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弟 | 改革就是用生命接力：樊锦诗先生采访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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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就是用生命接力：樊锦诗先生采访侧记

叶祝弟 | 《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

樊锦诗先生谈莫高窟的保护片段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本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了“一个人的40年”随笔专栏，邀请了近70位学界名家回忆往昔，筚路蓝缕，意图给时代、给后来者留一份思想档案。这组文章历经一年，在微信公号推送后，引发了读者广泛关注，很多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争相转发。作为参与这项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自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些不足。当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在朋友圈发布樊锦诗先生11月28日将在上海大学做报告的消息，我觉得这是一个采访先生的好机会。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樊锦诗先生作为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受到表彰

11月28日下午的报告，300多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80岁高龄的樊锦诗先生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讲座结束后，我通过曾经担任樊先生助手的上海大学陈菊霞教授联系，邀请樊先生参加我们的一个人的40年专栏口述。樊先生当时并没有表态，陈教授让我留下刊物，并安慰我说，再等等。三天后，陈教授跟我说，樊先生认真看了你们的杂志，愿意接受采访，并让我们约在12月2日见面。

12月2日上海下着雨，连绵一周的阴雨让江南的冬天显得格外湿冷。我们的访谈安排在郊外一处安静的地方。走近先生，我才突然发现先生显得更为瘦小，甚至有些孱弱，以至于经过一个湿漉小道的时候，总觉得先生随时要滑倒，不料先生转过来笑笑摆摆手。访谈从下午3点钟开始，到晚上9点钟，一口气进行了差不多6个小时，中间几乎没有任何休息。这么长时间，一般人都受不了，先生瘦小的躯体里蕴含了多少能量啊，想想也是，在敦煌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先生早就练就了一副好身体。聆听先生聊天，真是一种享受，眼前总是浮起子夏的那句话，“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坐在面前的樊先生，温婉如玉，质朴无华，不徐不疾，甚至还有些腼腆，然而，慢慢会感受到她慢条斯理的谈话中蕴藏的力量，讲到激动处，辅之以手势，镜片下透露的犀利的眼光，似乎一下子能看到对方的内心，直让人招架不住。

青年时代的樊锦诗先生在工作

樊先生在上海长大，毕业于北大，亲炙于周一良、宿白等老一辈学人，毕业后到敦煌工作，远离了繁华和嘈杂，选择了艰苦寂寞的生活。从1963年到敦煌，到2015年辞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她与前辈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生命接力，把整整52年光阴献给了莫高窟。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就这样扎根大漠，为艺术的传承、为文化的延续而坚守，如同苍茫大地上一盏闪烁着历史光辉的明灯，昭示文明的长存。1978年改革开放，樊先生刚迈入不惑之年，而属于她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敦煌文化博大精深，既令人深深沉醉于其魅力，又带来沉甸甸的责任感：“如果保护不好，这就是我的失职，因为敦煌太了不起了，太珍贵了”。面对这样一块香饽饽，她随时要面对各方施加的压力，据理力争，一度很遭人讨厌。为了阻止敦煌上市，她更是抛下了书生的颜面，学会了跟官员吵架。在她的带领下，敦煌虽处西北边陲，却成功实现了完整性、真实性的世界最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

樊先生常常以傻自嘲，也许在常人看来，远离上海和北京，来到敦煌，确实是傻，但是这种坚持，何尝不是源于先生内心的澄澈和纯粹？事实证明，先生分明是一位智者。她是以毕生精力，在荒凉大漠中开辟出文明的天地，为保护历史遗产、弘扬艺术瑰宝，作出了卓越贡献，也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这是樊先生离任前留给敦煌的精神遗产。在樊先生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不断地开拓、不断地探索、不断在前进，走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最前沿。她带领参加了莫高窟申遗的全部工作，在与西方学者的接触中，深知向世界最先进经验学习的重要性，只要是先进的技术和理念，都认真向对方学习。她主动学习法律，查阅各种文物保护条例，主持制定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她邀请三国四方通力合作，主持完成了极具前瞻性的敦煌保护规划，建立了科学的保护体系。她推动了榆林窟崖体加固和莫高窟风沙治理，50岁了还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65岁，她决定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通过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远保存。她主持编撰出版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而这份报告因为其典范意义而在考古界赢得很高的声誉。樊先生因为在全国率先开展地方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敦煌莫高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敦煌莫高窟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处理了一个极好的旅游管理的方法，为有效保护莫高窟的价值，树立了典范的形象。

