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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黎锦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研究和探讨的领域非常广泛。黎先生从事语文教学及相关研究工作70余年，同时担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编纂、总主任；这部大型百科全书式工具书，因时局变化最终未能完成，但几十年的编纂经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珍贵的资料，同时“编纂处”在这一过程中更是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国语辞典》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关键词 黎锦熙 辞典编纂 中国大辞典 国语辞典 一、黎锦熙的学术生平 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字君缉、君劭、伯昕，号绍希，后改劭西，别号鹏庵，笔名无名、瑟涧斋主人。 黎锦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国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并一直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副主席。 黎先生从事语文教学及相关研究工作70余年，研究和探讨的领域非常广泛，在语言学、文字学、辞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地理学、史学、佛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尤其在文字改革、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三个方面成就非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在“纪念黎锦熙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称赞黎先生为“学术之宗师，教育之楷模，爱国之志士”，这是对黎先生一生最恰当的评价。适逢黎先生30周年忌辰，不腆鄙陋，仅就黎先生在辞典编纂方面的贡献进行梳理总结，以表达后学对前辈的无比尊崇和怀念。 二、黎锦熙与《中国大辞典》 据黎先生自己的《中国大辞典概述》一文所述，先生于1917年就开始计划编纂《国语辞典》，当时的旨趣是为了“统一国语和便利普通教育及民众教育”；1923年促使“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国语辞典编纂处”；1924年起，开始打算“要对于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改革”，希望编纂的辞典能担当这项重任，因而要求“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随之准备把计划中的《国语辞典》更名为《中国大辞典》；1928年“国语会”改组，“国语辞典编纂处”正式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黎锦熙和钱玄同任总编纂，钱先生主管字的形体声韵，黎先生主管义训及复合词。1929年开始做“搜集”、“整理”的工作，计划全书告成之期为1948年，共需20年，分30卷，每卷编完随即付印；每三卷合订一册，共十巨册。 学术的良愿须逢社会沃土才能努力达成。从1929年到1948年这20年间，经费不足，战火连绵，黎先生带领编纂处的工作人员艰难维持。1937年，日军侵华，北平沦陷，编纂工作难以为继，被迫中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编纂处得以恢复办公，然而由于人力、财力的严重不足，工作进展非常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总算有了一个稍为安定的社会环境，黎先生继续出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主持《中国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但继之而来的各种“学习”运动、“速成识字”运动等逐渐展开，编纂处决定为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等社会需要服务，利用现有资源编纂出版一些小型工具书，计划中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大辞典》的编纂又不得不再次中断。 1955年8月起，“大辞典编纂处”从北师大改属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订工作，1956年又将全部图书卡片移交给语言研究所。但黎先生对于《中国大辞典》的编著依然痴心不改，认为“这部历史性的《中国大辞典》，当等到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编成之后再计划进行编纂”，直到晚年，他还向中共中央写了“请中央组织《中国百科大辞典》的编写工作的建议”。 黎先生与《中国大辞典》的历史，真是一部令人心酸又令人动容的历史。1917年计划，1924年酝酿，1928年更名成功，1929年正式启动，从计划、酝酿到更名、启动，黎先生作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然而《中国大辞典》生不逢时，编纂处成立以后的漫长岁月，编纂工作都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黎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大辞典》的编纂，从风华正茂，到霜华染鬓，最终还是没有编成。黎先生赍志以殁，这无论是对于先生本人还是对于中国的辞典事业都实为遗憾。 令人慰藉的是，《中国大辞典》虽然没有编纂出版，但是黎先生带领下的“编纂处”，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社会条件下，在没有任何编纂新型大辞典经验的情况下，探索出了一条创新之路，为辞典编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1)遴选、延揽科研人才。编纂班子各成员需具有高水平的学术素质，“大辞典编纂处”除了总编纂黎锦熙、钱玄同外，其他成员像汪怡、刘复、魏建功、孙楷第、白涤洲等都是当时著名学者。(2)统筹全局，精心设计编纂工作程序。黎先生当时制定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组织大纲》、《编纂处规程》、《纂著部中国大辞典本股暂行简章》等，如“大纲”规定“编纂处”按照全书工作的程序，分设搜集、整理、调查、纂著、统计五部，每部之下分若干组；搜集、纂著两部的若干组之下，再分若干股，各部、各组以及各股之间分工不同而又互相协作。这些都细密周到，切实可行，直到现在也可资借鉴。(3)制定编纂原则、方法和体例，不断改进编纂方法。 