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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而言，恐惧、痛苦来自哪里？人类又如何能够摆脱恐惧和痛苦，而独立、解脱和自由？
我的回答是，恐惧和痛苦来自外境的变化，是人心随着外境的变化而随之发生的感觉上的变化，不好的感觉的变化就是恐惧和痛苦。因此，要消除恐惧和痛苦，就要切断人心与外境的联系，阻止人心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而让人心保持一种恒定的状态，不管外境如何变化。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感觉，我是在谈论宗教问题，尤其是佛教的“禅定”问题。其实我是在谈论人类文明的一般性问题，谈论人之为人的一般性问题。
人为人，与禽兽动物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独立的、解脱的、自由的，或者知道去追求独立、解脱和自由。人类文明就是从人类已经变成健全的人的时候开始的。什么是健全的人？就是已经实现独立、解脱和自由的人。
没错，已经实现独立、解脱和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开始，而非人之为人的目标。已经实现独立、解脱和自由，也是人类文明的开始，而非人类文明的前进目标。
那么人类是靠什么去实现独立、解脱和自由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答案是，人类是凭借构造独立的自我意识去实现独立、解脱和自由的，人类最初构造的独立自我意识就是“道义”。我将构造独立的自我意识，即构造独立的道义的过程，叫“道义革命”。
“道义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革命，正是这个革命，让人成为“道义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健全的人，从此人类进入了文明。
然而，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在于，“道义革命”并非是在全球同步发生的，并非全体的人类在同一时间经由“道义革命”洗礼而升级为道义人。象人类历史的其他重大革命一样，“道义革命”的发生也是偶然的，局部的。
结合传世文献以及考古证据，可以确认，“道义革命”首先发生在位于中国中原地带的黄淮平原的区域，其时间在10000年前至17000年之间。
按照中国传统文献和传统历史观念，“道义革命”发生的时代为伏羲时代，伏羲时代主要成果是易经，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成果却被后人忽视了，就是结绳。“道义革命”也可称之为“伏羲革命”、“易经革命”。
之所以将“道义革命”的时间下限定为10000年前，原因在于，易经的产生时间发生在农业出现之前，而现代考古学证实农业的出现大概是10000年前。也就是说“道义革命”是早于所谓的“农业革命”的，是出现在农业尚未出现的渔猎采集时期。
结绳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契约形态，当然也是人类历史中最早的契约形态。在尧舜之前，也包括伏羲时代，中国尚无政府，以结绳为形态的契约，就承担着社会治理的功能。后来，在结绳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书契。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因此，《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原始形态的契约，与现代的契约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契约的基础在道义，而非强制性的法律。契约实质上是道义的实践形式，同时也是人类文明中最原始最基础的制度形态。后来的宗教，尤其是一神教，以及政府，都是引入契约。今天的关注点在《易经》，不在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原始契约。
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实这一论断不仅对中国文明成立，对整个人类文明也成立，因为《易经》正是“道义革命”的实质内涵以及发生过程的记录者。
《易经》的内容包括卦象、卦爻辞、易传，三个部分。卦象就是由阴阳符号所组成的八卦、64卦符号；卦爻辞是对每一卦，每一爻所做的文字性的说明；传则是对卦象和卦爻辞做的进一步的解释。
目前《易经》的文本叫《周易》。之所以叫《周易》，是因为卦爻辞的成型在西周，同时《易经》在西周历经了一次复兴，也产生了一些新思想。不能将《周易》等同于《易经》，因为，《周易》不仅混入了西周人对易经的新理解，而且还在《易传》中混入了春秋战国时一些新思想。
《易传》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卦象则是《周易》最原始的部分，出现在伏羲时代。不过目前的研究认为，伏羲时代的卦象更可能是直接由数字构成，而非阴阳符号。用阴阳符号去表示卦象，可能也是春秋战国时兴起。
总之在内容和思想上，《周易》是千层饼，在时间上横跨文明之处的伏羲时代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其中的思想也非一个严密的体系，而是各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想的混杂。这是《周易》难读、难懂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周易》还是很好地保留了和记录了《易经》的最原始最核心的思想，甚至还保留了伏羲时代的历史信息。对发生在文明之初的“道义革命”进行了很好的记载，历经10000多年而不坠。
汉字的最早形态是甲骨文，商朝才有。但是，甲骨文是宗教文字，仅仅在宗教祭祀中使用，甲骨文文献实际上都是祭品。商朝时期，汉字并不在宗教祭祀之外的领域使用。到了西周，汉字的使用才逐渐溢出宗教之外，逐渐变成在应用于一般社会实践的世俗性文字。但在西周，汉字的主要功能依然是祭祀，其他领域的使用依然极为有限，汉字文献的篇幅非常短小。《周易》的卦爻辞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属于首批非宗教性汉字文献。
