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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安忆 课堂内外的王安忆 文|张怡微
对我来说，要和王安忆老师发生文学对话很难。一方面，我认识她的时间不算短了，二零零五年我在复旦大学念本科的时候，她已经正式调入中文系。硕士阶段我进入“文学写作”专业以后，上过她两年的写作实践课，我负责整理课堂笔记。另一方面，我和她的交往又基本都发生在校园里、课堂上。离开了学校，我反而不知道要怎么来描述她。譬如去年偶然见到她，是在北京一场文学会议上，我们在去吃早餐的电梯里遇到，我很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刚好还有一位先生进来和她打招呼，问起我是谁，我说，“我在复旦上过老师的课”，他说，“我也上过王老师的课，那我也是王老师的学生”。王老师在一边就笑了。 不知为何，这些年面对这种场景，我依然会感到紧张，这种紧张表现在，我会突然想到很多旋风般不重要的小事，来克服这种与老师单独相处的尴尬。譬如那一刻，我想起了有一次吃饭时她说起，也是在哪里开会的时候，她和高圆圆在电梯里相遇很多天、很多次，她都不知道那个女生就是电影明星高圆圆。我很难想象电梯里同框的王安忆和高圆圆。这个联结却又能令我感到轻松些。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复旦见到王安忆也是在电梯里，她去上骆玉明教授的《世说新语》精读课，需要抢座位，她不认识我，我很紧张，我是老师的粉丝。当时我就在想，学生上她的课，她上别的老师的课，还要抢座位，这真有趣啊。有一段日子，陈思和教授的文学史课中有一堂，会请王老师去讲。但具体是哪一堂，却不一定。也许是陈老师外出开会的某一周，如果不旷课，就早晚都会收获这个意外。这样的“意外之喜”我经历过几次。最早的时候，王安忆上课时会带一迭小卡片，一张一张讲。后来慢慢就没有卡片了，她可以在一节课中谈及十几二十个小说，充满细节。听说外面要请她去演讲很难，然而我印象里她却很喜欢讲课，极少请假。每一份学生习作，她都会亲笔写点评，用荧光笔做记号，看不懂的地方，她也会打问号。几年前整理这些学生作业的时候，出于小小的感动，我偷偷拍了批改的照片，留作纪念。我想这些下课后会找老师签书的学生们不知会不会懂得，他们的偶像也曾那么仔细阅读过他们的作品，知道他们的想象力在那里受困，又哪一些句子可能深具潜力。许多年后，我几乎于种种细微处感受到，王安忆很喜欢学校和课堂，即使她总是强调自己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很遗憾，即使如今，她已经在高校工作十多年，她依然会对同学们说，“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在大学门外完成教养的范例”，这真是很重的话，语重心长。 王安忆“完成教养”的方式，也许大部分靠自学，这种自学的方式极其刻苦。我硕士毕业前有段日子，经常搭老师的便车到地铁站。她对我说了好多次，如果有条件的话，女孩子应该一辈子都读书。她很支持我们深造，更是带着殷切的祝福。许多同学都曾经感叹过王安忆老师惊人的阅读量，不仅仅是知识储备，实际上她看的新书、新杂志都比我们多。而我们在什么冷门的杂志上发了小说，老师好像也都知道。“看”这件事，实在占据了她日常生活很大的比重。不管是阅读，还是观看。我们看似拥有的是同一个外部世界，我们都是“日常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参与分配日常的时间，但很奇怪的是，王安忆的时间似乎比我们要具体得多。如果我不是写作者，知道自己的经验一旦写完之后、介入世界的工具有多贫乏，感觉有多空茫，可能也不会认识到王安忆日常的“看”、与心理经验的神秘作用后所爆发的巨大能量。有段时间我和她说话，常常会记笔记，但她叫我不要记，记不住的事情不重要，“它”会出现的时候自己会来。当时的我并不太理解这种“自己会来”是怎么发生的。我很担心错过，又担心遗忘。也许，只有“看”的容量足够庞大，才能如王安忆一般自给自足，生发出自己的需要来。 青年作家张怡微 严格的时间管理似乎是性格使然，王安忆从不强调持续性写作中意志力起到的作用，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自然而然，但试一下就知道并不那么容易。“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拼，上班，学习——上很多补习班，写作，出差，无论做什么，我都能找出时间写作；后来，作协有请创作假的制度，就集中一段猛写；再后来，做专业作家了，这个习惯还是持续蛮长时间，写几个月，停几个月，停笔的时候就读书、调查、出门看世界；但渐渐的有了改变，写作变得更加日常和规律，分布在每一天，细水长流的状态。