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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鹿角文化工作室) A (王辰，本书作者之一，1981生，北京师范大学植物学硕士，曾服务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中国著名植物科普作家) Q ：《青藏高原野花大图鉴》上市以来，收获了各方面的盛赞，有位读者说这本书美得令人窒息。很多人好奇，这样的书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怎么想到要做这本书？ A : 我第一次去青藏高原考察和拍照，是在2006年，从那时起，就希望能够有一本比较全面的高原野花的图册，便于识别、查阅、比对。在2011年夏天，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结束后，我就陆续和牛洋、老彭聊起自己做一本图鉴的事。这时候中国没有自己的青藏高原野花图鉴，能直观看到的图比较有限，当时想法很简单：既然没有，又有需求，那就尝试着做吧。 其实从大概2004年左右开始，数码相机慢慢普及开，在网上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植物照片了，第一是震撼，觉得太好看了，而且种类很多都不认识，很新奇。第二是遗憾，很多不认识，也查不到，一些专业的朋友们一起讨论，能够确认的种类也还是有限。当然后来这种情况渐渐好转了。 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汪进武先生在2003年左右出版了《常见野花》，那里面里面收录有华北地区分布的物种：中国马先蒿。后来我看到青藏高原的照片，甚至一些刊物、图书中，都把相似的种类——三色马先蒿——直接当作中国马先蒿。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做点事了。有几年我差不多每年都去高原拍照，有时是有项目，有时是和朋友一起去玩，积累了一些照片，也感叹于鉴定的艰难。后来有一位图书公司的老板，跟我说，有人要出一本西藏的野花图鉴，请我帮忙看看是否靠谱。我一看，照片拍的非常一般，甚至有的图都是虚的，鉴定也有不少问题。我也没客气，把这些问题都指出了，那个老板说，他也觉得不太行。我说，不然我来做一本吧，他说好。当然后来真的要操作的时候，他问了一下公司里负责市场的人员，结论是一致认为这种书没有市场，卖不动，不赚钱。这是后话了。 三位作者里，我是去高原次数最少的。牛洋的论文就在高原完成，老彭干脆住在香格里拉。如果说我唯一有一点优势，就是对图书出版这件事，稍微比他们多一点了解，所以一直煽风点火，希望能一起来做。毕竟没有他们，我自己根本做不成这件事。 Q:之前中国的青藏高原野花有没有大型图鉴（有没有中型图鉴）？听说唯一的一本是日本人做的，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A:日本的吉田外司夫编著了一本Himalayan PlantsIllustrated（《喜马拉雅植物大图鉴》），里面的植物种类比较多，印象里连同暂时未确定名称的种类在内，有1300多种（大约），里面除了我国的物种，也收录了在尼泊尔等地的物种。但这本书很难购买到，通过海外渠道网购，购书款、税、邮费、代购费加在一起，我花了1500多元人民币。一块多钱买一个物种。 此外我国也有几本书，最靠谱的是方震东老师的《中国云南横断山野生花卉》，虽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但照片很漂亮，物种鉴定也比较准确，可惜仅仅收录了横断山一带的野花，数量也不太多。此外还有《西藏野生花卉》，物种更少，也有少许鉴定问题。 我一直参考吉田外司夫先生的著作，翻书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弄坏弄脏。后来又有了另一本：Christopher Grey-Wilson & Phillip Cribb编著的Guide to the Flowers of WesternChina （《中国西部野花图鉴》），但收录物种不限于高原，也有其他环境内的。这本可以作为补充参考。 Q：在野外拍摄记录本书物种有没有遇到危险？有无受伤？有没有受困？ A:小问题就不说了，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坏天气也都遇到过，大坨的雨云在头顶，近得好像可以抓住，下山回来睡一觉，起床发现膝盖不能受力了，站不起来。这些事都有。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1年，去雅鲁藏布大峡谷。机会难得，我是非常想去的，但临走前一个星期，我感冒了，发烧，躺在床上挣扎。直到临行前一天，我还全身没劲。不太敢上高原，又舍不得这次机会，一咬牙，还是去了。 抵达后的第三天，我们就要去山里扎营。之前我没想到要走很多路。下雨，从早到晚下雨，我们从海拔3100米，走山路，上到4500米，又下降到4200米的湖边扎营。