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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本书，《大调平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和不平等史》，主要讲的是为什么平均财富的梦想，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如果把拥有全世界一半人口财富的富豪聚在一起，需要多大的空间？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也得几个足球场吧。那你就错了。2017年年初，一家调研机构给出的答案是，只需要一辆大一点的商务车，就能把全球最富的八个富豪装下，他们的身家加起来超过4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要知道，在2015年，仅仅是3年前，要把拥有全球一半财富的富豪聚在一起，还得需要一辆超级大客车，大概有62位富豪。再往前推，同样的财富，需要的富豪人数就更多了。2014年需要85位富豪，怎么也得一辆双层巴士才能挤下。再往前推到2010年，则需要388个人，一架波音777客机才能全部塞下他们。 晒出这一组数字，并不是为了炫富，而是这些数字指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方向——最近十年，财富聚集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问题是，这种贫富差距的拉大是历史的必然么？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好的办法，能让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变得更平均？这就是这本书《大调平器》希望解答的问题。 《大调平器》的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这本书梳理了从远古到当下的历史中，到底有哪些事件和哪些政策能够减少财富的不平等。《自满阶级》的作者科文评价说，这本书是“研究不平等历史最棒的一本书”。 《论语》里，孔子曾经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就是说不担心物产不够丰富，但是担心分配不够公平。这里的均并不完全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平均的意思，而是各得其份，也就是在公正的分配制度下得到自己应得的份额。孔子的这句话也是对社会的警示：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就可能分崩离析。如何不让贫富差距拉得过大，如何更好地进行收入分配，让社会和谐，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志士贤人都在思索的大问题。沙伊德尔的《大调平器》可以说是切题之作。最近几年欧美出现的民粹思潮和反全球化运动，其实也是对贫富差距过大的一种反弹。借鉴历史上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经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书中观点，历史上有哪些做法能够缩小贫富差距？ 沙伊德尔在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梳理，到底历史上有些什么做法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结果只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中一个是大规模的暴力，另一个是瘟疫。 历史上大规模的暴力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战争，另一种是国家崩溃。这两种形式不管是发生在近现代，还是发生在古代，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暴力产生社会动荡，富人的财富在此期间更容易被掠夺或者遭到损失，结果自然是社会财富变得更平均了。最常见的暴力形式莫过于战争。战争一是要消耗巨额社会财富，二是会带来大量的破坏，两者都会让富人受到更大的损失。沙伊德尔特别强调近现代大规模战争带来的平均效果。这里的大规模战争，指的是现代国家产生之后全民动员的战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上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巨大的调平器，因为大规模动员的战争要求全面动员参战各国的全部资源，并要求所有人都做出牺牲，这为“劫富”提供了异常有力的理由。两次大战带来的损失是惊人的。各国的工业全部转型投入军工生产。为了支付军费，各国都大幅提高税收，美国在二战结束把最高所得税税率提高到了94%，财产税则提升到77%。战后，一些国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让老百姓的存款成为废纸。比如一战结束不久，德国的一个面包卖到了一万亿马克，这个价格放在今天很难想象。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也因为世界大战而停滞。精英和上层的财富因此被重新分配，整个社会的财富因此变得趋向平均。 暴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古代能够大规模平均财富的主要方式，则是国家崩溃。国家崩溃，不是历史上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专指非常激烈的社会动荡，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崩溃和瓦解。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晚唐时期，国家四分五裂，军阀割据，演变成五代十国这样的大混乱。古代很少有现代国家的制度制衡，造成贫富分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少数权贵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私利，贿赂公行，腐败滔天。 比如在2000年前的古罗马，最富的执政官与普罗大众的财富差别，和今天美国首富比尔·盖茨与普通美国人的差距一样。不过与盖茨依靠商业致富不同,古罗马的执政官是只有巨富阶层才能担任,任职之后继续搜刮人民的财富，变得更为富有，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和财富交织的形式。其实，古代的富人离国家权力更近，更需要得到权力的保护。因此当国家崩溃时，包括权贵和富人的损失更大，也就缩小了贫富差距，变相达到了“劫富济贫”的效果。 前面讲了，沙伊德尔分析了历史上缩小贫富差距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暴力，另一种就是瘟疫，也就是大规模传染病。但是瘟疫会带来大量的死亡，为什么会产生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呢？让我们拿欧洲中世纪那场令人色变的黑死病来举个例子吧。十四世纪，欧洲和中东暴发鼠疫，俗称黑死病。在短短几年内，总人口从一亿锐减到八千万，两千多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的是劳动力，给欧洲经济带来重创。
大量劳动力死亡让劳动力变得极度供不应求，彻底颠覆了地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平衡。因为土地在当时是最重要的资产，劳资之间平衡被打破，存活下来的劳动者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地主想要耕种土地，不得不满足农民提高待遇的要求。因此黑死病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欧洲农民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每天可以有一顿饭吃上咸肉喝上啤酒，地主的收益却大大降低了。你看，大规模瘟疫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财富分配得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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