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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里风波一叶舟——至死不灭的儒学之思与政治抱负 李商隐出生于下级官僚家庭，十岁丧父，家境困顿。特定家世激发了李商隐积极进取、振兴门庭的愿望。《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二《祭徐氏姊文》云：“以显之意，虽不敢望，无忝之训，庶几或存。”生活的艰辛不仅没有闭锁少年李商隐的心灵，而是早早地展露出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凌云的政治抱负。他寄望居庙堂之上，关心国家兴亡大事。其诗作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讽喻现实的情怀。然生活在风雨飘摇、落日黄昏的晚唐，身陷朋党斗争的漩涡，被排斥、打击，长期沉沦、辗转幕府，满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倍受压抑，有时也从宗教中去寻找精神慰藉，排解痛苦。但读书仕进、治国安民的儒学之思始终存留心间。《四库全书总目》（下）卷一五一云：“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故《蔡宽夫诗话》载王安石之语，以为唐人能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商隐一人。”是对李商隐诗歌形式的评价与肯定，更是对其诗歌内容表现出的现实精神和如杜甫般奉儒守官的认同。 追寻李商隐生平仕途和诗作，其思想追求表露无疑。唐敬宗宝历三年、文宗大和元年（827），十六岁的李商隐作《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为他的出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宗大和三年（829），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为巡官，从楚学今体文，[1]这是李商隐仕途的开始，此后便是长期的幕府生活。大和六年（832）应试落第，后又依令狐楚幕中。大和九年（835）春，应举往来长安、郑州，有《夕阳诗》，千愁万绪，身世飘零落拓，浓缩在字里行间。但深受儒家思想濡染，读书求仕、治国平天下是他的不懈追求。终于在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及第。 然开成三年（838）李商隐试博学宏词科，为人所抑落第，遂归泾原幕，愤而赋诗斥责党局嫌猜，李商隐陷牛李党争漩涡自此始，“无题”诗也就不断产生。开成四年（839），李商隐释褐为秘书生校书郎，作《玉山》《蝶》。“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龙休睡，桐拂干寻凤要栖。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孤蝶小绯徊，翩翾粉翅开。并应伤皎洁，频近雪中来。”诗中透出期求汲引之意。李商隐冀望官场有所作为，又缺知音同道相携，自己又不愿屈尊高洁的人格，只能自己在险恶官场中挣扎，但对事业仍是孜孜以求。 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商隐弟羲叟及第，商隐喜而上诗献启礼部侍郎魏扶，亦见他对读书仕进的重视。商隐应桂管观察使郑亚之辟为支使兼掌书记，赴任途中作《海客》：“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冯浩云：“‘海客’比郑，‘星娥’自比，‘支机石’喻己之文采，‘牵牛’比令狐也，孰知其遥妒之深哉！”“三句谓不惮他人之妒也。时令狐绹在吴兴，未几亚贬而绹登用，遂重叠陈情而不省矣。”[2]读这首诗，我们就能感到晚唐政治斗争、朋党斗争的律动，但商隐依然比较自信地在浮沉的宦海中挣扎与追求。五月抵桂州，作《桂林》《晚晴》。十月，自桂林奉使南郡，作《宋玉》：“何事荊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渚宫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盾归江陵，居宋玉宅。”《北史传》载，庾信先侍武帝，后侍简文帝、元帝三朝。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云：“信虽遭乱漂流，犹得以文学侍从三朝；而义山历文、武、宣三朝，沉沦使府，故有羡於子山也。语曲情哀，味之无极。”五月，自桂州至潭州，作《潭州》诗，怀古伤今，伤时感世，极目故园，知音者稀，路途坎坷，乡思羁愁，无以排遣。