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晚清时期天地会在广西的秘密武装组织-米饭主和艇军

一笛清韵渺然去，半坡瘦竹吟秋风。大家好，我是竹吟风。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晚清时期活跃于广西的天地会秘密武装组织-“米饭主”和艇军。

说起天地会，又称洪门，这是近三百年以来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秘密组织。关于它的身世从来没有人真正弄清。但“为人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金庸老先生的《鹿鼎记》使得创立于清朝时期的天地会为大家所耳熟能详。

实际上，历史上有较确切史料记载的天地会组织成立于乾隆二十六年，创始人为提喜和尚。福建漳浦高溪（今属云霄）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纠集一些穷苦百姓结拜弟兄，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意，在二十多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网罗了众多的农民、佣工、小差役、小商人、算命人和乞丐，形成地跨闽、浙、粤等省的一股巨大的社会潜流。把所建立的异姓结拜弟兄组织称为“天地会”。天地会的成立，标志着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完成了向“会党”的转化。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在两广的天地会组织受到鼓舞，也纷纷举行起义，反对满清统治。起义首领在广西先后建立了升平天国、大成国和大洪国以及三大王政权，实现了天地会多年来称王建政的梦想，这在帮会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当然，起义的队伍也是鱼龙混杂，其中有些是为了反抗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有些则是为了称王称帝，有些则趁机进行武装抢劫活动，充分体现了帮会组织的两重性。

嘉道年间，随着闽粤移民的涌入，广西天地会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地方官员为了规避处分，则对此隐匿不报，从而有利于天地会的发展。各地天地会在拥有一定势力后，便纷纷举兵造反。他们皆用红布裹头，被称为“红巾军”，以“替天行道”、“反清复明”为口号，并且建立了多个天地会政权，如“升平天国”、“大洪国”、“大成国”以及广西三大王政权，反映出帮会政治意识的高涨。而“米饭主”和艇军的抢劫活动，则反映出帮会的落后性和反社会性。

米饭主是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一带与天地会有密切关系的武装集团，大多是由当地的地主、豪绅所建立的，最初多属于团练，因天地会势力强大而归附天地会。他们表面上仍保持团练的名号，以得到清朝当局的认可，却又在暗中资助天地会，或者充当天地会抢劫财物的窝主。充当“米饭主”者，一般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世家大族，而且需要具有联络各方面的能力。当时有人曾对“米饭主”做如下解释：乡团之中，有一些狡黠者，出资招人进行抢劫，由心腹数人统率，无头目姓名，但称某堂，自己则置身局外。劫掠成功，便至而瓜分其所得，劫后即散匿，或遇官兵、团练击之而后散。所以，米饭主“始为团，终为贼，阳名为团，阴实为贼。官军强则附官兵，弱则跋扈不听征调，其所为有甚于贼者”。

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西已经出现“米饭主”，著名的有贵县怀西里的韦三相，新宁州渠卢村的吴凌云，河池州三旺人韦世尧、韦世贵，武宣东乡人刘观先以及平南县大同里山人冲的胡以晃。韦三相早在道光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即“出资与匪徒越境抢劫，坐收其利”。吴凌云在道光末年已“世为窝主”。韦世尧、韦世贵也在道光三十年以前已“素为股匪米饭主”。

19世纪50年代“米饭主”活动形成高潮。米饭主大多开设堂馆，本人具有堂主身份，他们通过向天地会武装或土匪武装提供食宿、情报或庇护等方式，充当窝主，坐地分赃。如浔州府贵县的韦三相“富而贪，往往出资与匪徒越境抢劫，坐收其利”。甚至连“大盗张嘉祥、黄亚左、黄亚右之下，均听指挥”。太平府的吴凌云，也是因“世为窝主，代贼销赃”而致富，后来在拥有相当势力后，拥兵称霸，成为太平天国时期广西三大王之一。参加拜上帝会的胡以晃，也是米饭主出身。

接下来再说一说艇军。艇军是太平天国起义前活跃在广西浔江、梧江上的天地会水上武装船队，专门进行水上抢劫活动，清政府称之为“艇匪”。

艇军最早来自鸦片战争时期官府在广西梧州一带招募的水陆壮勇。当时，广西巡抚梁章巨驻守梧州，为了防御英军入侵，便在当地招募了一批壮勇，后来成为艇军中著名头目的张钊，便是这时投入其中并充任壮勇的头目。战后，梧州奉命撤防，水陆壮勇遂被遣散而成为无业游民。这些人在军营里受过军事训练，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同时也沾染了兵痞的各种恶习，被遣散后不愿归农生产，便与当地游民结合起来，侧身江湖为盗，他们“聚党于浔、梧江上，剽掠客贩货物，日益横肆”。专门在水上从事劫掠活动，即所谓“包江食水”，按照当地的说法，“船与钱不抢曰包江，货纳金不夺曰食水”。其中著名的有：大鲤鱼、狗嘴李、鲤鱼仔、何妹儿等，他们结盟拜会，不时打家劫舍，包江食水。

他们驾驶的船只称为“波山艇”，又名“古劳艇”，船身坚大，舱面平敞，两旁多桨，驾驶轻便，“操舟者大多强悍敢死之徒”，船上炮火器械俱全。艇军大多是因为当时下层群众无以为生、铤而走险而建立的水上武装团伙。据艇军头目张钊（绰号大头羊）、田芳（绰号大鲤鱼）在向清朝当局投降的禀文中称：“以频年水患，力农则粒米难求，贸易无资工作，则投身匪党，通来西省，欲觅枝栖。适遇故乡之人，共怜同病，聊效绿林之客，暂济饥躯，事非迫胁以相从，势值穷途而妄作。”道出了他们走上江湖劫掠道路的苦衷。

在另外一件禀文中又说：“或因贸易而被掳波涛，或因势迫而投充逆匪。可恨者，通年兵差需索乡间，又假名设立壮勇，以启良善之祸胎，开凶孽之恶隙。名虽极美，罪不容诛。彼以奉官结党，任意苛求，横行讹索，或因私怨而架捏会匪，或因重赏而捏造通洋，焚屋抄家，劫财勒命，是以聚投生。在家者则难保其不去，已去者更难保其回归。”张钊、田芳的禀文，可以说是艇军对清统治者和当地贪官污吏的血泪控诉，他们的行动乃是“官逼民反”，被迫走上为盗的道路。清朝官员也承认“大鲤鱼”、“大头羊”等“号为八千弟子”的艇军，其兴起“皆由提镇卖缺肥己，参游等扣饷虐兵，府厅州县纵盗殃民”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