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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同学阿豪在村里建起了一栋三层的楼房，是我们1988年出生的这一代第一个在村里建楼房的人，换句话说，阿豪以后将会回到我们的农村养老。 十五年前，没有读完初中的阿豪就跟着村里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去了广东，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做普工，经过自己多年的打拼，有了积蓄，就在老家建了房子，成为了村里年轻人成功的典型案例。 如果时间再往前推十年，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我生活在贵州山区的一个苗寨里。九十年代初期，像我们这样的小孩没有上幼儿园，只能跟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一起在田埂上玩泥巴，去别人家的地里掰包谷，刨土豆，摸黄瓜，最安静的时候，就是下雨天坐下火塘边听奶奶们讲民间故事，母亲她们则在一边纳鞋垫，勾毛衣，刺绣，一针一线都小心翼翼。父亲则和村里的中年人一起在山里锯木头，种一种叫做茯苓的药材。农忙季节，大人们都放下手中的伙计，男人赶牛耕田，妇女们到山里割蕨类和大叶植物来放置在田泥里，这种叫做秧草的植物在田泥下发酵一个月后，就变成了肥料。从春耕，夏种到秋收，农家人忙碌大半年，只有把稻谷都收进了谷仓，才得有空闲。 在不种植庄稼的时节，大人们会去林地给树苗除草。我的家乡是知名的杉木之乡，植树造林也成为了经济收入之一，以致到现在，我的家乡森林覆盖率高达72%以上。用祖辈们的话说，种植杉木就是在打造一个绿色的银行，一般十八年到二十年之后，山里的的杉木就可以砍伐售卖，很多人家，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种植，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卖掉树木就有了婚礼钱。 在九十年代初期，村里基本上没有人外出打工，那时候去广东需要挤几天几夜的火车，到广东还不一定找到事情，而我们村里，大部分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后来，有胆子大的人跟着邻村的人去了广东，捎信回来说在广东一个月有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很多人放下锄头，逐渐离开村子，有些学生则动了去打工的心思，辍学回家，刚好遇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很多辍学回家的年轻人又被拉回了学校上学。 读小学的我很是羡慕父母外出打工的同学，他们有父母从广东带来的自己厂里生产的玩具，还有新衣服。我的父母因为文化低，父亲则在村里种植草药，母亲跟着村里的父母们每天打零工。生活拮据，但是我们没有成为第一代留守儿童。 千禧年之后，我上了初中，村里的中青年基本都涌向了沿海城市，很多人读完了初中有跟着去了广东和浙江，或者是福建。这时候村里仅剩下老人和孩子，以及日渐荒芜的农田，因为劳动力的不断输出，村里远处的农田逐年荒芜，长出了人高的野草。那些进山的林间小路，逐渐被树木遮挡，有些山林，甚至很少再有人去过。 人们在沿海的城市里打工，做建筑，赚到钱的钱寄回家乡，把破败的吊脚楼修整的漂漂亮亮，供给孩子上学以及父母零花。在这一年年中，那些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坚持上学的孩子上了高中，部分考上了大学。在农村，考上大学就是跳出了农门的一个门槛，打工的父母继续在沿海城市打工，赚钱寄回给孩子们当学费生活费。 村里人不断的进城，返乡，继续进城，老家似乎成为了驿站，匆匆回来过年之后，又匆匆忙忙的回工厂去上班去了。那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留在了城里工作。打工退役回来的第一代农民工，有经济实力的的县城买了房子，想继续在农村生活的人则拆掉了住了几代人的吊脚楼，建起了砖房，更有甚者，填埋了自家的农田，建起了房子。而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有些人在城里开了公司或者加工厂，举家迁移去了城市。 如今，新农村的建设，我们的苗寨修建了风雨桥，凉亭，鼓楼，广场等等。装上了路灯，自来水，宽带入户，大大方面了农村生活。而像我一样的年轻，大部分人选择了城里，很多人去县里，市里或是省城买了房，许多年后，他们的年迈的父母也将离开我们的村庄，跟他们一起去城里生活， 阿豪乔迁的那一天，我们买了许多鞭炮，在他的新房前燃放了很久很久，我们不仅恭贺乔迁之喜，更是在祝愿这个苗家青年，回归到我们农村来。 只是村庄的山坡上，也不再有九十年代初期那些相约在路口对山歌的男女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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