到近期，更加平均，每天只写半日，节假日不休息。因为对写作越来越挑剔，不容易满意，就将最好的时间段，上午，全部贡献，下午则悠闲下来，等待第二天，井水又蓄满了。”井水蓄满，实在令人好奇她生活的容积和某种复原能力。这种创作的复原力，实际上也就是创作的生命力。 但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家里的书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或者更确切说，比她看过的书肯定要少很多，我不知道她收书的标准是什么。她家里有一个圆桌，我们学生们去拜访她的时候就围桌而坐，和复旦她的写作课堂一样。有一次，我陪学妹去她家里搬书，学妹本来研究鲁迅，后来又涉及到周作人，王老师就找出一套文集让她带回去看。没能看到过老师藏书的全貌，我多少有些失望。毕竟，一个作家展开小说创作的契机是神秘的，他所做的准备更是神秘的。即使是很相熟的老师，熟悉她的审美、表达方式，面对写作过程的疑惑，依然只能靠推理。很幸运的是，尽管很笨拙，我已然可以在一些微小的推理中找到比阅读文本更大的乐趣，那显然是源自于作家个人魅力的吸引。 譬如，王安忆曾经仔细分析过托宾的小说《布鲁克林》，关于小说中人物的来历、家乡的背景，她比照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本来就很令人惊讶。《布鲁克林》这个小说，在我看来是一个很电影《甜蜜蜜》的爱尔兰版本，轻盈的外来务工女孩的感情生活。王老师却这么说，“引荐艾丽斯去美国的弗拉德神父，他家乡所在的罗彻福德镇，想来是极小的地方，地图上找不到”。这样的细读工夫，一般人很难会想到要去做。读一个小说，看到不熟悉的地名，我常常都是跳过去的。所以王安忆式的“看”真是特殊的怀疑，又是辩证的追索。勾连到小说《匿名》中的“林窟”这个地方，缘起于她的母亲茹志鹃的笔记，“林窟”曾经是兴旺的集市，现在向当地人打听，回答都是“没有了”。“什么叫做没有了呢？”王安忆在《括苍山，楠溪江》中发问。于是，一个失踪的教师、一个失踪的地方，被取消的表象意义在此融汇。王安忆看“罗彻福德镇”时比对地图后收获到的“找不到”，和打听“林窟”时得到的回答“没有了”是类似的，对这种回应她带着浅浅的不理解，她对这种不理解是记挂在心上的，日久积累着思索，最终生发出需要来。但自动的生发显然是不够的，她对后者——这个行政地图上已经取消了的地方做了细致的田野工作，这便有了《匿名》。 王安忆对空间的态度如此，对时间的谨严更甚。譬如王安忆很喜欢钟表，小时候也喜欢拆钟表。时间之虚与钟表之实之间的可能性，隐蔽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作家则开创了其中的可能性，“时间那么茫然的东西，被我们分割成节奏如此均整的时间。钟表对于时间的划分，就是我们写作上的尝试。”这可能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写实精神”，近乎苛刻，也考验著作者想象的能力。在课堂上，如果有学生凭空书写了一个人，来到了上海，从事某项工作，王安忆就会问，“那到底是几几年，她跟谁一起来的？我觉得很可疑”。王安忆说，“在小说写作的范围内，我属比较严格的写实主义者，不敢越合理性的雷池半步。小说自有独立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从现实存在复制而来，这就是小说的世俗性，我喜欢它，也正是这个属性，当然它还有和还将有各种属性，为不同的写作者钟情，我只是忠实于我的选择。小说里现实和虚构的关系，在我看来是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必须服从现实的表像，另一方面，必须从表像里蜕变，飞上天，让其成为神话。即要在合理性里生根，又要挣脱合理性，这个悖论，只有在虚构里解决和兑现”。我记得，她唯一一次夸我小说中的细节，就是我写生煤球炉，其实我自己没生过煤球炉，我问了很多人，画了图纸，最后写了几笔，没想到王安忆说，“是这样的，这个倒写得蛮好。” 对写实的坚持，多多少少令王安忆在文学中的理性带有一种特殊的进攻性，这种进攻性表现在她在自己写作中极少依赖二手材料的搬演。她对生活的热爱竟令她如此不轻信生活的表象。先前提到的怀疑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只有不轻信“寻常”，能令她不断发现“非常”。