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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清朝监狱一向极其黑暗，狱中公权私用，牢役用以为自己谋利，其中各种残忍手段，敲骨吸髓，仿佛人间地狱，即使今天读来，也足以让人胆战心惊。 曾任礼部侍郎的清代文学家方苞，其一度因“南山案”牵连入狱。出狱后，方苞作《狱中杂记》一文，其中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他被关在刑部监狱，看见每天都有三四个犯人死掉后便墙洞里拉出去。同牢房的原洪洞县杜县令见他吃惊，便走过来告诉他，这还算好的，今年气候还好，死的人不多，往年发瘟疫的时候，每天都要死十个人呢。 方苞问如何会这样，杜县令说：“狱中有老监四座，每座五间房子，牢役们只开当中那间的窗户和天窗透气透光，旁边四间都不开窗，但里面却经常关着二百多个犯人。每到晚上，牢门落锁，天亮才开，犯人拉屎拉尿全在里面，气味极其难闻。冬天的时候，一些穷犯人没有被褥，就在地上睡觉，哪能不生病？所以深更半夜时，有人死了，活人也只得和死人脚靠脚、头靠头地躺着，监房里疾病传染，死的人当然就多了。” 说到这，杜县令恨恨地说：“也真是可怜，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和惯犯，他们精气特别旺盛，倒不生病。那些得病死的，反倒是那些罪轻被押或被牵连的，或者当作人证暂时羁押的——你说这不是荒唐吗？” 方苞问：“不是还有顺天府的监狱和五城兵马御史衙门的监狱吗，怎么刑部监狱里关的犯人这么多？”杜县令说：“你不知道，近年来的案件，只要案情稍重一点，顺天府、五城兵马御史衙门就不敢管；而掌管京城九门守卫的步兵统领抓的犯人，也放在刑部监狱关押；那些衙门的书吏、狱官、禁卒们，觉得关的人越多，就越有利可图，所以稍有牵连的，就一定想方设法捉进来。” 说到这里，杜县令叹道：“这里就是鬼门关，进来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不管你有罪无罪，先给你戴上脚镣手铐，让你吃尽苦头，等到你受不了，就进来劝你找保人，然后估计你家里有多少财产好勒索。勒索来的钱，这些人就瓜分了。比如要去掉脚镣手铐关到老监外面，得要好几十两银子。那些榨不出油水的穷犯人，那就倒霉了，戴上刑具关押，一点也不会客气，还要用他们来警戒其他犯人。” 据说，山西阳高县有个叫黄升的人，被无辜牵连进了牢房。牢役们先把他用链子锁在尿缸边，那链子套在他脖子上，坐也坐不下，只能靠着栅栏半蹲着。拘了大半天后，牢役们出来和黄升谈价钱，说：“你想舒服呢，也不难。就看你肯出多少钱。你看，里边屋里，铺盖和桌子啥都有，你要吃什么也行，但住那屋得有条件。” 黄升问什么条件，牢役们说：“进那屋花五十吊。你要再花三十吊，就帮你去掉链子；地下打铺也是二十吊；住高铺加三十吊；你要吃菜吃饭，哪怕是吃鸦片烟，我们都可以代办，按次算也行，长包也行，还可以给你便宜点，反正都有价钱。” 倒霉的是这个黄升当时身上没带钱，牢役们见说了半天没收获，大怒，众人一拥而上，将他打个半死，又罚站一夜。第二天家人送钱来，才放了下来。 按说，死刑犯最难敲诈了，但刽子手勒索起来更是触目惊心。譬如家中有钱的死囚，刽子手往往派同伙去找亲属谈，其中对要凌迟碎剐的，就威胁说：“要是顺从我的话，当时先刺心脏，给个痛快；要不然，四肢剐完了，人还会有气。” 对那些判绞刑的，就说：“要是顺从我，一绞就断气；不然绞三次，让他慢慢死。”就算是判砍头，没什么技术好要挟，也要留下死人的脑袋做抵押，问收尸的家属要钱。如此，那些刽子手往往能勒索到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 为了减少犯人的苦楚，那些没钱的家庭，往往把自家的财产当光，去贿赂那些人。真碰上那些一点钱都没有的，那就不客气了，往往要按照前面威胁的那样来行刑。 就连负责捆绑犯人的衙役，同样生财有道，谁要是不肯掏钱的话，这些人就乘捆绑时折断犯人的筋骨。譬如每年秋天各地都要集中处决犯人，为震慑那些犯人，往往有陪绑制度，也就是说，捆绑到行刑地等待执行死刑的，大概有十分之三四，其他只是陪绑。那些在捆绑时没交钱的，被弄伤后往往要好几个月才能痊愈，有的甚至被弄成残废。 方苞曾劝一个老牢役说：“你们跟那些犯人没仇没恨的，不过想得点财物；那些穷人要真没有，你们就不能当做点善事放过他们吗？”