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和姐姐先后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妈妈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飞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一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的一贯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