就算行李请团队里的协作人员（非常淳朴也卖力气的藏民朋友）背上了山——我一个摄影师，连相机都是他们给背上去的，我只随身带着水壶——但那天我也觉得要完蛋了。本来感冒没有彻底恢复，全身没劲，加上又湿又冷，抵达营地，我基本吃不下饭，开始全身发冷，发起烧来。 说来挺丢脸的，但这时候不能怕丢脸了。从营地回去，又是一天的路程，要是被人抬下山去，估计不现实。当时带队的罗浩老师给我吃了白加黑，让我在帐篷里休息。多裹了一层毯子，还是冷，但好歹睡着了。第二天大家都去拍照了，我睡到中午才醒，阳光非常温暖，我在营地晒太阳，觉得好像活过来了。 那年其实我刚刚结婚不久，感冒还上高原去，我一直觉得心里没底。当时我谁也没告诉，现在倒是可以说了——我用电子邮箱，设置了定时自动发送的邮件，时间设在我原计划回家后的一个月后，是分别给几个人发的遗言。当时真的怕万一回不来了。有一封给爱人的信，一封给父母的，两封给非常要好的朋友，主要是请他们帮忙妥善处理我囤积的很多专业书籍，一封给我的大学导师，一封给当时的公司领导，交代我残留的工作怎样完成，找谁联系。 现在看来是多余了，当时真的紧张。说是自己吓唬自己吧，但是在海拔4200的高山湖边，无依无靠，夜里发着烧，迷迷糊糊听见帐篷外的风声，觉得人类实在是太渺小太脆弱了。夜里起来方便，打开帐篷门，抬头看见漫天繁星，周遭是黑压压的雪山的影子。那时候我觉得害怕。看着星空，觉得害怕。 Q:请问你是怎么与植物结缘的？ A:从小开始接触自然，不可以区分植物还是动物，都喜欢。大概小学的时候，就和母亲一起郊游，认野花，也自己种花。那时候就更没有彩色图鉴了，有一年的新年礼物，是一本《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二卷，里面的图都是手绘的线图，那本书我就抱着翻，记里面的植物名字，还把自己见过的种类都打了勾。直到读大学那年，买到一本中草药植物原色图鉴，觉得照片真是好看呀！ 大学我读的是生物科学专业，还是不分动物或者植物。一开始其实我对动物的兴趣也非常浓厚，和同学一起观鸟。但后来有几件事，一个是，那几年观鸟的人多了起来，有的人挺功利的，让人觉得这不舒服，我就淡出了。另一个事是，我胖，别人追着鸟跑，跑得动，我跑不动。正好在大二结束的暑假，我们植物野外实习，我因为从小有一点点知识积累，所以虚荣心被大大满足了。那时候我的导师刘全儒先生，正好也在找愿意在植物方面继续做研究的学生。相比动物，植物更冷门，所以我去参与做研究，没人来争抢。那时候也穷，没有零花钱，甚至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饭费，正好植物标本馆有勤工助学的岗位，我就去了。 一整个假期都在标本馆，说实话，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导师也挺喜欢我，后来我想去看标本整理标本，都可以随时去，我有钥匙。其实我们大学的植物标本馆不大，少有人来访，经常是我一个人，在标本馆里待一天。后来导师给我课题做，我也挺开心。其实我读大学的学习成绩非常糟糕，能排进后面百分之十，但做了课题，发表了论文，稀里糊涂因此而保送读研。从此就一直和植物学相关的领域分不开了。
Q：本书完成后，为了补图又等了三年，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值得等？ A:有几件事非常重要。 一是增加了很多有代表性的物种，比如目前已知分布海拔最高的高等植物——鼠麴雪兔子。在这之前，我们主要考虑，尽量用我们三人自己的照片，一是不想惊动太多师友，二是我坚持认为，请别人提供照片，必须支付合理的稿费，所以要控制成本。虽然现在看来，一张照片100元其实不算多，但在策划这个项目时，当时也不算少了。但决定补充物种的时候，我们挑选了最初没有收录但非常有意义的物种，有代表性的，漂亮的，被人关注的。如果自己没有照片，就请其他摄影师或者科研人员提供。所以补充了一些重要的种类。 二是我们自己又跑了更多的地方，对于植物的分布、物种鉴定都有了新的认识，也拍了新的照片。比如我在2015年拍到了大花黄牡丹，这是应米林县旅游局邀请去拍照的，这个物种仅在林芝地区分布，珍稀濒危级别堪比大熊猫。这些收获，都想要补充进去。 三是我们参与了本书的排版设计工作。之前交稿，原本是应当由出版社来安排美编做设计的，但我们其实很自以为是地建议，想提供一些版式的参考。主要参考的就是吉田先生的那本著作，当时觉得排版很好。我有一点点担心，不太理解植物的表现力，或者只是把排版设计当作生计而并非事业的美编，有可能使这本书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后来我干脆和出版社商量，想自己去邀请我可以认可的美编。出版社也非常支持，说来真的要感谢。 我找了之前的同事黄蓓蓉女士。蓉蓉是我进入科普杂志社遇到的第一批朋友，也有为科普杂志排版的经验，后来她为美术馆工作，艺术素养更是没的说。其实这本书的排版工作很累，蓉蓉根本没问我给多少钱，就一口答应了。她说，这个书，她也很期待。为了排版，我和牛洋先后跑过好几次上海，后来牛洋在蓉蓉的指导下，甚至自学了排版软件的使用，因为后期有一些细节，他要亲自操作，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但他在昆明，我在北京，蓉蓉在上海，沟通交流都有延迟，所以牛洋就亲自上阵了。这三年的时间，把整个版式打磨得尽量好一点，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
