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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它不仅是沟通南北与东西、促进区域间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就其自身而言，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景观。更重要的是，大运河推动了沿岸城市的历史进程且对沿岸城市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运河城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风貌，融注在城市的生命里。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兼任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智慧城市、城市文化研究。著有《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国丝绸之路城市群叙事》《城市群蓝皮书：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等；发表《明清江南城市群研究及其现实价值》《特色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型》《关于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问题与启蒙思考》等文章；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都市化进程与文艺美学的当代性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三五”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等科研项目。
本书选取了北京（通州）、天津、临清、济宁、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17个代表性的运河城市，一方面以单体城市为对象，深入研究运河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与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当代价值，对它们共同的发生机制、内在结构、历史源流与人文精神进行学术梳理与阐释。
城市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从文化类型上看，运河城市群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与占据中国古代社会主流地位的农耕文化有着显著区别；从城市功能上看，运河城市的发展模式超越了“政治型”与“经济型”城市的二元对立，是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的典范；从生活方式上看，与安土重迁、专制保守的农业社会不同，在运河文化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现代城市要素。运河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不仅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更新的动力，也是运河文化所具备的当代价值之核心。
本书运用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逻辑：在梳理城市发展的历史源流的同时，将关于运河的叙事贯穿其中，使其与城市的命运交织成一起，并且以运河为线索，将相关联的重要的人、事、物串联起来，构成一副完整的图景。作者一方面按时间顺序，对运河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沿革及运河对城市格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阐述和剖析；另一方面又对重要的运河遗址、景观、民俗、手工艺等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及其所蕴含的工程文化、建筑文化、艺术特色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进行了展开式的描述。这种叙事方式在形成清晰的历史脉络的同时，注入了许多鲜活的细节，使大运河及运河城市的形象显得更加立体和饱满。
在语言风格上，本书采取了不同于一般学术专著的表达方式，以“说书人”的口吻娓娓道来，平易近人地诉说着运河城市的前世今生，并且引用了大量的传说、寓言、诗词及其他民间文学，内容丰富生动、文笔清新流畅，在“讲故事”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背后的内涵与哲思。
1.运河与运河城市的关系：唇齿相依，彼此不可分割的整体
运河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休戚相关。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轨迹和历史进程与大运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运河漕运的兴起、发展和衰落而不断起伏变化。北京、扬州、苏州、杭州这样的都城或繁华的商业中心，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皆系于大运河这条流动的生命线之上。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江南地区的粮食和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元大都（北京），稳固了其作为首都的政治地位，强化了北方统治者对南方乃至全国的控制。运河沿线还有许多城市因运河而生，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见证了运河的兴衰，如临清、聊城和济宁。聊城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重要码头，地位仅次于临清和济宁。运河交通促进了聊城商品经济的发展，曾使其一跃而成“曹挽咽喉”“江北都会”。然而到了清后期，由于山东北段运河的逐渐废弃，大批山陕商人陆续撤离东昌府，商业的迅速衰落使经济萧条、城市衰颓，聊城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可以说，运河功能的衰退注定了这座城市由盛转衰的命运。
大运河的影响渗透在运河城市的方方面面。大运河沿线的城市，尤其是运河水横穿主城区的城市，其城市格局往往建立在运河水系之上。“人”字形的运河像脊梁一样穿临清而过，运河支流与卫河将城区分割，“如棋盘一样区块分明又纵横交错”，无数的街道和专业性的集市在两岸生长出来；常州城为方便利用运河水道，随着运河城区段三次向南改道而一再向南扩展。运河沿岸城市桥梁、码头众多，至今仍留下了许多与运河相关的的遗址、遗迹和地名，许多看似与运河无关的名胜古迹实则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人物和事由而与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2.大运河之于城市的价值：由表及里，建构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
大运河的表层价值自不用说，即其在交通、物流、商贸方面的实用性功能。天津、临清、济宁、淮安、扬州、杭州等城市皆因运河的开通而成为联通南北的重要港口，交通枢纽地位产生的集聚效应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人与货物的中转、停留带动了商贸、餐饮、戏曲、曲艺及相关行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物资丰富、仓储发达、人流密集、市井繁荣、人文荟萃的局面。
从深层来看，大运河则建构起了城市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融入到城市的肌理之中。部分运河城市“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城市化’的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例如临清，随着运河的开通从一个叫“鳌头矶”的水州迅速崛起为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并最终成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中心城市，其城市功能、政治地位、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大运河极大地促进了城市间在人口、物质、信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换与交流，对于“改变专制体制下日趋僵化与保守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实现其生态上的开放性、多样性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3.大运河之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多元统一，沟通南北而促进交流融合
