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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毛诗正义》札记之五 钱钟书论“兴为触物以起” 文/周敏 《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则《关雎（四）》，副标题为《兴为触物以起》。 我们谈诗，常说“赋比兴”，赋、比是什么，大家清楚，没有什么疑问。“兴”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雎-序》：“故诗有六义焉：……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兴”是“六义”之一。 钱钟书说：“按‘兴’之义最难定”，“兴”这个问题的难度可见一斑。 这个问题难在哪儿呢？一是问题本身比较“虚”，或者说“空灵”，难以琢磨。“兴”的位置均在《诗经》诗的开头，名曰“起”，和下文的关系比较朦胧，于是，有说“兴”和下文意义上连贯，也有说“兴”只是起个头，和下文意义没有关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二是文论大咖郑玄和刘勰将“兴”和“比”混同，以致误解流传，于是，比、兴一直难解难分，没办法就干脆“比兴”连用，不加分别。 钱钟书本则意在厘清这个问题。 如何厘清呢？通观钱钟书本则的论述，首先，他着力消除对“兴”的误解，其次，他用心精选出对“兴”的正解，然后，再援引“他说”并举例予以佐证和充实。 一、消除对“兴”的误解 【兴不是比】 《关雎-序》提出“六义”，将“兴”和“赋”、“比”并列：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郑玄认为“兴”是比，所不同的是，比是谴恶，兴是誉善。 他在《周礼-大师》中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刘勰论“兴”未脱郑玄窠臼，依然归“兴”为“比”： “比显而兴隐。……‘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兴之托喻，婉而成章。” 钱钟书说：刘勰的观点“是‘兴’即‘比’，均主‘拟议’、‘譬’、‘喻’：‘隐’乎‘显’乎，如五十步之于百步，似未堪别出并立，与‘赋’、‘比’鼎足骖靳也。” 意思是，《关雎-序》是将“兴”跟随在“赋”、“比”的后面、和“赋”“比”成三足鼎立之势的，即“鼎足骖靳”，而刘勰说“兴”隐“比”显，并没有将兴和比划分开来、与“赋”、“比”并立。按刘勰的观点，比显兴隐，同样是比，隐一些还是显一些，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钱钟书认为，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是承袭毛、郑的，刘勰也看到了毛、郑的差异，试图用兴隐比显来弥合毛、郑之间的裂痕。然而，刘勰未能真正区分开“兴”和“比”，还是和郑玄在一条道上，未能逃脱兴是比的窠臼。 钱钟书指出：“兴”和“比”是不可混同的。道理很明了，如果“兴”是“比”，“六义”就没有必要将“兴”单独列出和“赋”、“比”并立，因此，郑玄和刘勰把“兴”归入“比”背离了“六义”的真义。 【兴也不是诗的功用】 在论述完“兴”不是“比”的道理之后，钱钟书加了增订一，将“赋比兴”之“兴”和“兴观群怨”之“兴”撇清关系 《论语-阳货》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安国《注》曰：“兴、引譬连类”，刘宝楠《正义》疏为：“赋、比之义，皆包于兴，故夫子止言‘兴’。” 钱钟书就上述引文指出，“赋、比、兴”之“兴”指诗的作法；而“兴、观、群、怨”之“兴”指诗的功用，二者不是一回事。孔安国的注、刘宝南的疏将二者混淆为一了。孔安国将“兴”归于“比”，刘宝楠更将“赋比兴”三者混同起来。 钱钟书指出了“赋比兴”之“兴”和“兴观群怨”之“兴”的区别。道理也很清楚，诗之作法和诗之功用是两码事，不在一个频道，不可混淆。 二、选取对“兴”的正解 通过钱钟书的论述，我们懂得了“兴”不是“比”，也不是“兴观群怨”的“兴”。那么，“兴”到底是什么呢？钱钟书说，李仲蒙的“触物起情”一说“颇具胜义”。 【触物起情说】 钱钟书写道： “……李仲蒙语：“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颇具胜义。 李仲蒙进一步解释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说，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情”字上面。 赋“叙物以言情”，作者“叙物”是为了“言情”，真切生动地描写物象，以便把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比“索物以托情”，作者为了寄托某种情怀，着意寻找特定的物象打比方，使情感表达更加委婉、更加形象、更加生动、更加突出。 兴“触物以起情”，作者目遇身边的外物，不期然而然地激起某种情思。 钱钟书赞扬李仲蒙把赋比兴界说得清楚而到位，誉其“颇具胜意”。但钱钟书更注重李仲蒙对“比”、“兴”区别的界说： “‘触物’似无心凑合，信手拈起，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非同‘索物’之着意经营，理路顺而词脉贯。” 可见，“比”、“兴”的区分在以下两点： 其一：“比”描写一个对象，是拿一个他物打比方，以便惟妙惟肖、形象生动地把要描写对象的特点表现出来，这个“他物”是需要用心寻找的，不是随便抓一个就能成事的，所以是“索物”；而“兴”不过是用一个他物来开个头，可随遇取材，“信手拈起，复随手放下”； 其二：“比”和后文是承接关系，情理相连，词脉相通；“兴”和后文乃随意凑合，无需衔接。“兴”对后文所涉及的感情顶多起引动、诱发的作用，从逻辑上看，诱因不是原因。 “兴”到底是什么？回答是，兴是“触物以起情”。 这是钱钟书在文化典籍中选取的关于“兴”的比较精辟的解释。简单地说，“兴”不过是随意拿个东西来开个头。 读者诸君如要问：“就这么简单吗？”回答：“实际上就这么简单”。