樊锦诗先生

樊先生说，“敦煌是至高无上的，跟千年莫高相比，我们太渺小，太渺小”。我想，先生的话不是谦虚之言。先生久居大漠，与文化相伴，与天地相随，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诗意早已化为生命的底色，江南的温婉圆润早已融入西北的粗粝苍茫。先生深知个体之渺小，文明之博大，守护文明之艰巨。先生以及比先生更年长的这一代人，少时大多生长在诗书之家，受过良好的蒙学教育，长大后负笈游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而立之年，本是人生最黄金的岁月，却横遭人性最黑暗的一页，报国无门，及至改革开放，不惑之年之际才真正迎来学术和人生的黄金时期。

当大多数同辈沦为“化外之民”时，他们不断学习，不停追赶时代潮流，靠着顽强的毅力，以及始终保持好奇心和这块土地的痴迷，坚定走下去，及至晚年，真正达至人生的圆融之境。他们身上特殊的成长经历铸就了他们身上浓浓的家国情怀，虽一介书生不敢忘国，世事洞明却无怨无悔，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生命抱有敬意，对他人抱有爱心，恪尽职守，知人善任，提携后进，经历了世事沧桑后，依然保有风骨和通达，始终不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如今这样的先生离我们一个个远去，以至于空谷足音，渐渐成为绝响。

             樊锦诗先生接受《探索与争鸣》杂志访谈

长期以来，《探索与争鸣》杂志得到一群80后老先生们的悉心呵护，因为他们的呵护，刊物才得以砥砺前行。这一年来，因为要策划和组织“一个人的40年”的专栏，我也有幸拜访了很多德高望重的先生。在何兆武先生简陋的家里，我有幸聆听何先生聊西南联大的故事。先生已经不能下楼，终日卧床，手边摆放着油印的西南联大通讯，先生不认识我，但是始终乐呵呵看着我，先生耳朵背，记忆力也已经严重衰退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翻来覆去讲西南联大跑警报。室外残阳西垂，室内晦暗不明，主人认真地讲，天真地笑，客人认真地听，也跟着笑。

这一年，我也拜见到了濮之珍、乐黛云这样的女先生。在濮之珍先生家里，她给我看胡小石先生的信，看台静农先生的信，濮先生90多岁，耳聪目明，条分缕析，每次来了，她都要提前放好茶叶，拿出写好的提纲，滔滔不绝讲一个小时，结束后要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拄着拐杖站在门帘后，一直目送我们消失在楼道的尽头。而在燕园，虽然“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如今只剩下一只，但是乐先生那标志般的爽朗的笑声依然回荡在燕园的上空，空气中都弥漫着愉快的气息。跟先生们聊天，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润之美。粗鄙如我，终究成不了先生那样的人，不过有幸近距离接触这些中华文明的燃灯者，我们的心中也就有了明灯。先生们在，我们就感受到了生命的厚度，先生们在，跋涉的道路上也许不会过于孤独和迷茫。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半个月前的这个下午，窗外北风凌冽，细雨叩窗，室内温暖如春，其乐融融。我始终凝视着眼前的这位老者，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听她慢声细语，我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出的强烈的气场。不知不觉，6个小时过去了，夜已很深，我们把樊锦诗先生送回去，再三道别，等我从小区的尽头再折回来，看到先生还站在窗户后面，候着我们的车驶过来，在昏黄的灯光下，向我们挥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