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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学成就的佼佼者，他的诗词、文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处高地，有关这方面的评价、描述简直汗牛充栋，最具代表性的是余秋雨先生写那篇《苏东坡突围》，在这篇被广泛认为“春秋笔法”散文末尾，一连用了对苏轼“成熟”画面的8个排比句式，把苏轼推向文学艺术的珠穆朗玛峰：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你看，这不但是一个“超人”成熟的高度，也是不同“成熟”品种的综合。如果一个人同时具备了这些“成熟”，那简直就是“上帝”也无法攀登的“高峰”，因为就目前为止，还没有如此“成熟”的凡人，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在驰骋想象中虚构出来的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或佛陀，用现代政治词汇就是------“造神”。 在余秋雨先生把苏轼造成一个“神”惊世骇语中，我们看到了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脑海里的深深烙印，在芸芸众生遍地小草的大地上，快速培植一棵极其高大的“参天大树”，或者就像我以下要解析的制造出一块红云簇拥着玉皇大帝一样，把苏轼膨胀成为“高大全”的天才。 作为欧洲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虽然是突出了“人”这个“类”，也看出了相当危险，人类与自然、世界关系是一个以相对平衡为基础的和谐关系，任何等级森严关系层级都是对平等和谐的破坏，都是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奴役。“人”曾经在上帝、在“天”的笼罩下，很渺小、很卑微，这当然是被扭曲的形象。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300多年，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又把“人”又膨胀为一个世俗上帝取代了天国中上帝，并推上了超验的“天国”，“人类中心主义”成精后，先后在自然界、政治、道德领域制造出比起上帝统摄时代更大的灾难。所以，到上世纪初开始的那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目睹到人类肆无忌惮的僭越后，先是由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警告，接着又是罗兰巴特高呼着“作者死了”的文学宣言。福柯早就看到当“上帝死亡”就已经包含着“人类死亡”的预告，在《词与物》那部划时代的思想史著作里，他对“人”作出最后的判决：“人的形象必将像画在海边海滩上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也就是“人死了”。 这里人“死”了，当然不是作为人的肉身，而是社会关系、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正确的理解就是：人类被自己制造出的语言“异化”了----受制于“话说人”的语言。 这是到目前我看到最为准确的、深邃的对“人主体”消亡的理解，这是对余秋雨先生制造“苏轼神话”的一种毁灭性解构。即便是当下中国早期接受的浪漫主义旗帜已经褪去了昔日的光泽，就像当今农民弃用的劳动工具“锄镰锨镢”，被弃置在草棚内布满蛛网的墙角而锈迹斑斑。实在不能理解的是在那篇《苏东坡突围》的字符里，哪些不少浓的化不开的句子，在文学浪漫主义早已停歇的文学时代，现在读起来真使人面红耳赤。他是太想追回从前文人的那种姿态、尊严、伟大和清高，却反而显得失态而把应有的尊严折辱；从此文中的那些滔滔不绝、慷慨陈词里，那些空洞又突兀的语词，好像是那种臣子们向皇上致敬的颂词....。 对于苏轼本人，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同样有着其他人的那些的先天局限，并且在皇权文化意识、制造对皇上崇拜等方面，比较李白、陶渊明、白居易等名家更为严重的多。这几天，我正在阅读、解析中国“蒙学精华丛书”---《千家诗》，已经解析了七首。今天这第八首就是苏轼写的一首七绝---《上元侍宴》，在这首只有28个字符的律诗中，他歌颂皇上的那些技巧简直是无与伦比。以下，就把这首律诗抄录如下，在做出一点解析： 上元侍宴 苏轼 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译文：淡淡的月光，稀疏的星星围绕在建章宫，皇宫的气象犹如仙境一般，香烟缭绕。文武百官毕恭毕敬地站在通明殿前，等候皇帝驾到，这场景，就象一朵朵红云捧着玉皇大帝一般。 