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LEMEN睿士》专栏） 无赖亦有乡愁。倘若他是人生赢家，那乡愁便金碧辉煌。汉高祖返沛县，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酒酣耳热，高祖起舞，泣数行下：“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挟帝王千秋万岁之势而一泻游子之悲，颇足撼人。 不过，在刘邦当众倾泻乡愁的数年前，其一生最大宿敌项羽，某种意义上正是死于乡愁——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项羽以为刘邦已尽得楚地，遂与虞姬作悲歌，泣数行下。不久后，终因同渡江的八千江东子弟无一人还，何面目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 “泣数行下”四字，在《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中两见，前一处是胜利者炫耀式倾泻乡愁，后一处是失败者自杀式偿还乡愁，字面全同而境况迥异，太史公用笔真如神也。 乡愁无处安放的失败者，至少还有刘后主、李后主与建文帝。刘后主乐不思蜀，实在是不敢思蜀，亦不愿思蜀。李后主仓皇辞庙，垂泪对宫娥，终因“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词被太宗以牵机药赐死。故国不堪回首，乡愁无处安放，更因乡愁牵动王者杀机，连性命也无处安放了。至于建文帝，传奇《千钟禄》尾声云“路迢迢心怏怏，何处得稳宿碧梧上”，演建文帝者行将进场，忽飘来一杵钟声，遂叹道：“错听了野寺钟鸣当景阳”。（景阳，即景阳宫，故宫六院之一，非景阳冈。）帝子飘零，尚不如游僧，其千里败亡之乡愁，忽为一野寺钟声唤起，令人叹绝。 不过帝王之乡愁，与我辈无关。帝王中还有汉高祖一类的胜利者，而我辈在乡愁之前，均为失败者。 博伊姆讲过一个故事：在苏联边界开放之后，一对夫妇从德国来，阔别多年后第一次访问故乡柯尼斯堡，它原是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城堡，二战后改造成了加里宁格勒，苏联的一座样板城市。在记者陪伴下，这对夫妇走遍加里宁格勒全城，备感生疏，只有到了普列高利雅河畔，蒲公英和干草的气味才送来了早年回忆。年事已高的男人跪在岸边，捧起河水洗脸。骤然的疼痛令他尖叫，他赶快躲开故乡的河水。“这条河多可怜，”记者安慰道：“你想啊，多少垃圾和有毒废料都倾泻在河里……” 奥威尔在小说《上来透口气》中讲述了类似的故事，有个保险推销员为了摆脱庸碌的家庭生活与乏味的工作，决定回到童年小镇去“透一口气”。当他抵达故乡时，一切令他绝望，“下宾菲尔德已被吞没，像秘鲁那些消失的城市一样被埋葬了”。他没能在故乡透上一口气，却悲哀地发现：“到处都没有空气了，垃圾高耸到平流层，而我们身处其中”。 我们现在的状况，与上述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何其相像！乡愁在本质上是一种重复，对美好往日的重复。然而美好的东西难以持久，它们总会被流年偷换，被掌权者篡改，在时间面前，掌权者面前，我们都是失败者，所以乡愁注定无处安放。 进言之，乡愁更是一种建构的逃避。我们半真半假地建构故乡的美好往日，通过经验、想象与感伤，赋予这种建构力量，进而抵挡现在的痛苦与未来的绝望。但我们注定会失败，因为现实会将所有逃避者逮捕归案，而将至凛冬也不容许谁遁入往昔的桃花源中去，不论这桃花源是否真的存在过。 乡愁天然是否定的、消极的，但它仍是真实的、有力的。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说，爱国原本意味着对出生地的热爱，在古代城邦，爱国完全是一种地方情感，等同于乡愁。随着帝国崛起，爱国逐渐演变成两种：地方性的和帝国性的。地方性的爱国是基于个人经验、追忆与想象，帝国性的爱国则是基于自我中心主义与民族自豪感，并且常与帝国的野心鼓吹密切相关。段义孚认为，只有地方性的爱国才是真实的，而帝国性的爱国由于指向一个庞大领地，必然会沦为虚假。人的情感无法覆及一个帝国，因为帝国是凭权力拼凑起来的聚合物，其内部多处于异质状态。与帝国相对应的是故乡，它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地理尺度也足够小，小到人们能够真正亲近它、认识它，而由此生发的乡愁，才是真实而永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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