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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很多少数民族都曾经用自己独特的文字记载过古老而神秘的生活和信仰，比如湖南的女书、纳西族的东巴文字。而如今，这些文字有的没落失传，有的濒临绝境。贵州民族学院研究员潘朝霖告诉记者，目前，与东巴文字并称为“文字幼儿”的水书，正面临着保护和开发的难题。 神秘的水书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水书，你会以为它是什么？贵州民族学院潘朝霖研究员无奈地告诉记者，甚至有人从字面理解，认为水书就是用水写的书，并且向外国人也如此介绍。幸好他在场，及时纠正过来。 其实，水书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水族的古文字、水族书籍的通称。水书还有其他的荣誉称号：比如水家人的“易经”、“百科全书”，是解读水族悠远、沧桑、苦涩历史的重要典籍。同时，水书还被誉为“华夏古文化宝库中一块珍贵的活化石”，是象形文字未开发的最后领地。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水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巫术用书。水书的制造时代极为古远，有学者推测，水书源头可追溯至夏代，而且“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水书制造之地点，初在西北一带，由北方次第传入江西，再由江西迁入贵州省，“乃携之俱来”。 “水族古文字，绝大多数的字属于表意方块字，与甲骨文、金文形体相类似。水族古文字是在动态之中传承，至今还能保留与甲骨文不少的相似之处，请问有几个民族的古文字能做到这一点？”潘朝霖很激动地说。 水书是神奇的，也是神秘的，至今，研究人员也没有完全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仅仅是文字的数量，至今都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一些书刊介绍水书时，有说100余字、200字的，也有说300余字的。 据潘朝霖介绍，水书中出现的水族古文字的字头或字数，目前尚难准确进行统计。据本人目前掌握的资料推测，水族古文字的字数总量至少有2500多个，其中异体字约占2/3，独体字约为800多个。另外，水书中还有一些图画文字，属段落表意的图画文字或词组表义文字，很难用单字的字头来计算。水书中的异体字，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28宿、九星等类的文字中。“对水族文字的数量问题，我持的态度比较保守，将来若有新的发现，再补充说明也不迟。不管如何，都可以断言：除去异体字之外，水族古文字的单字数量决不会超过千数。” 水书，一个仅有八百多个单字的文字体系，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支撑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字史和文明史。在水书研究领域浸淫多年的潘朝霖认为，水书具有独特的魅力。首先，水书是水族固有的文化，水书有自己独特的文字体系，是中华古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尽管这个文字体系显得十分“稚嫩”与脆弱，但能穿越时空，流传至今，本身就显得十分神秘。水书储存的信息量，已远远超过水族社会的范畴，“礼失求于诸野”，从水书中蕴含的一些信息中有助于解开中原古文化的内涵。另外，在全国56个少数民族中，有自己语言和传统文字的民族约为三分之一，现在才有40万余人的水族就占其一，这很值得研究。而且，水书是水族信仰文化的重大集成，是研究水族宗教信仰、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珍贵典籍。 还有多少水书先生 由于诸多原因，水书濒临消亡，且抢救保护、研究开发工作滞后，因此水书又被誉为“象形文字抢救开发的最后领地”。为此，黔南州成立了水书抢救领导小组。三都、荔波、独山、都匀等县市也各自成立了水书抢救领导小组。到目前为止，贵州全省征集的水书有13000多册，同时计划建立水书博物馆。 “抢救的最根本的问题，主要是一些管理机构对抢救保护水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再者是抢救保护的经费严重不足。县市一级得不到上级拨款支持，抢救保护与研究开发进展步伐缓慢。”潘朝霖认为。 潘朝霖建议，首先应该抓紧对水书先生的抢救：水书先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水书中很多内容要靠口传心授。抢救水书先生口传的那部分资料，才是最有价值的珍贵资料，尤其是绝密部分更是如此。一个水书先生，就是水族传统文化活生生的图书馆，死掉一个水书先生，就是倒掉一座无法再生的图书馆。现在的水书先生年龄都在80岁上下，已经凤毛麟角，成为抢救的宝中宝。潘朝霖拜访过的近50位水书先生，已有30多位过世。因此，抢救“活的水书图书馆”的工作是刻不容缓了。如果再晚一段时间启动，水书也面临寿终正寝的更大厄运。 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抢救水书手抄本。抢救珍贵的水书手抄本，这是比较容易看出工作成效的项目。但是，抢救水书手抄本，这仅仅是水书抢救工作中一小部分的工作量。