作《木兰花》，曲折含蓄地表达落寞孤寂，天涯漂泊之感。九月，经郑州至洛阳，作《商於》，感人世冷暖，存身不易，又抱有幻想和希望。十一月，作《钧天》，感知音难觅。大中五年（851）秋，作《青陵台》《相思》悼念亡妻王氏。大中三年十月，武宁节度使卢弘止辟李商隐入幕为判官，十二月商隐赴任。大中六年（852）正月，奉使西川，即回梓州。三月，在东川梓州幕，作《西溪》（怅望西溪水），感时光流逝，回京无望，只好借西溪云波以寄托情怀，语意悲凉。作《西溪》（近郭西溪好），在无依无托、抑郁悲凉中，借诗酒排遣，思念故乡、亲人、京城，然而诗人却依然漂泊幕府，在窘迫困顿中如杜甫一样奉儒守官。 大中九年（855），商隐由梓州回长安期间写下《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忆归初罢更夷犹。碧江地没元相引，黄鹤沙边亦少留。益德冤魂终报主，阿童高义镇横秋。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更白头。”“一叶舟”是自己的人生写照。“万里风波”是大半生坎坷的缩影。“怀古思乡”点明题旨。怀古人之功义，求人生之有为，然政治上的失望伴他一生。生活在日暮途穷的晚唐帝国，早已注定了诗人的悲剧人生，而诗人忧郁而不屈的性格，也铸就了其命运的悲剧。虽然离去世只有三年了，面对着不可救药的晚唐社会，那颗历经失望与悲怆的心似乎还没有对政治彻底绝望，“岂得”之问可见一斑。大中十二年（858）李商隐四十七岁病卒于郑州。“延颈全同鹤，柔肠素怯猿。湘波无限泪，蜀魄有余冤。轻植长无道，哀筝不出门。何由问香柱？翠幕自黄昏。”（《哀筝》）以筝喻人，赋比兼用，象显而意隐。借筝声之哀怨，喻己之愁肠百转。状筝形与弦，又以自喻。湘波泪、蜀魄冤既比所弹奏筝曲，又自喻昔游，双重借喻，由湘波泪到筝曲到人之无限哀思，哀婉深沉。意象表现不作具体的示意，潜沉意象是借助神话或传说加以强化，在神话传说基础上，构成喻体转引。无题诗中不直言的愁绪与哀怨所为何事？是政治失意！一生追求一生落魄！ 李商隐为仕途奔波到生命最后时刻。在封建伦理思想和宗法观念上他更多接受了孔孟之道。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序》云：“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3]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李商隐至死不渝的家国之思和儒学追求。 二、更在瑶台十二层——咫尺天涯的道教意象 李商隐早岁就参加过道教的养炼实践。《全唐文》卷七百八十《梓州道兴观碑铭并序》云：“载念弱龄，恭闻隐语。蕙纕兰佩，鸿俦鹤侣。”《全唐文》卷七百七十八《上河东公启》云：“兼之早岁，志在玄门。”从弱龄、早岁可见李商隐年少时已与道教有了实质性接触。《东还》诗云：“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秋风动地黄云暮，归去嵩阳寻旧师。”按冯浩注，商隐汲求功名十载，迄今一无所获，仿如一梦，不如再回“嵩阳仙观”成就自己的“仙才”。李商隐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春应举，往来长安、郑州，第四次应试落第，打击是沉重的。科举不中，求仕不得，十年前的玉阳山情结依然挥之不去，怀着极度失意的心情写下《东还》诗，这年李商隐24岁。那么，其早岁学道当在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7），约十四、五岁时。李商隐为什么参加道教养炼？他的道教养炼有什么特点？其诗歌的道教意象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李商隐隐居学道不同于一般醉心丹药的道徒。商隐十四、五岁始有道教养炼的经历， 24岁第四次应试落第，《东还》诗中的玉阳山道教情结系身世仕途感慨，也是终南捷径的企望，而不是真正的归隐。从此后两年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李商隐进士及第综合考虑，归隐不是李商隐的思想取向。大中二年（848），三十七岁的李商隐仍在进行道教养炼，有《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为证。多次参与道教活动，作《为马懿 李商隐一生经历中晚唐宪、穆、敬、文、武、宣六帝，其中宪、穆、敬、武、宣五人都因服丹药而死，故李商隐对道教信仰有自己理性的批判，写下许多尖锐地讽刺、批判帝王求仙的诗作。《瑶池》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穆王八骏日行三万里，为何没来赴约？因为他已经死了，可见求仙之虚妄。李商隐对求神仙、求长生给予了极大讽刺。