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馆内外排起了长队。
作为中国大陆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董其昌艺术大展，上博不仅拿出自家珍藏，还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海内外15家重要收藏机构借来藏品，其中不乏国宝级藏品。 为什么要向这些机构“借宝”？这些作品对于理解董其昌有着怎样的意义？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上博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以三件展品为例进行了独家解读。 解放日报记者 陈俊珺  曾经“消失”的《江南春图》 惠崇的《江南春图》卷是一件差点被湮没的国宝。它曾被董其昌等许多画家津津乐道，却一度在画坛“消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被定名为《溪山春晓图》，后来经凌利中的考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溪山春晓图》就是传说中的《江南春图》。 故宫博物院将这幅名作定为“一级甲等”，与《清明上河图》属于同一级别，然而由于极少展出，其知名度远不如后者。尽管大多数人不知晓《江南春图》卷，但苏东坡的名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却流传至今。这首《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写的就是《江南春图》卷所描绘的景色。 惠崇是宋初九诗僧之一，他的小景画也称江南小景、惠崇小景，最善于描绘江南的汀渚坡坂，诗与画的交融极具文人情怀，被苏东坡推崇为文人画的先驱。 董其昌最著名的“南北宗论”把唐代至元代的绘画按画法、风格分为两大派别：南宗和北宗，他认为南宗是文人之画，而北宗是行家画。南宗的代表人物首推王维，而惠崇的小景画就是师法王维。此次上博向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借的重磅作品——宋徽宗赵佶的《竹禽图》卷也是董其昌眼中南宗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董其昌在《江南春图》卷上留下了三段题跋，分别记录了自己与这件作品的三次相逢。1609年，54岁的董其昌在好友陈永年家中第一次见到《江南春图》卷便爱不释手。他心心念念了5年，为了换得《江南春图》卷，他割舍了自己珍藏已久的宝贝——王蒙的名作《青卞隐居图》轴。 几年后，董其昌为了得到另一幅心头之好——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将《江南春图》卷割爱。没想到多年后，他在朋友的家中又与《江南春图》卷重逢。 “董其昌的书画鉴赏理念很有意思，他未必会把心爱之物长期据为己有，在观赏研究一段时间后，学到了其中的精髓，就会换一张画来研究。”凌利中对记者说：“这次展览的第一部分就是想通过对董其昌鉴藏作品的呈现，告诉观众董其昌是如何思考的，他著名的南北宗论不是凭空搭建的，而是多年来在博览了南北各家作品之后得出的。” 董其昌将自己对惠崇的热爱充分流露于《仿古山水册》页中。在这本册页里，他画了一幅著名的《仿惠崇山水》。在其晚年的《秋兴八景图》册、《宝华山庄图》册等代表作中也能看到惠崇对他的影响。董其昌的追随者：清初六大家之一吴历的代表作《湖天春色图》轴也明显有《江南春图》卷的影子，这件作品也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吾师乎”《富春山居图》 董其昌早期的画作大多仿宋人画。宋画力求写实，讲究的是真实的造境。董其昌在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燕吴八景图册》。 三四十岁时，董其昌陷入了创作的瓶颈——画家到底是应该描绘客观的外在世界，还是表现内心的世界；是真山真水美，还是心中的山水美。这是他心中的矛盾，也是当时画坛热议的话题。 此时，一幅作品的出现让董其昌茅塞顿开。那就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富春山居图》卷被历代收藏家视为至宝，收藏家吴洪裕在临终前命令后人把这张画烧掉随他而去。所幸刚一点火，他就咽气了，他的家人马上就把画作抢救了出来。可惜此画还是被烧成两截。长的那部分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短的一部分保存于浙江省博物馆，被称为《剩山图》。此次来上博亮相之前，除了在台北展出过之外，《剩山图》几乎没有离开过浙江省。 