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唐代石刻研究雜談

許學仁 201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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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石刻研究雜談

史睿

現代學術分科固然是發展趨勢，但是以學科自限則是非常糟糕的。如果在研究之中將必要的經驗、方法和知識劃在專業領域之外，必然難以有所推進。石刻研究是一門綜合性的研究工作，需要跨金石學、考古學、文獻學、歷史學等諸多領域。尤其是石刻文物和文獻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但當下石刻研究者往往囿于專業領域，不能融會貫通，缺乏必要的基礎和正確的方法。面對石刻文物，我們各自的專業背景既可能是提出問題、有所發明的利器，也能是遮蔽我們學術視野的障礙，這需要我們時刻自警，每開始研究一個石刻問題，都要深究是否從石刻文物出發開始工作，是否遺漏了重要的前代研究成果，是否全面調查了石刻拓本，在石刻文物和文獻的複雜關係中是否有所疏漏。本文就唐代石刻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略申淺見，不能系統完備，仍祈方家教正。

唐代石刻文物、文獻，以墓誌銘數量最大，更因不斷持續出土，帶來許多新的研究熱點，格外引人注目。正如榮新江強調的，與墓誌相較唐代神道碑類石刻涉及的人物更為重要，多與史籍所記人物重合，信息容量大，但作為舊材料卻長期乏人問津，與其文獻價值迥不相侔。這類石刻的保護、公佈、釋錄、研究均有缺陷。保護方面，如陝西渭南市下邽鎮白氏家族墓園的白敏中神道碑，據云出土于文革前，今已斷為兩截，長時間沒有納入學者的研究視野，至2004年才重新發現並刊佈錄文[1]。類似沒有得到保護，或者雖然收藏在文物保護機構但是從未刊佈者，為數尚多，令人擔憂。蓋石刻文物極易遭人為損毀，缺乏保護或不能及時拍照、傳拓、刊佈，往往難免歸於湮滅的命運。

唐代神道碑考古發掘中也存在遺憾，例如咸陽機場唐代墓葬區多是皇親國戚、高門顯貴，應當據此前的考古經驗和關於高官墓葬規制的文獻記載適當擴大保護發掘範圍，以便將距離墓葬封土稍遠的神道碑保護起來。最為明顯的是竇希瓘神道碑部分被毀事例，此碑據發掘者云，“唐竇希瓘神道碑2009年出土於陝西省咸陽市渭城區底張鎮西蔣村，是新出土的唐代石刻文獻，未經史志和金石著述記載。該碑碑主系唐玄宗之舅竇希瓘，立碑者是碑主之長媳昌樂長公主，書丹者是唐代著名書法評論家、書法家竇臮”，具有重要價值[2]。遺憾的是此墓考古發掘時，神道碑可能因為未劃入考古保護區域，場外施工打夯時，將神道碑打碎，部分碑石內容永遠丟失，令人痛心。

石刻文物原件的研究是石刻研究的開端，若不直接從原物出發，難免會有各種問題。或出自地下，或曾經斷裂損毀，需要先做好綴合復原，剔除土鏽等工作才能釋錄文字，進行研究。從原石加以釋錄，往往會得到最全的文字信息。如陝西昭陵《姜遐碑》經過綴合，錄出一千八百餘字，較舊錄多出近一千字[3]。又如《韋貞範墓誌》[4]，長期曾經放置于牛圈，牛坐臥其上，文字幾乎泯滅，“大唐西市藏墓誌整理小組”反復就原石辨識，將殘泐部分之外的全部文字都釋錄出來。韋貞范為唐寧王李憲宮人，曾為寧王育有一子李琯，墓誌尺寸較大，文字逾千，原刻筆劃因遭磨損而變得極淺，整理小組用兩個手電筒分別從平行于志石表面的上下和左右方向打光，令不同方向筆劃顯示出陰影，最終得以辨識全部文字，若僅僅依賴照片或拓片，這方《韋貞範墓誌》就無法完整釋錄了。當然以上兩個例子屬於特殊情況，但是舉凡原石有斷裂、漫漶、變造、疑偽等情形時，研究者親自目驗原石就變得非常必要。若原石無以上問題，那麼清晰的原石照片和拓片應當作為研究的基礎，僅僅根據書上縮印的拓片照片，甚至僅僅轉引別人的釋錄文字，都會產生釋文不准、忽略格式、遺漏細節等等問題。