张新颖教授曾经提到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写给《逐鹿中街》的短评时还不懂得王安忆小说中“世俗人生中的庄严”，当时他二十二岁，就和我认识王老师的时候差不多大，“还待在校园里继续学业和‘精神生活’，能看出‘变态’，却不能从‘庸常的算计’里看出‘人生理想’和‘奋勇战斗’”。这可能是源于王安忆对于“世俗”与“庄严”之间的关系的清醒理解，而这种建构，是王安忆独有的，也是她有别于其他“海派作家”的独特之处。即便这会大大折损阅读的趣味。那显然不是她最在意的部分。她在小说审美上的执着，一直在追问“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其实将生活与小说解剖了开来，它们不再互相表现、难兄难弟。它们似乎应该是不一样的。 王安忆手写书单 王安忆说，“‘日常生活里的庄严’是一个很好的说法。我确实对日常生活有感情，我喜欢生活，但又觉得不满足，大概就是觉得不够庄严吧，于是就要赋予它美学的认识”。她写过一个很好看的小说，叫《弄堂里的白马》，她说五十年代初期，上海弄堂里真的有卖马奶的牵马人，金宇澄也写到过，他的牵马人好像是一个白俄，很可惜我没看见，想起来也觉得有意思，一匹马不得不卖奶为生，多少有沦落烟尘的意思，张承志的散文《公社的青史》，写他当年插队的内蒙草原，为人民公社撰史，专辟一章“名骏”，多么辉煌响亮，那大约就是弄堂里的白马的远亲了。 找寻正常生活里的力量是多不容易的事。我们都被世俗的烟火淹没了理性，反而丧失了持世的勇气。我最近重读《长恨歌》，很惊奇地发现，这本小说里充满了食物，不仅充满了食物，还充满了家务。充满食物是可以理解的，食物有强烈的隐喻意味，被小说电影都用得很多了，食物联结着人的欲望，本能，甚至有乡愁，还有故国遗风的遐想。食物也可以和家务联结在一起，那就是灶头里的天地，是烟火气的温煦，也是三餐生计的秩序与艰辛。但要在一个应该很时髦的“上海故事”里，写那么多具体的家务做什么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家务简直打散了许多好看的情节。年岁渐长以后，我忽然有点明白这个小说的兴味，那可能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写实的故事，尽管它浪掷了大量的生活素材、经验素材去扎扎实实地建构了一个象征世界。譬如到了晚年，王琦瑶的确胃不太好。而如今我知道，王琦瑶吃饭、王琦瑶下厨、王琦瑶宴请、王琦瑶没有食欲都应该不会是闲笔，多少是有些象征的深意了。 总是有人问王安忆和王琦瑶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她说，“我读书，她不读书，就是这样。她不是一个有美学理想的人，只是有着实际的生活追求。”这种实际的生活追求，充满兴味，也充满误解。有理性的意识，也对日常时间提出问题：一个没有任何美学理想的女人，如何度过一分一秒，王安忆显然做过实验，为王琦瑶在小说里建立生活的基本形式，包含了生存必需的饱暖、安全，还有体面，其实也是为上海的小儿女情态建立真实可靠的体面。她曾写到，“温馨、静谧、清寂，有些闷，于是，染着戚容，这就是日常生活。普通人栖身于其中，以平庸的代价换取平安恒定的存在。”如果不能理解王安忆对“日常”解剖与创造，就很难理解她如何一步一步走入抛弃经验的“非常”，那也是一种“日常”，需要小说家运用理性一步步探索。 两年前，王安忆到高雄中山大学访学。我和学妹从台北南下看她，我们在海边坐了许久，说一些闲话，和复旦时的感觉不那么一样。我去过很多次高雄，却无法像个真正的当地人那样为她介绍这里的风物人情，有点紧张。在巷弄穿行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什么是“办桌”，我心想还好我看过《总铺师》，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五月的高雄，天气热得有些蒸腾，带着兴奋、紧张又兼着度假的放松心情，我跟着老师在渡口边吃快炒，又在旗津吃了海鲜。她在渡口出口的杂货店里逛了很久，买了一个铃铛。在高雄诚品书店，她挎着一个小书篮，买了安部公房。其实我只记得这些了，然而，后来我看到她写了一段高雄的记忆：“如今，在回想中，西子湾的七天就变得很长又很短，其中有一个醒目的颜色，就是有一天晚上，带着两个学生在渡口吃海鲜，老板娘，赤足穿着人字拖，体态丰硕的女人，忽递上一支玫瑰，说‘母亲节快乐！’原来这一日是母亲节，我很高兴被错认为学生的母亲，异乡异地受到祝福。这一个外来的脱离天候节令和政治建制的纪念日，进入市井人家，带着新鲜的喜悦和亲热，点缀了西子湾讲课的日子”。 何其有幸，我是那两个学生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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