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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萌芽之初，花就与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诗经》《楚辞》中记载青年男女相爱试采摘花枝互赠对方，表达爱意，这可能是最早的切花应用。 《离骚》中有“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能看出古人常常以花传情，以花咏志，赋予花以某种寓意。 史书记载，西汉惠帝时，孝惠皇后将四时植花罗致室内，并安排于寝榻、几案上。可想而知，这些“四时植花“不是盆花即是插花。 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插花成为佛事活动中的供养物之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插花都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 魏晋南北朝时，文化艺术思想突破了汉代的束缚，表现出超脱食宿，陶冶于自然美的境地。 出现了手持秉花，佩带襟花，发髻插花等多种日常装饰形式，插花也开始追求造型上的艺术美。 唐以后，插花渐盛。唐人罗虬在《花九锡》中，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插花的容器、剪刀、浸水、和花台等。李后主（李煜）每到春天，便将宫中的梁栋窗壁、柱拱阶砌，都密布插花作品，称其为“锦洞天”，让人观赏。 到了宋朝，插花在已经成为了民间社交的礼仪，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 每到春天都要举行盛大的花会和插花比赛，热闹非凡。 苏轼还在《吉祥寺赏牡丹》诗中，描写了一老人簪花装饰的情形：“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受理学影响深重的宋代，其清雅、隽秀的时代气质，反映到花艺文化中，形成了精细描绘，以花抒写理性的主流。 插花不仅追求怡情娱乐，更注重理性意念。在形式上、内涵上则倾注作者的思想，意趣及品德节，不像唐朝那样讲究富丽堂皇的形式与排场，而注重花品花德及寓意人伦教化的表现。 在构图中，讲究线条美，常以梅花、腊梅等枝条来插制，突出“清”、“疏”，形成清丽疏朗而自然的风格
到了明请时期，插花技艺流传更广，可称为鼎盛时期。文人墨客多以此作为描写对象，反映在诗画、小说里，专著也随之出现。 袁宏道在一首《戏题黄道元瓶花斋》诗中云，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 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 一枝两枝正，三支四支斜； 宜直不宜曲，斗清不斗奢。 傍拂杨技水，入碗酪奴茶。 以此颜君斋，一倍添妍华。” 仅用了寥寥数笔，就把插花描绘得淋漓尽致。
袁宏道还在《瓶史》中用非常简练的语言，阐明了中国传统插花的真谛：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 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 置瓶忌两对一律，忌成行成列，忌以绳束缚。 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青莲之诗不拘对偶，此真整齐也。 若夫枝叶相当，红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 《瓶史》一书写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春，是我国第一部详尽论述插花艺术的专著。
与日式插花的枯寂简朴不同，中式插花富有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审美情趣，认为万物有灵性，因而常把无语无义的花草根据其生活习性, 赋予了人的感情和生命力。 借用花木抒发人的意志、愿望之时，以花枝展情韵，表现花品花格，令人在击节赞叹之，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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