封建时代皇帝临朝，礼仪最繁琐，等级最森严，皇帝高高在上，臣子战战兢兢。但诗人却把它描绘得庄严肃穆，典雅隆重，完全是一派歌功颂德的景象。整首作品充满了对皇权的崇拜,那时的臣子对他们的"主子"是心甘情愿的仰视,而且对自己能得到这次宴请感到无比荣幸。 诗中对皇帝的景仰是时代的产物。今天人们对皇权,已经不那样敬畏了。 这一首是典型的应制诗，封建时代皇帝临朝，礼仪最繁琐，等级最森严，皇帝高高在上，臣子战战兢兢。但诗人却把它描绘得庄严肃穆，典雅隆重，完全是一派歌功颂德的景象。 如果任何一个像苏轼这样的诗人，写出如此“好诗”，其价值功能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激发读者的审美意识，对生活萌生美好向往，不愧为“精神食粮”；如果写出以上这类歪诗，借用景物、人员等美化一个独裁专制者，引导人们匍匐在天子脚下，诚惶诚恐或顶礼膜拜，把“人”捏造为皇家工具，则是剧毒的精神鸦片。能够写出如此精神鸦片的作者，肯定不是像余秋雨笔下的那种“文化人格”，而是一个跪倒在皇上脚下毕恭毕敬的“文化太监”。 我注意到，苏轼是通过两个方面以精致的笔调美化这个皇上的： 第一，“淡月疏星绕建章”-----淡淡的月光，稀疏的星星围绕在建章宫，皇宫的气象犹如仙境一般，香烟缭绕。建章，汉代皇宫名，这里借指宋代皇宫。“上元”，即正月十五日元宵节，皇帝的臣子们即将出席皇上举行的宴会。不一会，皇上就要出现在“建章宫”，一个九五之尊的大人物要露面了，他浑身放射着神秘的金光，按照皇权政治逻辑，那么其他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都要黯然失色，有甚至要隐去了，于是，刚才还是明亮的月亮立即转换成为“淡月”；本来还是满天的星星也“稀疏”了---以“淡月疏星”衬托皇上的露面光彩，这是古代很多御臣们以“删繁”突出“天子”的份量，哪怕是牺牲掉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 第二，“仙风吹下御炉香”----皇宫的气象犹如仙境一般，香烟缭绕。“仙风”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风？它来自哪里？我们只知道它把御香炉里燃烧的香馨吹到了侍臣鹄立的宫殿内，那么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哪个还未出场的皇上坐在銮驾上开始起驾时刻，忽然从天上玉皇大帝的侍臣---“风神”哪里吹出的仙气，飘然而至到御驾旁，随着皇上向“通明殿”飘来。你看皇上起驾，惊动玉皇大帝，送来了“仙风”，可能“先锋”没有什么气味，当吹到御炉燃烧的焚香后，就是“御炉香”了。天子就是天子，从卧室到宫殿还有“仙风”助威，那么除了以上“淡月疏星”外，“仙风御炉”的香馨也把等候的侍臣们熏得晕晕乎乎，在极度的兴奋中迎接“主子”的到来； 第三，“侍臣鹄立通明殿”---文武百官毕恭毕敬地站在通明殿前，等候皇帝驾到。不过现在影视媒体上也经常看到这类情形：无论是各类会议、官家宴会等场合，一般是那些“下级”先到现场，不过像这首诗里的那种“鹄立”----毕恭毕敬的肃立在哪里不多见了，民国废除了跪拜礼，再以后开会、聚餐等，当然是“下人”先到，也许是废除跪拜礼的效应，先到者不像宋代侍臣的“鹄立”，一般是坐着，等到大人物出现时，都齐刷刷的站起来，并鼓掌欢迎。可能是那时宋代侍臣更讲究官场规矩，即使皇上还没有光临，也是“鼓励”着。据此《千字文》对“鹄”的解释是“天鹅”，那么这些等待皇上驾到的侍臣就像天鹅那样毕恭毕敬地站着---哪是个什么姿势？ 第四，“一朵红云捧玉皇”-----你看，这场景就象一朵朵红云捧着或者簇拥着玉皇大帝在正中一样。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皇上是以一个什么“架势”到来的呢？苏轼没有对其详尽描述，而是借用了一个象征符号----“就像一朵红云簇拥着皇上一样飘然而至。苏轼的高明正在这里，如果他无论是白描还是绚丽笔法直接描绘这个皇上的驾到必然表现平庸，因为他只能描绘一个肉体凡胎，那就降低了皇上半人半神的超验等级，于是，他把皇上的驾到比喻为：一块红云簇拥着皇上飘到了宫殿。看来臣子们对皇上拍马屁也很讲究技术风格，这个被膨胀成的“伟大文化人格”者，就拍马屁而言，在此就超过了很多同类，不但拍的很响，而且还具备很多的技术含量。 以上我主要描述分析了苏轼的拍马屁技术是通过“借景状物”，很巧妙的突出了皇上的驾到和驾到前的自然、文化景象，描述得非常到位。下面，我们从汉语语法逻辑给与简要解析。 第二，“皇权主体”前的定语与状语现象。 首先我们先看看《史记.封禅书》记载的一个故事： 译文：十一月初一黎明冬至这一天，天刚拂晓，天子开始祭祀太一神，行跪拜礼。早晨朝见日神，傍晚朝见月神，都揖而不跪；而朝见太一神则和雍城的郊祭礼相同。其赞礼者念道：“天开始把宝鼎神策授给皇帝，此后朔日一次接着一次，终而复始，永无穷尽，皇帝恭敬拜见天神。”礼服崇尚黄色。祭祀时满坛是一堆堆的燎火，坛旁边放着烹煮等炊具。主管官员说：“祀坛上有光出现了。”