“神仙有分岂关情，八马虚追落日行。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无论何人，修道求仙都不可能长生不老。 李商隐还借无题诗间接、隐晦地表达了他在非无题诗中难以直言的与道教中人的交往与情感纠结。如《无题四首》其一（来是空言去绝踪），魂牵梦绕的深婉爱情，借助道教意象，写得扑朔迷离、遥不可及。是失望，更似绝望。《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只可想象、向往，但不可就近。或借道教意象抒发自己被压抑而又难以排解的情感。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诗人借道教意象或表达爱情追求的幻灭，或表达政治生活和官场的失意情怀，或表达世事的不平与难鸣等，意象深沉、丰富、幽隐、朦胧，足耐千秋后人寻味品评。 李商隐隐居学道，一是因为命运坎坷，科场不顺，屡遭挫折，一生沉沦下僚，精神上需要借宗教来自慰。李商隐十岁丧父，十六岁以文初谒令狐楚受赏识，却五次科考方进士及第，在朝廷仅任九品的秘书省正字和闲冷的六品太学博士，且任期都很短。从大和三年（828）踏入仕途到大中十二年（858）去世，三十年中有二十年辗转于各幕府，历佐郓州、太原、华州、兖海、泾原、陈许、华州、桂管、京兆、徐州、梓州诸幕，时间长则五载、短仅月余，仕途艰难、人生困顿，孤独无依。《全唐文》卷七百七十五《上李尚书状》云：“某始在弱龄，志惟绝俗，每北窗风至，东皋暮归，彭泽无弦，不从繁手，汉阴抱瓮，宁取机心，岩桂长寒，岭云镇在，誓将适此，实欲终焉。其后以婚嫁相萦，兄弟未立，阳货有迷邦之诮，王华生处世之心，靡顾《移文》，言从初服（此指入仕）。”往日的学道经历便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二是借隐居既可读书习业，继续为应试做准备，又可赢得清名，寻得终南捷径，寄望一朝为帝王和公卿赏识，便可平步青云。有唐一代，提倡道教，诸多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信道、访道。道教典籍被列入科举考试内容，《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云：“（开元）二十一年春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另据《通典》载：“自开元二十九年（741），京师置玄馆，诸州道学生徒有差，谓之道举。举送课试，与明经同。”开设道举，为唐代士子拓宽了进身之阶，士子栖居道观学道与温习举业两者并行不悖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盛唐李白与杜甫一同到王屋山王母洞，访道士 三、一寸相思一寸灰——苦寂虚幻的佛学意象 唐代除武宗反佛、灭佛外，其他皇帝态度不尽相同，但大都利用佛教为封建统治服务。李商隐熟悉佛教文化也很自然。《全唐文》卷七百七十八《上河东公第二启》云：“伏以《妙法莲花经》者，诸经中王，最尊最胜，始自童幼，常所护持。”可见义山接触佛教较早。诗人被排斥、打击，从佛教中寻找精神解脱也是消解痛苦的方法之一。李商隐与智玄、僧彻等有较深接触，并经常听讲经，佛教义理对其产生影响并流露在诗歌中，也不足为奇。晚年居东川，参禅礼佛思想随之上升。《樊南乙集序》云：“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经历仕途打击和妻子亡故，愈加潜心佛事。《上河东公第二启》自叙在梓州“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特创石壁五间，金字勒上件经七卷。”并请幕主柳仲郢为其记文。《宋高僧传》云：“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迨乎义山卧病，语僧录、僧彻曰：‘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诀别。’云。”[4]亦见李商隐晚岁耽沉佛教有加。《上河东第三启》谈对《法华经》的理解。《唐梓州会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介绍四证堂的地理位置、环境及几位高僧的功业。《全蜀艺文志》中有《为八戒和尚谢复三学山精舍表》和《弥勒院碑》，为佛寺作记，可知义山对佛教的了解与交结。 为说明无题诗的佛教意象特点，不妨仍借助几首非无题诗与无题诗做一点比对： 李商隐的非无题诗或直接以佛教术语入诗表达某种情怀。如《题僧壁》直用佛教术语“舍生求道”“乞脑剜身”表象地对佛教表达虔诚，用“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表达并非笃信佛法教义。或直写僧众、禅师。或写与僧人交往，反映现实的幻灭感，寄寓自己痛苦无助以及寻求解脱的情怀。