那人冷笑道：“放过他们？我们这是为了立下规矩，警告其他人犯。要不这样的话，那不人人都心存侥幸，不肯掏钱？” 见他不明白，那老牢役说：“这里面是有学问的。比如同案被捕的三个人，同样刑具拷打，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他骨头受了点轻伤，养了一个多月才好；第二个人多给了一倍的银子，只受了点皮肉之苦，二十天后就好了；第三个人比第一个人多了六倍的银子，打完后，当天晚上就健步如飞，跟平时没啥两样。这要是没有差别，哪个人肯多出钱呢？这就是规矩，规矩是不能坏的！” 熟谙官场的老手还在后面。有某姓兄弟二人，犯的把持公仓的大罪，以律当斩立决。判决下来后，管文书的书吏说：“你们给我一千两银子，我有办法让你们不死。”两兄弟大惊，问他有什么办法，书吏说：“这也不难，我另准备一份判决词，原文不用改动，只不过把后面两个没有家属和亲戚的同案从犯的名字来换你们两个，等到案文加封上奏的时候，偷偷地换一下，反正他们死了没人给他们喊冤。” 另一个书吏有点担心，说：“这样做，死掉的人固然没什么问题，但万一主审官发现怎么办呢？如被发现，我们就活不成了。”书吏笑道：“尽管放心，他要发现的话就得重新上奏请示，重新开判决词，我们这些人固然活不成，但主审官也得一个个罢官走人。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又没人喊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对他们来说，保住自己的官职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后来，这个人还真就这么干了，结果两名可怜的从犯被处了死刑。主审官后来发现，被吓得口张舌翘，却也不敢追究。方苞在文中说，他在狱中还见过这两兄弟，同牢房的犯人指着他们说：“这两人就是用谁谁的命换他们脑袋的。” 《狱中杂记》最后还说，有些奸狡的犯人因长期关在牢里，干脆和狱卒内外勾结，不出去了，他们在牢里负责惩罚犯人，帮狱卒勒索财物，自己也捞了些钱。比如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被关在监狱里，用这种办法每年也能搞到几百两银子。如此监狱，不亚于鬼门关里走一回哪。 清朝冤狱，再有一种就是宰白鸭。《春冰野事乘》中说，福建漳泉两地民风刁蛮，讼事多多，又屡屡发生顶凶之案。譬如当地劣绅作奸犯科后，经常花钱买人顶替自己坐牢，甚至犯了杀人之罪，只要肯出钱，往往都会有贫苦之人前去抵死，即当地所谓的“宰白鸭”。 某朝廷大员曾奉命前往福建提审某凶杀案，他调阅案卷后发现，死者是个彪形大汉，而杀人者却是个刚满十六岁的瘦弱少年。该大员心中疑惑，便仔细查看了死者尸体，发现其身上至少有十六处伤痕，绝对不可能是一人所为，便觉得里面大有问题。 随后复审中，那少年对犯罪过程的叙述几乎和原判决书上写的没有差别。该大员极为惊异，便令其再说一遍，那少年依旧是倒背如流，几乎一字不差。由此，该大员更加认定这是替人顶罪的所谓“白鸭”，于是对案件疑问之处多加辩驳，劝少年说出真相，免其一死。但是，少年不为所动，仍坚持原供。经过该员再三开导，那少年似有感动，这才含泪说自己冤枉。于是，该大员便将案件驳回原县重审。 不料驳回重审后，原县里依旧做出同样的供词和判决。该大员大为疑惑，又加提审，问这少年说：“你今年刚满十六，怎么会下此毒手？”那少年说：“我对此人（被杀者）恨之入骨，不共戴天。”该大员再三告诫，认供的后果是要杀头，但那少年这次坚决咬定杀人是自己所为。无奈之下，该大员只得依从原判。 次日，该大员便服出城，正好在城门口看见囚车经过，那少年看到他后，便向他招手并含泪地说：“小人对大人的大恩大德实在是感激不尽，但我被押回原县重审后，县太爷恨我翻供，对我施加酷刑，把我打得皮开肉绽，痛苦万分又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押回监牢后，家里父母又来骂，说‘卖你的钱，早已经用完，你现在翻供，不是让全家逼上绝路吗，你就算翻案出来，也是死路一条’，既然进退皆死，倒不如顺从父母之命，死了算了。” 该大员听后，方知法外有法，又岂是一人所能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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