一般來說，大型碑刻刊佈拓片照片時都存在問題，即使《北京圖書館藏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的八開本尺幅加拉頁設計，仍不能滿足學者逐字辨析大型碑石文字的需要。更有甚者，某些石刻圖錄的編者或出版社為了減省工作、降低成本，將拓片照片切分為若干局部，分頁編印，如此則石刻文本不能連綴，讀者還需據碑式重新加以復原，用起來費時費力。大型碑刻圖版的最佳方案是兼有較為清晰的石刻文物拓片原圖和文字原大尺寸的逐字排列圖像。古人遇重要的石刻，往往即收藏全拓，又製作剪裱本，目的就是既保存碑版原式，同時又方便閱讀和臨習。今天出版的石刻拓片單行本多採用此種形式，也不必剪裱原拓，只需將原拓圖片按文本順序排印即可，但是在剪切圖像時也偶有丟失或排錯文字的現象，使用必須對照原拓全圖細心校勘方可利用。

相對于現代石刻研究，舊式金石學雖然範式已經過時，但是歷代金石學積累知識卻不過時，當代研究石刻者，應當總結前人研究成果，有效地繼承前代積累的相關知識，為今天的研究奠定基礎，非此不足以言學術推進。石刻文物因為時代久遠，文字日漸磨滅，故首先需要詳細調查早期拓本，以求將文字釋錄工作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古人研究石刻，首重善拓，今人限於學科分野，往往不能兼顧舊拓版本之學和史事考訂之學。張沛編著《昭陵碑石》所收諸碑的釋錄繼承了羅振玉《昭陵碑錄》和《昭陵碑錄補》的成果，我們從《昭陵碑石》附錄的《現存昭陵諸碑著錄及錄文一覽表》中能看到羅振玉二書因為利用了傳世的舊拓本，所以錄文字數明顯多於此前各書，尤其是《房玄齡碑》和《孔穎達碑》[5]。羅氏所錄《孔穎達碑》較之孫三錫《昭陵碑考》多錄五百多字；《房玄齡碑》較之《昭陵碑考》多錄三百五十九字。但尤為可惜者，羅振玉《昭陵碑錄》並未言及所據墨拓版本，僅在《石交錄》說“所據之本必求精拓、足拓，或據舊拓、宋拓，每遇一本必參校一過，故金石文字之著錄如予之于昭陵諸碑，前人殆未有其比”[6]。稍加比勘不難發現《孔穎達碑》羅氏並未根據李宗瀚舊藏宋拓本校訂（張沛同），此拓現藏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二玄社《原色法帖選》中有彩色影印本，可補錄若干字；李在銛舊藏《房玄齡碑》宋拓羅氏亦未寓目，故錄文仍有疏漏，此拓有民國石印本，2013年重慶出版社據以翻印，收入《初唐楷則叢刊》，較為易得，此宋拓善本尚在美國私家收藏，一說云民國時流入日本，歸中村不折，不確。正當羅氏編輯《昭陵碑錄》之時，宣統元年（1909）鄧實于上海神州國光社以珂羅版影印李在銛舊藏宋拓本《房玄齡碑》和謝希曾舊藏明拓本《孔穎達碑》[7]，至1918年商務印書館又以珂羅版影印李宗瀚舊藏宋拓本《孔穎達碑》，這些印本羅氏都有機會寓目。張沛也未考究羅氏所據拓本，僅在《昭陵碑錄》序言中提及又據原石增補訂正羅氏錄文，至於是否據善拓增補未曾說明，令學者無從據拓本按驗，仍存遺憾。此外，昭陵諸碑善拓今尚存世者尚多，以吳湖帆、朱翼盦兩家舊藏為最，吳氏本多在上海圖書館，朱氏本皆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陳麥青撰文《吳湖帆對昭陵碑拓的搜求考藏》，依據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的鑒定意見，強調吳湖帆所藏昭陵諸碑有二十種，且多為宋明善拓，版本價值十分珍貴[8]。今《唐儉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彩色影印本。朱翼盦先生藏拓有宋拓《孔穎達碑》、元拓《李靖碑》、明拓《契苾明碑》等，均見朱家溍編《歐齋藏碑帖目錄（二）》[9]，其中元拓《李靖碑》有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近年故宮博物院陸續編輯出版《歐齋石墨系列叢書》，已出十種，希望今後能優先刊佈朱翼盦舊藏昭陵諸碑善拓。對於不長於石刻拓片版本之學的學人，應該充分利用張彥生《善本碑帖錄》[10]、方若撰王壯弘增補《增補校碑隨筆》[11]、馬子雲施安昌《碑帖鑒定》[12]、仲威《善本碑帖過眼錄》、《善本碑帖過眼錄續編》及《中國碑拓鑒別圖典》[13]、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等基本工具[14]，庶免失誤。