“兴”之复杂、难解，完全是因为经儒们竭力将“诗经”政治化以及不甘平庸、故作高深所致。 郑玄、刘勰二位是博学鸿儒，钱钟书并不迷信、依傍他们的陈见，却选取名望远不如郑、刘的李仲蒙，足见其独立不倚，求真务实的治学品格。 三、援引“他说”并举例，进一步佐证“兴是触物起情” 钱钟书分明赞赏李仲蒙对“赋比兴”的界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但嫌其太简略，不够深入具体，“惜着语太简，兹取他家所说佐申之。” 【项安世《项氏家说》】 项安世关于“兴”的见解和李仲蒙“触物起情”说一致。 项安世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阐述“兴”不是“比”： 《国风-王风》写戍边之苦，首句是“扬之水，不流束薪”，《国风-郑风》写夫妻之情，首句也是“扬之水，不流束薪”，诗人明显只是用“扬之水，不流束薪”开个头，评诗之人却把“扬之水，不流束薪”和后文一道作为诗的内容来加以诠释。 评诗之人不写诗因而不懂诗人的用意，硬把“扬之水，不流束薪”解为比喻，显然是鄙陋之见。道理很简单，“扬之水，不流束薪”不可能既适用给夫妻之情作比，也适合给戍边之苦作比，不可解而强解，只能是牵强附会。 【朱熹《诗集传》注】 朱熹关于“兴”的见解也和李仲蒙“触物起情”说相同。 钱钟书援引朱熹《诗集传》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子语类》卷八0：“《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并列举了后人的诗例，说明诗开头的“兴”和后文风马牛不相及，即“全无巴鼻”。 钱钟书认为《朱子语类》举的诗例不是很贴切，于是，他补充了两个例子。 其一：《怨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前句说白兔乱串，后句说故友胜新朋，前句和后句“全无巴鼻”。 其二：《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前句说孔雀向东南方向飞，后文说焦仲卿妻从小就勤劳贤淑。前句和后句又有什么逻辑关系呢，也是“全无巴鼻”。 往下，钱钟书还举了徐渭、曹植等人的见解和诗例，以佐证“触物起情”，恕不赘引。然而，钱钟书有一段近于白话的诗例很有趣，又易读，不妨录在下面： “闻寓楼庭院中六七岁小儿聚戏歌云：‘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又歌云：‘汽车汽车我不怕，电话打到姥姥家。姥姥没有牙，请她啃水疙瘩，哈哈！哈哈！’；偶睹西报载纽约民众示威大呼云：‘一二三四，战争停止！五六七八，政府倒塌！’……”。 这些诗例，如前面的“一二一”等均是“兴”，都只不过是因为谐音的缘故拿来起个头，和后文“全无巴鼻”。总不能从“一二一”，“汽车汽车我不怕”中琢磨出什么“比”来吧！ 【一点补充】 《诗经》“六义”，“比”是其中一义，“兴”也是其中一义，“兴”绝对不可能是“比”，其理易晓，不容置疑。 “兴”不是“比”。但是，“兴”未必不能兼含“比”。正如白开水不是茶，未必不能融入茶叶使其变成茶水。因此，我在另一篇名为《诗“兴”之源流》的小文中赞同严粲的观点，“兴”作为开端，可以不含“比”，也可以兼含“比”，录在下面，作为此文的结尾—— “兴”是什么？兴就是起，是一首诗的开端（起头）。 没有兴，一上来直接就用比，就用赋，显得突兀。试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没有起兴，直接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会是何等地唐突、浅薄，感情没有酝酿，发语没有遮拦，光秃秃、赤裸裸，那还有什么蕴藉、诗味。 比较而言，严粲的话最为正确而明白。“兴”是开端，分含喻和不含喻两种情况。 通过以下的例子可以证明： （1）含比喻的开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是一首追求爱情的诗，所以用雎鸠的和鸣来起兴。用雎鸠的相向合鸣，从一而终，比喻君子、淑女的相依相恋。 （2）不含比喻的开端 鸳鸯于飞，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小雅-鸳鸯”） 鸳鸯于飞，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小雅-白华”） 同一个“鸳鸯于飞，戢其左翼”，前一首和“君子万年，宜其遐福”连在一起，后一首却和“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连在一起。前一首是称颂贵族，后一首是妻子怨怼丈夫。这非常明显，“鸳鸯于飞”两句“兴”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到处都可以安的上。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篇中楷体字引自《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则） 附录：《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则 五 关雎(四)-兴为触物以起 《关雎-序》：“故诗有六义焉：……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按“兴”之义最难定。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比显而兴隐。……‘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兴之托喻，婉而成章。”是“兴”即“比”，均主“拟议”、“譬”、“喻”：“隐”乎“显”乎，如五十步之于百步，似未堪别出并立，与“赋”、“比”鼎足骖靳也。六义有“兴”，而毛、郑辈指目之“兴也”则当别论。刘氏不过依傍毛、郑，而强生“隐”“显”之别以为弥缝，盖毛、郑所标为“兴”之篇什泰半与所标为“比”者无以异尔。 [增订一]《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安国《注》：“兴、引譬连类”，刘宝楠《正义》：“赋、比之义，皆包于兴，故夫子止言‘兴’。”