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这破过又缝补的人生敬这笑着又哭过的行程

梁坤

你可能不了解萧寒是谁，但你很可能听说过或者看过他的一部作品，近年纪录片的一个“爆款”——《我在故宫修文物》。从第一部纪录片《丽江·拉夫斯基》开始，萧寒就确定了创作目的，“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是这样活着的，在距离你我很遥远的地方，有人在过着你我此生都无缘经历，甚至说从未想象过的生活。我相信他们的生活一定会有打动人的地方”。从2016年到2018年，萧寒有三部纪录片在院线上映，分别是《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和最近上映的《一百年很长吗》，每一部都是他创作初衷的践行，尤其是这部新作。

《一百年很长吗》是一部思路起于手艺，却最终落定生活的纪录片。萧寒的本意是找寻生长在土壤里的普通手艺人，走进他们的生活。于是创作团队经过半年多的调研，采访了一百多位手艺人，从中遴选出十几个人，跟踪拍摄一年多，行程10万公里，但最后却在600多小时的素材中只选取了两个人的故事，构成了这部电影。

人物之一在广东，1993年生人的黄忠坚从肇庆的乡村来到佛山打拼十多年，现在做着装修的小包工头。另一个人物在新疆，是一个祖传做马鞍的老爷子阿合特。两个人物一东一西，一老一少，却都面临着生活的难题，似乎总有过不完的坎儿。

黄忠坚有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友雪菲，这个北方姑娘家境富裕，父母坚决反对她嫁给没钱、没房、没学历的黄忠坚。从两人和父母抗争，到雪菲怀孕、两人结婚，再到孕检发现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两人艰难抉择，到最后孩子出生，黄忠坚筹措孩子手术费的困境。一年多的时间里，镜头记录下了黄忠坚和雪菲从恋爱到为人父母的起起伏伏。

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阿合特还在为一家的生计操劳。五年前欠下的高利贷负担沉重，大儿子又离家杳无音信，阿合特相信祖辈传下来的做马鞍的手艺是生活的支柱，又不得不面对时代更迭、生活方式变化对这门手艺的冲击。而更严酷的考验还不止于此，阿合特的侄子患有尿毒症，家里唯一的壮劳力——阿合特的小儿子准备捐出自己的肾脏，阿合特的老伴儿舍不得儿子，儿媳更是以离婚相逼。阿合特寄望于“渡过这一关，就能好好生活了”，但生活的剧本总是超出当事人的预料。

人生不过百年，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活法当中，有个体丰富的个性，也有共通的闪光点。影片将两个家庭的故事进行交叉剪辑，不同的人物、地点、故事，相似的是那些两难境地的抉择，那些夹缝里的窒息和纵然没有退路也挣扎着向死而生的力量。

在导演萧寒的理解中，“人的一生就是在渡过一个个难关，年复一年，不满怀希望又能满怀什么呢？”但镜头下毕竟是时间的浓缩，是生活切片的集锦，《一百年很长吗》这个片名又在试探着观众的人生哲学，每个人的生活阅历和思维差异也会带来不同厚度的观影体验。

从创作手法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仍然可见萧寒一贯的四平八稳风格。人物的选择标准很规范：性格鲜明、立体，比如黄忠坚积极、乐观的背后也有他不成熟和脆弱的一面，还有小小的狡黠；雪菲虽然比黄忠坚小两岁，对老公有着依赖，但是遇到大事时的沉着冷静又让人刮目相看；阿合特老人看起来话不多，却有着内心深处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对老伴一句“我的美人儿”的称呼，又闪烁着生活的浪漫情趣。

影片在对危机事件的表现方面，总体来看足够有张力，起承转合中规中矩。有点遗憾的是，镜头的叙事手法是克制的，反煽情的，更接近客观的，但是有些地方音乐的过度或不当使用显得过于主观和煽情，甚至暴露了个别叙事的小瑕疵，让人有“情绪不够音乐凑”之感。如果音乐也遵循克制、精到的原则，纪录片镜头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的感觉会更好。

从《最后的棒棒》《大三儿》到《生活万岁》《一百年很长吗》，2018年的院线对“小人物”纪录片非常友好，2019年初即将上映的《四个春天》也将延续这种温度。中国的纪录片一直在呼唤春天，对纪录片产业的发展来说，越来越多的“小人物”纪录片登陆院线，是受众养成的过程，也在助力行业信心的树立。

“小人物”这个称谓也许不太准确，当一部纪录片聚焦的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日常生活，那么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如何，都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角。而我们生下来也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和英雄，只不过历经折磨后会产生这种错觉：怎么活着活着就成了“跑龙套的”？

纪录片有时是一面镜子，以为在看别人的故事，结果看到的却是自己。比舞台更荒诞的生活里，天生的英雄落魄为“小人物”，但难以幸免的命运也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如果“渡过这一关，就能好好生活了”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奢望，不如像导演萧寒希望的那样，“跟生活干杯，敬这破过又缝补的人生，敬这笑着又哭过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