在缺乏善拓的情況下，根據拓本重新釋錄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例如河南偃師的《徐浩神道碑》，自清乾隆年間（1736-1796）移入偃師縣學，今在偃師商城博物館，文字幾乎磨滅殆盡。王楠近作《徐浩神道碑史事人物箋注》[15]，總結前代研究史時發現此碑最新的錄文竟然是《金石萃編》（成書于嘉慶十年，1805）和《全唐文》（成書于嘉慶十九年，1814），郭宏濤、周劍曙雖有釋文，但是照抄前書，並無校補增訂[16]。王楠根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及私人藏拓重新校錄，補訂舊錄文字頗多。

唐代書法名碑往往沒有受到學者的充分重視，或許大家小時候都臨習過的碑版，卻始終從未當作史料看待。例如《神策軍碑》僅存宋拓孤本，其錄文不見於歷代金石典籍和《全唐文》，故極少有人利用此碑研究武宗會昌三年（843）頃回鶻汗國破滅之後南下進入唐朝疆域的嗢末斯（李思忠）一支的情形，當時宰相李德裕的文集中關於唐代君臣反覆商議此事的詔令奏議約有數十篇之多[17]，應當聯繫起來加以研究。法書名碑又如《化度寺碑》、《信行禪師碑》，均與長安三階教的重要寺廟化度寺，以及重要人物僧邕、信行等人，早已為三階教研究者所重視。近來《信行禪師碑》在大谷大學藏本之外[18]，又有翁氏藏本在美國發現[19]，2017年寶玥齋吳濱冰醵資于蘇州古吳軒影印出版，最為易得。

除了碑誌主人、撰者、書者，刻工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對於刻工的生平、身分、所屬的機構及其作品作了詳細的研究[20]。可以補充的是即使身為官吏的石刻刻工，除了履行職務的作品之外，也有為私人服務的情況，而且著名書家多有自己常用的刻工，例如近年出土的《邵建和墓誌》記錄了柳公權與刻工邵建和、建初兄弟之間密切的關係，又如琅琊顏氏家族與刻工河南史子華，東海徐現、徐璹兄弟與刻工河南屈賁的關係也值得關注。常為某書家鐫刻作品的刻工，甚至逐漸將其風格帶入其他書家的碑刻之中。

石刻拓本題跋墨蹟輯錄方面，沈津《翁方綱手札題跋集錄》（以下簡稱《集錄》）堪稱典範[21]，但流傳海外者，如日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宋拓《化度寺碑》、宋拓《孔子廟堂碑》，大谷大學藏宋拓《化度寺碑》等均是翁方綱用功最深的拓本，題跋批校殆滿，均在《集錄》之外；又近年新出拓本及私家藏拓上還有不少翁氏批註題跋，也未該錄，仍有補充的餘地。因真跡難得，故向來讀者極重《集錄》之類搜集墨蹟題跋的著作，但這種傾向失之偏頗，蓋題跋墨蹟須與收入文集的論說題跋一同研讀，才能比較完整地把握翁氏的學問和趣向。不僅看待翁氏如此，其他各家也是如此，這是我們需要自警的。明末毛晉曾經將宋賢二十家題跋從各自文集中輯錄出來，編入《津逮秘書》之中，包括書畫題跋、石刻題跋和典籍題跋，最便閱讀。如今更有曾經主持《全宋文》編纂的曾棗莊主編的《宋代序跋全編》[22]，更將宋人題跋搜羅無遺，足備檢討。