除了为中国的辞书编纂事业积累如上宝贵经验外，“编纂处”在艰难的编纂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撰著、出版、刊发多种相关专著和论文，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我国的词源历史悠久，文献丰富，“编纂处”根据黎先生制定的按照历史的原则来编著《中国大辞典》，先用六年多的时间，全力广积资料。从1928年9月到1932年8月，编纂处共剪录书报约380种，制作资料卡片约200万张。1936到1937年，又剪录书报100多种，增加卡片60多万张。1947年以后，又继续做了一些搜集整理工作，都制了卡片。根据黎先生在1975年11月13日给张涤华先生的信件，当时共得资料卡片360多万张。 在搜集整理资料过程中，黎先生和其他编纂人员根据所得资料加以研究、考订和统计，写出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当时统名为“副产物”。据1934年统计，这些副产物共296种，约600卷。黎先生自己撰写或督修的专著就有十余种，如： (1)《说文三书及广韵注音索引》(十二卷)，黎锦熙督修，1932年9月成稿，未缮印，稿片存纂著部备检。(2)《近思录释词》(一卷，附索引一卷)，1931年成稿，未缮印，稿片汇入整理部。(3)《宋元语词广证》(十卷)，]933年成稿，未缮印，稿片汇入整理部。(4)《元杂剧总集曲目对照表》(一卷)，此书供大辞典校勘元曲异文时检查别本之用，曾刊《图书馆学季刊》第五卷第一期。(5)《辑雍熙乐府本西厢记曲文》(一册)，此书供大辞典校勘所采元曲词头之用，从明嘉靖本《雍熙乐府》中辑出，与孙楷第合写，1934年北平立达书局出版。(6)《审音通说》若干卷，就旧韵书说明审定国音的通 则，本为专书，但仅发表其中一篇，刊《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中国大辞典》规模大，卷数多，难以速成。应当时社会急需，黎先生决定利用已经搜整的资料，编纂各种中小型的字典、词典。根据黎锦熙之女黎泽渝的《黎锦熙著述目录》和相关文献记载，黎先生主编出版辞书十余部，主要有：(1)《国音字典9(1932年，商务印书馆)；(2)《国语辞典9(193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47年再版；1957年删改为简本《汉语词典》)；(3)《中华新韵9(1941年，成都茹左书局刊印线装本；1944年，成都印稻草纸黑字本及木刻朱印本；1950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校增注，商务印书馆；1963年，台北正中书局)；(4)《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1949年，商务印书馆；1952年改为普及本《学文化字典》)；(5)《增订注释国音常用字汇》(1949年，商务印书馆)；(6)《学习辞典》(195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天下出版社联合出版)；(7)《同音字典9(1953年，五十年代出版社；1956年，商务印书馆新版；1957年新版二版)等。另外，还有几部基本成稿没有正式出版或刊发，如：(8)《增注中华新韵》；(9)《新部首注音汉字字汇》；(10)《国字形音大系》；(11)《广韵声义通谱》；(12)《文法辞典》。以上这些辞书包括已经出版和没有刊发的，它们凝聚了黎先生的智慧和心血，都应看作黎先生主持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阶段性学术成果。 令人欣慰的是，黎锦熙一生为了《中国大辞典》的编纂呕心沥血，虽然未能最终完成，但其间收获颇丰，尤其是编纂完成并得以出版的《国语辞典》，堪称黎先生辞书编纂方面的代表之作。 三、黎锦熙与《国语辞典》 其实，黎先生于1917年开始计划编纂的就是《国语辞典》，后来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越做越大，《国语辞典》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然而，也是时代使然，虽历经艰辛，《中国大辞典》终未编成。《国语辞典》的出版算是了却先生多年的夙愿，在当代，《国语辞典》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黎先生泉下有知，当感欣慰。 《国语辞典》出版于zO世纪30－40年代，因为是在抗日战争对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刊印的，流传并不广。1957年，商务重印时又进行了删节，书名改为《汉语词典》。当代，在中国大陆，《国语辞典》的影响力远不及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辞典》。虽然如此，对于《国语辞典》，中国辞书学界还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陈庆武、林玉山在《20世纪的中国辞书》一文中认为：“《国语辞典》……它首创用音序排列的排检法，注意注音和定词，重视现代口语，是我国第一部现代语言描写性规范性辞书。”李宇明在《关于辞书现代化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国语辞典》与《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一样是中国“早年现代辞书的重要著作”。王宁在《论辞书的原创性及其认定原则》一文中认为，《国语辞典》属于我国并不多见的具有原创性的辞书。它所建立的编纂体例，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典编纂都在遵循；它所采用的编排方式开创了“现代汉语辞书真正意义上的音序排列法”；它以现代汉语正在使用的动态词为主要描写对象，“开启了现代汉语描写性语文辞书编纂的先河”，“所以，《国语辞典》尽管还不完善，但它在辞书史上的划时代地位，是元可取代的”。 在台湾地区，上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了《重编国语辞典》《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1994年)，之后又陆续进行了修订，第4版1998年4月完成，第5版2005年1月完成，并以网络版发行。毋庸置疑，《重编国语辞典》已经成为当代台湾地区的一部权威词典。 总之，《国语辞典》奠定了黎锦熙先生在中国辞书史上的重要地位；黎先生为编纂《中国大辞典》而撰写、搜整的各种珍贵资料及其保存下来的各种档案，也为我国编纂大型辞书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和极其宝贵的经验；黎先生在编纂《中国大辞典》过程中创作的一系列“副产品”更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另外，黎先生主编或督编的《学习辞典》《学文化字典》《同音字典》等各种工具书，适应当时中国国情，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语文教学水平、推广普通话及汉语规范化等各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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