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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西方的不同视角,观察蒙古人,还原真实的蒙古帝国

 余友银氏 2018-12-20

大多数史料的作者或者是蒙古的臣民,或者是逃离蒙古的难民,乃至敌国或遥远国度的观察者,而《札阑丁传》(Sirat al-Sultan Jalal al-D in Mankubirti)的作者奈撒维(Muhammad al-Nasawi)却完全不同。他是花剌子模帝国的官员,1219 年蒙古的入侵导致花剌子模帝国灭亡, 奈撒维是花剌子模最后一任国王札阑丁(Jalal al-Din)的秘书。札阑丁企图在其父王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座对抗蒙古人的堡垒。因此,奈撒维详细记录了花剌子模帝国灭亡前的历史、蒙古人的破坏以及难民的生活。奈撒维为读者们打开了一扇窗口,由此可以观察到一个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以及另一个帝国的勃兴。同时也填补了空白,描述了一位试图阻止蒙古人的国王。

东方的史料同样重要。仅存的蒙古文史料是《蒙古秘史》(约成书于 1252 年),最佳的英译本是罗依果的译注本,但其他译本也非常有用。《蒙古秘史》描述了截至窝阔台汗(1229—1241 年在位)时期的蒙古世界,主要内容的重点是成吉思汗。这份文本可能很难阅读,因为它的撰写有着特定的受众(限于蒙古宫廷之中,因此是“秘史”)。所以很多东西的记载并不详细,因为它预设的是读者知道历史背景和细枝末节。此书主要内容集中于蒙古草原上的活动,蒙古草原以外地区的事件则记述得很简略,让读者明显感受到在蒙古人心中什么才是重要的。13 世纪其他的蒙古文史料都已散佚,例如《金册》(Altan Debter)。不过,部分蒙古文史料见于拉施特的《史集》,以及关于成吉思汗征战活动的汉文文献《圣武亲征录》。

最主要的汉文史料是《元史》,由明朝在 1369 年依据元朝的材料编纂而成,体例依照西汉司马迁以降的正史传统。尽管编纂过程中有缺憾,但无论如何,《元史》提供了丰富的传记资料以及关于征战和行政的细节。传记资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除了拉施特的《史集》,多数史料并没有详述大汗之外蒙古政府中多数人物的生平。篇幅达 4,000 页的《元史》是一种无价的史料,其提供的关于蒙古帝国最初 100 年的记载是超出了元帝国范围的。不幸的是,只有个别篇章段落被译成了其他语言,只是其主要内容有蒙古文和其他汉文史料可加以参照。希望到本书付梓时,这一状况能够有所改观,因为一部全译本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它无疑会改变学者处理蒙古帝国史的方式,就像萨克斯顿的《史集》英译本对于非波斯文读者那样。

明朝编纂了《元史》,而元朝也编纂了其所征服的中国王朝的史书,即《金史》和《宋史》。这两部史书的关注点更具区域性,但是合起来有益于我们认识蒙古兴起之前的整个东亚,以及蒙古对金、宋和西夏的征服。其他汉文史料还包括《广舆图》《回回药方》和《饮膳正要》。

这些都是中国和伊斯兰学术融汇的产物,只有在蒙古帝国才有可能出现。朱思本的《广舆图》中细致的地理信息贯穿整个东亚,并延伸出欧亚大陆而远达西非。 《回回药方》是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现正被译为德文。据信蒙古人最钟爱的就是伊斯兰医药,这部书的出版证明蒙古朝廷意图将其推广。 《饮膳正要》是一部很吸引人的食谱,正如后文将要讨论的,这部书明确反映出蒙古帝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 也为我们展示了大汗宫廷食谱中可能出现的菜品。这部书已经被译成英文,并有大量的注释和一篇详细的导言。

此外还有一些汉文基本史料,但其关注点更具区域性和本土性。《蒙鞑备录》是蒙古入侵金朝时期宋朝使者赵珙前往蒙古的行记,从金朝敌国的角度,热切地观察蒙古的军事状况,详细记录了蒙古军事机器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如何训练马匹。宋朝使者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也是一部行记,对蒙古早期征服有更多的记载。这一时期的第三种史料是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长春真人受成吉思汗之召请,从华北到蒙古草原再到撒马尔罕乃至阿富汗的旅程。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是为了寻求长生之道。这部行记令人难忘,因为其中不仅记载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哲学性谈话,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载了在东亚和中亚形成的蒙古帝国。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英译本曾多次重印。

二手材料方面也有显著的进步。关于帝国东部,詹姆斯·德尔加多(James P. Delgado)的《忽必烈汗失落的舰队》(Khubilai Khan’s LostFleet)一书可读性很强,对于蒙古在世界历史上地位的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该书引人入胜地撰述了忽必烈汗试图跨海攻打日本、越南和爪哇的历史,并阐述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了这些地区在后世的国族认同。大卫·巴德(David Bade)的《忽必烈汗与美丽的杜马班公主》(Khubilai Khan and the Beautiful Princess of Tumapel)也有突出的贡献,这是少有的关于蒙古攻打爪哇的研究。巴德不仅对战争活动做了学术分析,还翻译了几种极其难找的印度尼西亚史料。但讽刺的是,巴德的书也非常难找,因为这虽然是一本英文书,却是在蒙古国出版的。巴德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结论,即爪哇文史料并不关注世界的征服或毁灭。确实,其中没有提及那些作为征服目标的城市,也没有提及通常伴随蒙古人而来的杀戮。爪哇文史料更关注的是外交、贸易以及忽必烈企图得到印度尼西亚诸王国的公主。因此,相较于关于大陆的史料,这些史料提供了一种观察蒙古人的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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