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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只延续了短短的三十八年，却出现了六次较大的疫病流行。而隋朝前期的隋文帝时期，疫病较轻。隋炀帝夺取王位后，荒淫奢侈，穷兵黩武，疫病广泛流传。 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第二位皇帝，也是末代皇帝。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勇，二子就是杨广。杨广为了夺取皇位，竭力迎合隋文帝的喜好，知隋文帝非常节俭，也不准皇族太奢华，便伪装俭朴，不好声色，与喜好奢侈的皇太子杨勇形成对比。与此同时，杨广又勾结和杨勇有怨的越国公杨素，在文帝面前陷害杨勇，编造杨勇在文帝生病期间，说他盼望文帝快死。文帝于是囚禁了杨勇，后又废黜杨勇为庶人，杨广篡得太子之位。 后文帝病重，杨广认为夺取皇位的时机成熟，写信给杨素进行密谋，为文帝获知。文帝认识到自己一直被杨广蒙骗，大怒。令大臣柳述、元岩拟诏书，废黜杨广，要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获悉后，伙同杨素，带兵包围皇宫，逮捕了柳述、元岩，杀害文帝。杨广立即假传文帝遗诏，逼杨勇自尽，杨勇还没有作出反应，杨光派去的人就杀害了杨勇。就这样，杨广以弑父戮兄灭绝人伦的手段夺取了皇位。 杨广夺到皇位后，荒淫奢侈，残暴无度的本性暴露无遗。登皇位第一年，就迁都洛阳。命杨素营建东京宫室，又命宇文恺与封德彝等建造显仁宫。为营建洛阳，征集各地的奇材异石，农民被迫运输，千里络绎不绝，许多人活活累死于运输途中。同一年起，杨广为了游玩和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征调一百多万民工，历时六年，修建了一条东北起自涿郡，东南到苏杭，全长四千多里的大运河。河的两旁开辟大道，道旁种上榆树和柳树，岸边每隔两个驿站设置一座供杨广休息的行宫。自洛阳到江都，共设置了四十多座行宫。为开凿大运河，有许许多多开挖运河的民工累死河中。有一段河道挖浅了，杨广竟下令将挖掘这一段河道的官吏和民工五万多人悉数捆绑，活埋岸边。运河建成后，三次乘坐大龙舟到江都巡游，随行船只几千艘，绵延上百里，沿路州县，都必须供应食用。隋炀帝还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繁重的兵役和徭役，迫使农民大量离开土地，农田荒芜，造成饥荒，许多农民无法生活，只得吃树皮、树叶，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杨广暴虐的统治激起了农民反抗。但杨广却仍不加收敛，依然奢侈残暴，更是残暴对待臣下的劝谏，开国功臣高颖、贺若弼、宇文弼等不满杨广的奢侈，被冠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处死。杨广无视隋朝危机四伏，又一次巡游江都。出发时，有官员崔民象上表谏阻，他立即把崔民象处死。到汜水，官员王爱仁上表劝谏，他又把王爱仁处死。到梁都，还有人上书，他还是处死上书人。到了江都后，反而更加荒淫无度，在宫中建造了一百多座殿房，整天淫乐，日夜昏醉。 据《三千年疫情》[3]，隋文帝统治时期疫病较少。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发生旱灾，带动了疫病流行，“又多灾疫，死者甚众。”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京城长安发生疾疫。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派遣大军远征高丽，至辽水，部队出现疫病，“不利而还，死者十二三。”隋炀帝即位后，疫病恶化。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到琉球国。次年，炀帝又命朱宽前往招降，琉球不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派虎贲郎将陈棱和朝请大夫张镇周自义安(今广东潮州)出海，到达琉球。尽管讨伐战争取得了胜利，“献俘万七千口”，但战争并不是十分顺利。部队进入潮湿的山区后，“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山东、河南大水，淹没四十余郡，不久出现疾疫。其中山东地区疫情尤为严重，“人多死”。加上炀帝派大军远征高丽、山东地区，“征敛供帐军旅所资为务”， 造成民不聊生，百姓生活困苦。 隋炀帝在其末年，发动了三征高丽的战争，民生更加恶化，“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此时关中地区疾疫流行，“炎旱伤稼”。 公元618年，隋炀帝部将宇文化发动兵变，隋炀帝在兵变中被缢杀，年五十岁，隋朝覆灭。瘟疫加速暴政逝去，迎接大唐天朝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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