大运河塑造了运河城市的文化。运河及其所衍生的漕运文化、商贸文化、城市文化（市井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城市外在的文化风貌上，更凝结在城市的文化内核与基因之中。“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它们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同时，大运河跨越了不同的文化地理区域，大运河文化与地域文化深度交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形态。例如，天津作为繁忙的海港城市和大运河上重要的码头，将天南海北的人和五花八门的文化因子聚拢在一起，造就了以“杂”“乱”“义”为特征的“码头文化”，形成了一个难以被绝对权威所统一和驯化的“江湖”；运河流经“小家碧玉”的姑苏城，与苏州的桥文化、水乡文化、园林文化交融在一起，汇聚成诗性的、清雅的江南文化的代表。
大运河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大运河的开通不仅便利了物产的运输，也使得一个地方的文化、艺术等精神形态迅速地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并沿运河不断扩散开来，文化间的碰撞与对话使运河文化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明清时期的戏班，由于人员和衣箱众多，主要依靠水路往来于大江南北。起源于苏州昆山一带的昆山腔正是以江南城市为中心，沿运河次第向北向南拓展，并慢慢扩展至全国，并与不同的地域风格相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声腔系统和风格流派。
大运河作为一条文化线路，为南北文化的双向传播及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内部循环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交通廊道。运河将北方的文化理念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同时，也将南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输送到北方。济宁、徐州、镇江等处于大运河中段的城市，在物质生活、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上皆呈现出融通南北、雅俗兼备、多元互补的特征。济宁的竹竿巷为南方竹匠建铺，采用的是南方样式，流露出“江北小苏州”的风韵；临清的许多街巷狭窄清幽、委婉纤巧，是沿运河飘来的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在临清落地生根的见证。
运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大运河作为一条人工河流，与天然河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更多地依赖自然因素，因而在其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农耕文明也相应地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农业经济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高度依赖，二是社会的再生产主要以“乡土中国”为中心进行。大运河的发生与成长则更多地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也塑造了运河城市所普遍具有的非农业属性，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是其本质特征。“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与创造性的集中体现”。 流动的大运河对已初步成型的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进行着加工与重塑，维持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内部交流与循环，在很大程度上调节与平衡了传统农耕文明的封闭与僵化，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
大运河沟通南北，象征着民族文化理想的江南诗性文化对代表着最基本生存需要的齐鲁伦理文化形成了补充，使现实利害、道德责任与浪漫理想、自由情怀相互渗透与调和，充实与完整了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内涵。尽管以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两极似乎显得有些绝对，且二者的融合也并不能完整、全面地概括中国文化的全貌。但这样的视角的确为我们审视大运河在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中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线索和方向。
从城市文明的角度来说，运河城市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运河城市文化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从河流文明的角度来说，运河文化与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地域文化和城市元素相交融，充实了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实现了河流文明在运河沿岸城市的实践与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以城市为中心和载体的运河城市文化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的开通和漕运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中国古代的区域文明及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对中国政治型城市结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形态、积淀深厚的农耕社会与精神传统等，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此，以城市为视角的运河城市文化研究为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运河城市文化的当代价值在于其开放性与多元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运河城市文化研究对于明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思路和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有利于重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能够帮助我们还原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深层结构，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基因与精神内核；其次，它是充分展示运河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培育当代城市精神、推动运河城市及城市群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它能够为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及合理利用提供灵感和素材，为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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