汉字的真正大规模普及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事实上，汉字系统与整个社会大背景一起，发生了一次“礼崩乐坏”的大崩溃，大断裂。春秋战国之前的汉字系统是主要应用于宗教祭祀的“甲骨文-金文系统”，在春秋战国却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字系统——文言文系统。
文言文系统不仅基本宗旨上是世俗性文字，而且在字形和字义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汉字的总字数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导致汉字与语言的距离不像“甲骨文-金文系统”那么远了。甲骨文-金文都更是远离语言的孤立的符号，而文言文才可以称为与语言基本一致的文字。《周易》的传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
也就是说，不仅在内容上《周易》是分层的，在记录符号上，《周易》也是分层的，分别使用了三套符号系统：数字/卦象符号系统、甲骨文-金文系统、文言文系统。
之所以说文言文系统与此前的甲骨文-金文系统是断裂的，是“礼崩乐坏”的，原因在于，当文言文系统出现后，不仅甲骨文-金文系统迅速消失，就连对它们的记忆也迅速消失了。甲骨文-金文在字形上市汉字的母体，一旦对其失去记忆，那么对汉字字形的字源就失去记忆，从而对汉字的基本属性变得一头雾水。
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中期，此时对甲骨文-金文系统已经没有印象了，这导致许慎对汉字字源的认识，以及对汉字基本属性的判断产生了错误。他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是汉字的造字基础。汉字的产生也是一个从物到字的从无到有的创生过程。
其实，汉字的产生既不是从无到有，也不是从物到字，不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设，而是对此前早已存在的旧有符号系统的继承。在汉字出现之前，即甲骨文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存在着很古老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整体上可以叫做“文系统”，甲骨文之后的汉字系统是“字系统”。
“文字”在现代汉语中成为一个词语，而且是一个叠义词，认为“文”和“字”同义，都是指字。但实际上就其本义来说，“文”和“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字。“文”的本义是纹饰，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纹饰，而是特指用作记录符号的纹饰，主要包括易经的卦象系统和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符号系统。
也就是说，“文”指的是汉字之前的记录符号，即“文系统”，包括易经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其产生年代都是在伏羲时代，都是“道义革命”时代的产物。道义本身是个抽象概念，要把道义表达出来，是需要记录符号做为载体，易经符号和契约符号都是道义的载体。易经符号更偏重于理论层面，而契约符号则偏重于实践层面。
因此，“文”在古代的一个重要义项就是道义，因为它是对道义的表达，是道义的载体。这是“文以载道”的真正内涵。
“字”的字形为宝盖头下面一个子，宝盖头是房子，子是孩子、幼儿。整个字的内涵是在家中生育、养育孩子，因此，“字”的本义是和婚育有关。《周易屯卦》爻辞中有“十年乃字”，其中的“字”就是出嫁或怀孕的意思。用“字”来指称汉字，涵义是十分明显的，把汉字看成是被孕育的孩子。而孕育汉字的就是此前早已存在的“文”、“文系统”。也就是说“文”是“字”之母，“字”是“文”之子。
易经符号通过《周易》很好地保存到今天，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八卦符号。但是，“文系统”的另外一个分支，契约符号系统却莫名地彻底消失了。
实际上，契约符号系统并没有消失，而是象八卦符号一样，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只是这种保存方式有点特别，不是象八卦符号一样的直接保存，而是一种间接方式的保存。契约符号被甲骨文很好地继承了，成为汉字产生之初的造字基础。也就是说，契约符号实际上是进入了早期的汉字字形之中，成为汉字的字形结构，而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存在。
然而，“礼崩乐坏”造成中国历史的巨大断裂，让此后的中国对春秋之前的历史产生局部失忆，在汉字上表现的尤为明显。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绝大部分都是对契约符号的直接借用，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但是，秦汉以后，历史的断裂造成人们对甲骨文金文近乎一无所知，从而对汉字的字源和属性产生错误的理解和判断，将汉字定为从物到字、从无到有的象形文字。许慎的《说文解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至今已经误导了2000年。
以上实际上算是对中国的记录符号系统的历史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不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易经的卦象系统，就无法理解易经的真正内涵，当然也就无法理解“道义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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