如《忆住一师》以西峰的清幽、静冷、无知无觉中的“雪满松”，寄寓孤寂、失意、悲凉的心境。《 而李商隐“无题”诗中的佛教意象则相对曲折隐晦，往往以特定意象而不是直接的佛家术语来表达某种禅理诗趣和人生感悟。如《西溪》“近郭西溪好，谁堪共酒壶。苦吟防柳恽，多泪怯杨朱。野鹤随君子，寒松揖大夫。天涯常病意，岑寂胜欢娱。”通体体现着诗人清净、寂寥、虚空的心境。《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只可想象、向往，但不可就近。佛教认为一切都是无常，诸缘之合无自性，只有空性。否认自我的实在性，回避陷入生死的无际苦患。提倡无我，使人获得超越情爱生死的智慧，自觉而为。《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蓬乱仙仗俨云旗。”主人公在“望”与“隔”中，表达期待、盼望与虚幻之情。《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别离是苦，短暂的团圆而终将分离的聚首也是苦。别离之苦、相思之苦，正是佛教“四苦”中所讲的“生苦”。 《无题四首》其四：“归来辗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所爱之人求之不得，身陷情感痛苦漩涡不能自拔。抚今追昔，希冀未来，销蚀自我，至死不渝。《无题二首》其二云：“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明知相思无益，相思无果，仍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纯真之恋是美好的，求之不得是痛苦的，但这一切终究还归于虚幻。《无题四首》其二：“……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表现了刻骨铭心的爱与咫尺天涯之苦。情至极致，方悟得一切终归空幻虚妄，正所谓“情至空处则为佛”。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一诗，写人生？写爱情？写政治？或兼而有之？这首诗是义山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性诗篇当无疑义。锦瑟年华，庄生梦蝶，望帝鹃啼，沧海遗珠，一切皆空。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锦瑟》是李商隐精神世界与佛学义理的美妙契合。 李商隐无题诗更多的是借助佛教义理，释解自我的现实痛苦。诗人永远不能完全超脱世俗，无法达到佛法教义中的“四大皆空”“五蕴皆空”“破我”“无我”的境界。因此，李商隐晚岁耽沉佛教主要是对严酷现实的精神救赎，而不是思想观念的深层接受与认同。尽管如此，毕竟诗人在佛国世界中作过诗意的旅游，那颗蒙受着尘世污染与烦扰的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与安宁，也算诗人长期佛教因缘的造化了。 李商隐是一位有才情、有抱负、有责任而时运不济的诗人，虽处晚唐，诸多士子对社会失去了信心，审美情趣由国家社会转向了内心自我，但李商隐读书求仕，积极面对现实与人生，执着追求，至死不渝，这是他极为难能可贵的一面。然面对着严酷的社会环境和官场党争，又时常借助佛、道消弭人生的悲苦与愤懑，企求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个人的志趣与人格追求，加之晚唐社会的雕琢，赋予了李商隐无题诗意象丰富、深婉的文化内涵。 注释： [1]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文中编年均依此本。 [2]（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页。 [3]（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序》，《四库全书》（10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4]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第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2页。 作者简介： 孙金荣（1963-），男，山东农业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山东泰安 271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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