Q:经历了本书的拍摄和编写，能否谈谈你眼中的青藏高原野花价值？ A:青藏高原是我去过的野花种类、数量都非常丰富的地区了。北美洲的高山，或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虽然各有特色，但都不能与青藏高原相比。这里的植物多样性程度极高，景观也好看，无论对于一般游客还是爱好者，青藏高原的野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想说，如果你对植物或野花有兴趣，这辈子至少要去青藏高原一趟，来一次寻花之旅。 科学价值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说科普方便的价值所在。举个例子，高原野花中最迷人的类群之一是绿绒蒿。但在2009年之前，对绿绒蒿了解的人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些爱好者也不是很关注。但在2010年，当时我工作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举办了“花影炫色”植物摄影大赛，我担任了秘书长的工作。那一届大赛，获奖作品有很多高原野花的照片，绿绒蒿甚至登上了作品选集画册的封面，在那之后，很多人对绿绒蒿关注起来。不仅如此，那之后把野花+环境拍摄在一起的摄影理念也被更多人所接受了，这之前，可能人们更乐得把野花当作景物来拍照。
所以其实我们对青藏高原野花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值得我们去看，去深入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当然也有让人悲伤的事，比如有人为了拍照，对原生环境进行了一些毁坏，也有花贩子挖掘热门的野生植物贩卖。有一种声音是：都是你们宣传造成的，你们不说，大众就不关注，不知道，花贩子也就不会去挖。但我觉得恰恰相反。如果野花能得到保护，有合理的观赏方式，那一定是有很多人热爱，只有基数足够，才有可能推动保护工作的进展，甚至推动立法。谁也不知道，有好东西都藏着，从长远看并不值得鼓励。比如我们的宝岛台湾，合理设计的自然观察步道很多，扫落叶的老大爷都能说出那里最知名、最值得称赞的野花的名字，甚至说出相关的基础知识。有人去拔，去挖，立刻受到谴责，同时被森林警察追究相关责任。这样不好吗？ 所以我觉得青藏高原的野花，正是我们给更多民众和爱好者去介绍、去宣传的绝佳的对象。我们播种子，让更多人喜爱和关注，这种子会长成什么样，我们无法控制，但可以满怀期待。
Q:在这个领域，你印象最深的前辈是哪些？ A：有很多我钦佩的前辈，也有很多人切实给予过我帮助，他们大多数其实是平凡的人，在做平凡的事。如果说，只提到一位前辈，我想说，那应该是吴征镒先生。吴老对青藏高原科考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远，是无可辩驳的，怹发表的高原植物新种也有很多。但我想说的是，怹对我的一点点教诲。 有幸去拜访吴老是在2005年，怹对我说了两点，我至今记忆尤深。一是要重视基础学科的工作，二是拍照也是很好的。我给吴老看过我当时拍的一些植物照片，如今看来，实在是拿不出手，但吴老说，很好，照片拍的好，应该给更多的人看。拍照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植物，是很好的。我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科学家，而从事了多年的科学传播工作。
2008年吴老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来北京，我又去拜访过。那时候我刚刚结束一个和NGO合作的项目，编写《甘孜野花》小手册。手册作为礼物送给吴老，怹很开心。可惜的是，这本《青藏高原野花大图鉴》出版得太晚了，没能让吴老见到。我和牛洋商议（牛洋的导师孙航先生，也是吴老的弟子），在本书选用分类系统时，最终决定使用哈钦森系统——这是昆明植物所多年使用的系统，也是《云南植物志》参照的系统。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委婉地表达我们对吴老的敬意吧。（如果按照我的导师刘全儒先生的观点，用克朗奎斯特系统为宜；如果参照《中国植物志》则应当用恩格勒系统；和国际学界最新的观点接轨，应当用APG系统。）(本文图片选自《青藏高原野花大图鉴》 欢迎来到李元胜私家花园
书中精选了来自该地区的1 376个有花植物种类，通过近2 600张精美图片向读者展示该地区常见或特有的植物物种，涵盖了从干旱河谷到高山冰缘等多种不同生境，并简要介绍其生物学特征和在该地区的分布信息。全国各地书店网店有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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