黄公望在这幅画中描绘山石的皴法非常随意自然，又完全符合山石的组织规律，在表现客观事物和主观情感这两者的矛盾中，取得了非常好的平衡，体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用了四年，在四年时间里，他画画停停，悟出一点，就加一点上去，他画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也画出了对艺术的感悟。 董其昌见到《富春山居图》后发出惊呼：“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他将此图收藏于自己的禅室中，与其珍爱的王维《雪江》放在一起，相映成趣。 视黄公望为师的董其昌意识到，真山真水是画不过来的，笔墨不应该为造物者所驭，画家也不该被自然所奴隶。“出宋入元”后的他留下了一幅转折时期的代表作——《烟江叠嶂图》卷。在这幅画中，董其昌将笔墨与造型很好地融为一体。 此后，董其昌提倡“以书入画”，用笔墨来表达意境，提出了著名的笔墨论：“以蹊径之奇怪论，笔墨绝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蹊径绝不如画。”60岁后，董其昌的作品进入了真正的成熟期，他将各家的精华消化吸收后“吞吐”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颜体经典《楷书自书告身帖》 收藏于东京书道博物馆的颜真卿《楷书自书告身帖》卷只在上博展出短短半个月就将与观众匆匆“道别”。 书道博物馆原本不愿意出借这幅作品，因为上博的董其昌大展要持续三个多月，而作为日本所藏的最重要的颜真卿作品之一，《楷书自书告身帖》卷将在2019年初的颜真卿大展上亮相。最终，双方协调展出日期，书道博物馆答应将这幅作品短暂出借。 《楷书自书告身帖》卷是颜真卿从吏部尚书转任太子少师的任免文书，相传是其本人所写，因此称为“自书告身”。卷尾有蔡襄、米友仁和董其昌的题跋。 凌利中用“第一口奶”来形容颜真卿对董其昌书法尤其是楷书的影响。作为明代书坛的集大成者，他模仿过颜真卿的诸多作品，包括人们熟悉的《多宝塔帖》和《祭侄文稿》等。尽管董其昌的行书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他也多次模仿过米芾，但纵观其一生的书法作品，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时不时会露出颜体的影子。 在此次大展中亮相的董其昌《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充分显露了他对颜真卿的钟爱。裴将军是颜真卿时代的一位大将，他在这首诗中讲述了裴将军的功绩：“一射百马倒，再射万夫开。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颜真卿的原作早已失传，只留下碑帖。然而，临碑帖是学不到笔法的。董其昌基于对颜真卿作品的理解，再融合其他书家的笔法，写下了这幅气势磅礴的高头大卷。全篇108字，行气舒朗，用笔沉着豪迈，骨骼盎然处，有力拔千钧之势，一看就是颜味十足。“他吸收了颜体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端庄，看似并不张扬，却有一种气吞山河的气势。”凌利中说。这幅作品曾一度被误以为是赝品，后来被上博研究员钟银兰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库房里捡了出来，经过考证，是董其昌76岁时的一幅真迹。 延伸阅读 国宝之外还有这些“宝贝” 为了向观众呈现董其昌艺术创作的来龙去脉和时代土壤，上博还向海内外重要收藏机构借来了以下一些难得一见的藏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王羲之《行穰帖》卷、天津博物馆藏的王羲之《寒切帖》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的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赛克勒美术馆藏的仇英《朱君买驴图》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郭熙《树色平远图》卷等。上海博物馆藏的镇馆收藏则包括：赵孟頫《洞庭东山图》轴、倪瓒《六君子图》轴、王蒙《青卞隐居图》轴等。 除了诸多与董其昌有关的展品，本次展览的主体部分展出了董其昌从35岁到82岁的逾80件作品，几乎囊括了其所有代表作。 更有趣味的是展览的第三部分。董其昌作品的真伪一直是古书画鉴定中绕不开的重点和难点。重点在于其赝书满天下，被称为“滥董”；难点则在于个别伪作水平之高，有时连董其昌的挚友都会看走眼。 在这一部分中，上博特意展出了一卷馆藏的董其昌56岁时所书的《各体古诗十九首》卷与日本藏的《仿各家书古诗十九首》册。上博藏的这件作品其实是明代书画家宋珏的临摹本，被人割去宋珏款署、周亮工真跋，冒充董其昌之作。展览从三个方面向观众讲解了为何这件作品是仿作，为普通观众鉴别“滥董”提供了专业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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