编”教科书，根本思路有多少？其实也就那么几种。
最大的一个群体，是笔墨派，就是以个人审美、创作经验为出发点，判断所有古代书画优劣，从而断真伪。其特点是，没有他不能鉴定的古代书画，没有他看不懂的笔墨。我个人以为，这种办法，看现当代绘画，其实有效，看古代绘画，有时候不管用，因为古人的优劣，与今天笔墨派要求的“完美”，根本不是一回事。不相信的人，可以去翻阅一本常见书，就是《中国书法全集 米芾卷》，其中不少米芾晚年信札真迹，哪一件是没有笔墨破绽的？哪一件是格调高尚的？但那都是真迹。在实际鉴定中，有时候“缺陷”反而是真迹的表示，因为大艺术家的“缺陷”，比优点，更加难以记载，如果看到一件作品，其缺点与真迹缺点一致，那基本上是真迹。
第二派是“合理派”，这里有两个层次的“合理”，第一个层次，要求古书画任何环节要合理，不合理就是赝品。这依赖的是自然逻辑，听起来也好听，但在现实中，真迹往往有逻辑缺陷，譬如说《砥柱铭》上有个笔画被挖去；也会有不合理因素，譬如说《砥柱铭》文字与著录有不符之处。怎么办？“合理派”说，这是赝品！其实不是如此，大量书画本身的根本特征，说明了这是真迹，历史因素很复杂，逻辑合理与书画真伪，不能完全划等号，逻辑不能取代一个一个案例的切实研究。第二个层次的“合理”，是要求古书画各种信息，都完备，当代学者也有多人在撰写论文时候，不自觉地说，某些名作在某些时段，缺乏著录，“令人不安”。希望历史信息完备，这是一个荒唐的要求，古代历史中，除了各朝《实录》较为完备，其他，哪里有什么完备？好比有人把一位老同学，领到你面前，问这是不是你20年前旧识，你说，有差异！希望变回20年前样子再看看。有道理吗？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要通过各自研究，找到路径，跨越“历史隔膜”，有人却要求恢复20年前的原貌看看，貌似合理，其实荒唐。历史学、艺术史学，本来就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上的科学，丧失了这个基础思维，其实是在拆艺术史的庙。
这一派中，还派生出一些新问题，譬如说，服饰学者看到没有看过的服饰，就说“不对”，因为不符合已有的服饰数据库。问题在于，现有服饰数据库，也是不完备的，往往是由民间墓葬出土信息构成，而古代名家绘画的图像信息，往往源出宫廷，宫廷的文化动态、服饰潮流，往往领先于民间。所以，服饰学者的严格思维，却往往对古书画鉴定形成干扰。
因此，完成一本相对合理的教科书，是目前急迫之事，看起来似乎可以慢慢建设，其实着急得不得了。资料的大量积累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只有在相对科学的体系中，资料积累才是有效的，否则，还会导致新一代的“关公战秦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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