如果没有资深的水书先生解读、破译，那么征集上来的水书或许就是一堆废纸，充其量是收藏了价值不高的古董。 水书商业化？ 然而，对“水书”抢救收集工作，一些专家学者却有不少的顾虑。他们认为，“‘水书’的集中收集一方面会对‘水书’的文化生态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推动了‘水书’的商业化。受利益驱动，出现造假‘水书’和原版‘水书’分拆成几本变卖的现象。” 尤其是第二种担忧在这几年已经成为现实。从2003年开始，就有媒体陆续报道：“由于缺乏专项经费和健全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导致‘水书’在民间严重流失。”在一些集市上，水书和其他物品一样，被当作商品来买卖。 潘朝霖给记者分析了水书出现严重流失的根本原因：一是法律法规的缺失，缺乏健全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征集水书缺乏足够的经费，征集的价格难以和小商贩竞争，持书者受利益的驱动而就高弃低；三是持书者因生活困难，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四是持书者对政府部门征集水书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五是水族地区之外对水书收藏或倒卖的需求量增大。 由于这些因素，在现实社会中，水书交易在民间暗流涌动，给政府有关部门对水书的抢救保护和征集造成难以抗争的被动局面。2002年11月16日，荔波县召开抢救水书暨表彰大会，蒙建周先生捐献47本水书，其中一本是明代弘治年间的木刻孤本，成为镇馆之宝的藏本。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价，荔波县档案馆是难以征集的。 “水书在民间交易中日益升温，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是水书的文化价值、文物价值、文献价值逐步被社会所认识的结果。水书进入市场，变成贵重的、猎奇的交易品，已经完全背离水族人民对水书的神圣信仰。” 潘朝霖痛心地说。 水书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吗？ 尽管水书的研究尚存在很多疑问，保护工作也任重道远。但是水书被开发的需求已经迫切地显现了出来。 成功的先例是已经名扬海内外的纳西族东巴文。“云南丽江成功抢救与开发利用纳西族东巴文的范例，就说明水书项目的科学合理开发，对当地的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就是一个具有永恒亮点的项目。”很多人都与潘朝霖有同样的想法。目前，如何借鉴东巴文的成功开发经验，使濒危的水书在得到抢救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使之成为推动水族地区旅游经济的亮点，已经成为贵州省各级政府十分关注的大问题。 但是，东巴文字的成功开发，除了文字本身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之外，还结合了纳西族东巴古乐、东巴画等艺术形式的开发以及云南丽江的秀丽山水所带来的旅游热潮。水族最具宣传的亮点就是水书，水书是贵州南线旅游经济开发的重要文化支撑。而开发是综合的，是立体的，水书想要模仿东巴文字的成功模式，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是一个十分严谨、科学的课题。 据悉，这几年，当地政府有意向把水书申报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全国惟一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在18年前开始征集水书，现在收藏有6000余册。荔波县自2002年开始征集水书，现在收藏7000余册。2003年春季，荔波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县政协代表大会，全票通过水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对水族传统文化的水书关注，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 但是到了2005年，水书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水书申报工作也引起多方关注，都想申报。但是具体由哪个单位负责，由哪个单位出资来制作文本进行申报，却久拖不决。” 潘朝霖说。 从积极的层面看，不管申报的过程和结果如何，都反映了当地各级政府对水书的密切关注。“最近，文化部的《文化画报》约我写水书的稿子，说是非物质文化项目内容需要。我断定，水书在国家级的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方面估计问题不大。但是，水书申报并获得‘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名录’为时尚早，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潘朝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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