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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P抑制剂治疗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不仅对卵巢癌效果显著，同时也能让其他诸多癌种的患者获益。 PARP抑制剂治疗卵巢癌效果明显，广受关注。12月1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徐兵河教授接受《医学界》采访时表示，PARP抑制剂不仅可以有效治疗卵巢癌，也能让乳腺癌、胰腺癌和前列腺癌等其他癌种的患者获益，而标准化的BRCA检测甚至能让PARP抑制剂的获益突破癌种局限。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徐兵河 01 安吉丽娜·朱莉为它“代言” BRCA基因即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和BRCA2均属肿瘤抑制基因。女性若携带BRCA1/2基因突变，其乳腺癌、卵巢癌、输卵管癌、胰腺癌、胃肠癌及黑色素瘤等发病风险都会增加。男性若携带BRCA1/2基因突变，其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风险也会增加[1-5]。 BRCA1和BRCA2分别于1990年与1994年被鉴定出来[6,7]。2013年，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检测出BRCA突变，使其广受关注[8]。 02 30年来“最大的好消息” PARP抑制剂的进步为BRCA突变的癌症患者带来希望，对卵巢癌的疗效尤为显著。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丁提出，要延长BRCA突变的卵巢癌患者的生存时间，使卵巢癌的长期管理变为可能。 12月15日，马丁院士、徐兵河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主任梁智勇教授等多位临床和病理专家、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秘书长徐珊、阿斯利康肿瘤医学事务部总监徐黎等在深圳出席精准医学精标准“NGS BRCA校准计划”项目总结会。
研究显示，2003年至2013年，我国卵巢癌的发病率增长30%，死亡率增长18%。2015年，我国新发卵巢癌患者52100人，死亡22500人。妇科肿瘤中，卵巢癌预后最差，近30年来，5年生存率没有明显的提升。过去30年中，我国因缺乏突破性治疗手段，卵巢癌复发率高达70%。 PARP抑制剂给治疗卵巢癌带来希望。《NEJM》刊文称，用PARP抑制剂给BRCA突变的晚期卵巢癌患者进行一线维持治疗，效果显著。试验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使用PARP抑制剂的试验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实现了具有统计学意义与临床意义的改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了70%[HR 0.30 (95% CI 0.23-0.41)，p <> 经中位41个月随访后，试验组仅有39.2%患者经研究者评估为进展或死亡，故未达到中位PFS值；而安慰剂组患者的中位PFS为13.8个月。在试验组中，有60%的患者在36个月内无疾病进展，而安慰剂组的比例为27%[9]。 治疗卵巢癌，过去除了化疗之外没有其他好的办法，PARP抑制剂带来了新的选择。统计显示，中国卵巢癌年新发患者5万左右，死亡2.2万左右，且约7成患者确诊即是晚期。有鉴于此，甚至有媒体评论认为，PARP抑制剂的研发和使用是“近30年来对卵巢癌患者最大的好消息”，是“突破性进展”[10]。 03 各类癌症广泛获益 PARP抑制剂给BRCA突变的癌症患者带来的利好绝不仅限于卵巢癌。徐兵河教授告诉《医学界》，乳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乃至其他各类癌症，都可能从PARP抑制剂中获益。 以乳腺癌为例，《NEJM》刊发的研究表明，和标准化疗组相比，使用PARP抑制剂的试验组降低了BRCA突变HER2阴性的晚期乳腺癌42%的疾病进展风险，PFS延长约2.8个月。试验组59.9%的客观缓解率（ORR）也高于对照组的28.8%[11]。 徐兵河教授表示，用PARP抑制剂治疗前列腺癌，研究数据比乳腺癌还要好。另外，对胰腺癌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药对它有效，没有一种化疗药物能够真正延长胰腺癌患者的生存期，”徐兵河说，“如果胰腺癌患者有BRCA基因突变，PARP抑制剂就为病人提供了新选择。” 04 BRCA检测 标准化进行时 考虑到PARP抑制剂带来的获益，徐兵河教授把目光投向了BRCA突变检测。他说：“除了常见的肿瘤之外，缺少理想疗法的其他肿瘤患者也都可以考虑检测BRCA。没有瘤种的局限。” NCCN指南列出10种情况，符合其中1种，即可接受BRCA突变检测，涉及：家族史、卵巢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胰腺癌等。徐兵河更表示：“临床医生认为，可能会从BRCA检测中获益的人群，都应该接受检测。” 徐兵河教授同时指出，目前我国能够开展BRCA检测的机构很多，但存在一些问题。
有鉴于此，在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的支持下，“NGS BRCA校准计划”已经在今年8月正式启动。协会秘书长徐珊表示，该计划旨在规范BRCA检测流程，提高国内BRCA检测机构的水平，通过标准品检测、数据解读测试、发布检测地图、以及发表学术文章等多种途径，常年为行业提供长期支持。 参考文献 [1] WOOSTER R, WEBER B L.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J］. N Engl J Med, 2003, 348(23): 2339-2347. [2] BROSE M S, REBBECK T R, CALZONE K A, et al. Cancer risk estimates for BCRA1 mutation carriers identified in a risk evaluation program［J］. J Natl Cancer Inst, 2002, 94(18):1365-1372. [3] FORD D, EASTON D F, BISHOP D T, et al. Risks of cancer in BRCA1-mutation carriers. Breast Cancer Linkage Consortium［J］. Lancet, 1994, 343(8899): 692-695. [4] Breast Cancer Linkage Consortium. Cancer risks in BRCA2 mutation carriers ［J］. J Natl Cancer Inst, 1999, 91(15): 1310-1316. [5] LAURA T C.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PARP inhibitors in BRCA-related ovarian cancer［J］. J Cancer Sci Ther, 2013, 5(11): 409-416. [6] MIKI Y, SWENSEN J, SHATTUCK-EIDENS D, et al. A strong candidate for the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BRCA1［J］. Science, 1994, 266(5182): 66-71. [7] WOOSTER R, BIGNELL G, LANCASTER J,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BRCA2［J］. Nature, 1995, 378(6559): 789-792. [8] 《安吉丽娜茱莉称接受双乳切除术 降低患癌风险》，中国新闻网，2013年5月14日。 [9] MOORE K, COLOMBO N, SCAMBIA G, et al., Maintenance Olaparib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N Engl J Med. 2018 Oct 21. doi： 10.1056/NEJMoa1810858. [10] 菠萝因子，《奥拉帕利获批！中国卵巢癌30年来首个靶向新药来了！》，2018年8月23日。 [11] ROBSON M, IM S A, SENKUS E, et al. Olaparib for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in patients with a germline BRCA mutation［J］.N Engl J Med, 2017, 377(6): 523-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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