石刻研究工具書方面，楊殿珣編《石刻題跋索引》對於石刻研究史的整理提供了極大便利，可謂澤被後學。但是此書也有顯著的缺陷，例如所收石刻下限為元代末年，且涉及書目僅限金石專書、方志，未能深入文集、筆記等其他類別的典籍，更未旁及題跋墨蹟，晚清民國的石刻專書搜羅不全，亟需後人增補。若將文集、筆記、石刻專書、方志以及碑帖、墨蹟中的石刻題跋編為聯合索引最為便利，方不至於遺漏前人研究成果。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金石組冀亞平曾有續編的設想，也制定了凡例，無奈館方不予立項，只得作罷。此外，還有很多石刻類別尚缺少必要工具書，例如佛教造像題記，無論目錄還是圖版，都不夠完善，除了極少比較集中的大型石窟之外，均缺少必要的目錄和圖集，某些重要的題記還未刊佈。而今文獻數字化水準不斷提高，在這樣的條件下延續前輩的思路，編制石刻研究工具書，繼續總結石刻研究成果，提供研究便利，示後人以途徑，是我們的時代任務。

中古石刻的地域分佈不均，但是也有部分地域向多有石刻留存但注意不足者，如嶺南和桂海地區。近年日本学者户崎哲彦关注这一区域石刻，已出版《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桂林唐代石刻の研究》、《中国乳洞巖石刻の研究》和《中国桂林鐘乳洞内现存古代壁書の研究》等著作[23]，成绩斐然。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金石拓片組集中搜集桂海碑林石刻，亦足以支持相關研究。

以上拉雜涉及唐代石刻研究的幾個方面，主要強調重視石刻文物的原貌，應以調查石刻文物作為研究的起點，不能忽視原石的地理位置、出土過程、周邊環境和承載信息，如果僅僅看重文字的部分而忽略其他，則難免失之偏頗。若原石不存或漫漶難識則應全面調查早期拓本，依據善拓加以釋錄，以期保存盡可能多文字資料。若無早期拓本，則應廣校眾本，互相配補，若下足功夫，應該可以超越前人的釋錄。充分利用前人的石刻工具書，繼承前代學人思路並發揮數字時代優勢，繼續編纂範圍更為廣泛，標引更為深入的新工具書，我們也是義不容辭。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深入挖掘石刻史料的價值，不斷推動學術進步。

[1]孫芬惠《渭南發現唐〈白敏中神道碑〉》，《碑林集刊》第十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145-148頁。

[2]李明、劉呆運《唐竇希瓘神道碑研究》，《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5期，第95-101頁。

[3]張沛編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序》第4頁。

[4]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24-525頁。

[5]張沛編著《昭陵碑石》，附錄二《現存昭陵諸碑著錄及錄文一覽表》，第237-243頁。

[6]羅振玉《石交錄》，《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4頁。

[7]筆者按，謝希曾舊稱宋拓，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認為是元明間拓本，此本剪裱錯亂，存字不及李宗瀚本之多，今有日本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本。又，羅振玉與鄧實熟識，羅振玉《鳴沙石室秘錄》曾于鄧實主編《國粹學報》發表，並有單行本行世。

[8]陳麥青《吳湖帆對昭陵碑拓的搜求考藏》，《澎湃新聞·藝術評論》2016年2月26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6202（2018年2月25日檢索）。

[9]朱家溍《歐齋藏碑帖目錄（二）》，史樹青主編《收藏家》1995年第2期，第56-57頁；後收入朱家溍編《蕭山朱氏舊藏目錄》，故宮出版社，2014年，第71-77頁。

[10]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華書局，1984年。

[11]方若撰，王壯弘增補《增補校碑隨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

[12]馬子雲、施安昌《碑帖鑒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