夫 “赋、比、兴”之“兴”谓诗之作法也；而“兴、观、群、怨”之“兴”谓诗之功用，即《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之“兴”。诗具“兴”之功用者，其作法不必出于“兴”。孔注、刘疏淆二为一。 胡寅《斐然集》卷一八《致李叔易书》载李仲蒙语：“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颇具胜义。“触物”似无心凑合，信手拈起，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非同“索物”之着意经营，理路顺而词脉贯。//**4惜着语太简，兹取他家所说佐申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四：“作诗者多用旧题而自述己意，如乐府家‘饮马长城窟’、‘日出东南隅’之类，非真有取于马与日也，特取其章句音节而为诗耳。《杨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柳枝，《竹枝词》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于柳与竹取兴也。《王》国风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赋戍甲之劳；《郑》国风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赋兄弟之鲜。作者本用此二句以为逐章之引，而说诗者乃欲即二句之文，以释戍役之情，见兄弟之义，不亦陋乎！大抵说诗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故多不能得作诗者之意也”。朱熹《诗集传》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子语类》卷八0：“《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与项氏意同，所举例未当耳，倘曰：“如窦玄妻《怨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或《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则较切矣。 [增订四]《太平御览》卷八00引《古艳歌》：“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较《焦仲卿妻》起句更为突出孑立。余嘉锡《论学杂著》六五九页：“桓帝初童谣：‘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云云，‘城上’二语，乃诗中之比兴，以引起下文，犹‘孔雀东南飞’云云也”；当只曰“乃诗中之兴”，着“比”字似赘。 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十七《奉师季先生书》：“《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皆深有得于歌诗之理，或可以阐“触物起情”为“兴”之旨欤。 [增订一]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驳朱彝尊《与顾宁人书》解《采苓》之穿凿，因谓首章以“采苓采苓”起，下章以“采苦采苦”起，乃“韵换而无意义，但取音节相谐”。亦如徐渭之言“起句绝无意味”也。 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下文皆言“少年”之豪侠，不复以只字及“妖女”；甄后《塘上行》：“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下文皆言遭谗被弃，与蒲苇了无瓜葛。又如汉《铙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上邪”二字殊难索解，旧释谓“上”、天也，乃指天为誓，似不知而强为之词。脱“上邪”即同“天乎！”，则按语气当曰：“天乎！胡我与君不得相知、长命无绝衰！”或曰：“天乎！鉴临吾二人欲相知，长命无绝衰！”，方词顺言宜。故窃疑“上邪”亦类《铙歌》另一首之“妃呼稀”，有声无义，特发端之起兴也。儿歌市唱，触耳多然。《明诗综》卷一00载儿谣：“狸狸斑斑，跳过南山”云云，即其一例，余童时乡居尚熟聆之。闻寓楼庭院中六七岁小儿聚戏歌云：“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又歌云：“汽车汽车我不怕，电话打到姥姥家。姥姥没有牙，请她啃水疙瘩，哈哈！哈哈！”；偶睹西报载纽约民众示威大呼云：“一二三四，战争停止！五六七八，政府倒塌！”(One two three four，／We don’t want the war!／Five six seven eight,／We don’t want the state!”)。“汽车、电话”以及“一二一”若“一二三四”等，作用无异“妖女”、“池蒲”、“上邪”，功同跳板，殆六义之“兴”矣。《三百篇》中如“匏有苦叶”：“交交黄鸟止于棘”之类，托“兴”发唱者，厥数不繁。毛、郑诠为“兴”者，凡百十有六篇，实多“赋”与“比”；且命之曰“兴”，而说之为“比”，如开卷之《关雎》是。说《诗》者昧于“兴”旨，故每如项安世所讥“即文见义”，不啻王安石《字说》之将“形声”、“假借”等字作“会意”字解。即若前举儿歌，苟列《三百篇》中，经生且谓：盖有香蕉一枚、苹果二枚、梨一枚也；“不怕”者，不辞辛苦之意，盖本欲乘车至外婆家，然有电话可通，则省一番跋涉也。鼷钻牛角尖乎？抑蚁穿九曲珠耶？毛先舒《诗辨坻》卷一曰：“诗有赋、比、兴三义，然初无定例。如《关雎》，毛《传》，朱《传》俱以为‘兴’。然取其‘挚而有别’，即可为‘比’；取‘因所见感而作’，即可为‘赋’。必持一义，深乖通识。”即隐攻毛、郑辈言“兴”之不足据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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