公卿说：“皇帝最初在云阳郊祭，朝见太一神，主管官员供奉着瑄玉，嘉牲献给太一神享食。当夜就有很美的光辉出现，到天亮时，黄气上腾，与天相连。”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说：“这是神灵的美意，保祐降福于人的吉兆祥瑞，应该按照这里神光所照的地区建立太畤坛以与神光的祥瑞吉兆相呼应。命太祝管领此事，每年秋天和腊月间祭祀，隔三年天子郊祭朝见一次。” 你看，白天，皇上帅群臣郊祭，天气明朗，碧空万里，大家先是喜迎初生的朝日；晚上“是夜有美光，祥云悦目，武帝率群臣拜谒东升的明月。这时，一股象征吉祥的“黄气”，轻轻袅袅，冉冉升空，上接于天。群臣大喜，山呼万岁。可见这个人为的造神，经历了古老仪式的检验，算是获得了“上帝”的首肯，在人间正式确立了权威。 这其中的碧空、夜光、祥云、黄气、轻袅、升空等等，按照中国谶纬神学属于“天降祥瑞”，与以上苏轼的这首诗中的淡月、疏星、仙风、御炉、红云等等，虽有具体物象差别，但在象征功能却是一致的。天子出现之前后总是有“天降祥瑞”之物的围绕保护，这是以暗示、隐喻修辞确立皇权“至尊”而不可侵犯。 我们重点注意，诗人在皇上出场以前的那些“借景状物”就像我们汉语句子中主语前的定语和状语成分一样，当然是用来修饰“主语”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它很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思想文化表达唯一的工具就是语言，这是当代哲学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观点，语言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得更为透彻： “我的语言界限，就是（我的）思想界限。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当代哲学“语言本体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一切知识、甚至世界图像，都是以语言抽象或理性逻辑化结果，也就是语言是什么样子，世界就是什么样子！ 苏轼就是以语言逻辑语法，精心雕琢出在皇上这个皇权符号的前面排列出一大串以自然界景物、人化自然物（建章宫、通明殿）、“鹄立”的侍臣等作为语法定语或状语，修饰这位“上帝的儿子”的政治和道德权威，这不只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句段形式，也不是简单的语言修辞，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文化，我上面提到的《史记.封禅书》中的皇帝率群臣祭拜和苏轼在此诗中皇上宴请侍臣的那些描写语词，都是对句中“主词”---皇上的逻辑修辞，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把苏轼的这首诗改写成一个具备“主谓宾---定状补”的长句子，那么其中的主语成分只有一个：那就是皇上，谓语、宾语都不重要，而被用来修饰主语的定语和修饰谓语、形容词前后的补语（虽然补语不能直接修饰主词，但他通过修饰主词派生的动作间接修饰了主词），我们就把这首诗看作一个长句子，其中通过逻辑语法彻底贯彻了对皇上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忠诚，并且还使用了模糊朦胧的“仙风”、“红云”这类魔幻语言，突出了皇上的超验身份----来自于“天”。 毕竟以上是古代臣子们对皇权的书写的语法修辞形态，与现在略有不同。现当代这类语法修辞主要是在“祝词”前安放一大堆定语成分： “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是定语，用来修饰后面的主语成分。 不过这类苏轼式的笔法并未完全消失，有以下这类句子： 比较粗俗的是这一类：“领导来到俺村庄，山也笑来水也欢...” 能够接近或达到苏轼水平的一般是“主语”还没出场，那些定语或状语就先“蹦”出来了： “赣南的四月，晴空万里，太阳放射住金光。春风吹绿了绿色大地，起伏山峦森林茂密、鸟语花香......”， 这是“主词”出场的前奏，就像京剧开场时的锣鼓，很快那个“大主语”就出场了：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指点、眺望....。 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就像一根绵延不断长线，坚决地向前延伸着，它不屈不饶，决定着当下的语言模式，于是-- 模仿与复制的这个“长句子”被继续复写着，不少文人有着添加这类“定语”或“补语”、状语这些“修饰成分”的强烈冲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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