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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秋拍」词臣笔墨,名士情怀——钱维城画《富春秋色卷》赏析

 幽莲生梦 2018-12-21

「嘉德秋拍」词臣笔墨,名士情怀——钱维城画《富春秋色卷》赏析

词臣笔墨

名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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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维城 (1720-1772)

富春秋色图

立轴 设色纸本

36.5×564 cm

说明:据《溥仪赏溥杰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可知,此作由溥仪于1922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赏溥杰,编号为永字二百五十号。

著录:

1.《石渠宝笈续篇 ·御书房》,《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五册 2225 页,上海书店1988 年版。

2.《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陈仁涛著,第 33 页,统营公司 (香港),1956 年。

3. 《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杨仁恺著,第 607 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出版:

1.《五台山人藏——清乾隆宫廷书画》,第 104-129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版。

2.《翰海二十周年精品录》,第 128-129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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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 (1894-1968) 题盒:钱文敏画富春秋色图卷。

味真书屋珍藏,吴湖帆题签。钤印:倩盦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王亦旻

乾隆皇帝是清代宫廷书画繁盛的主要推动者,由于他本人对书画的浓厚兴趣,遂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高水平的书画创作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是由词臣书画家与宫廷画师构成,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词臣又称文学侍从之臣,多为进士出身,政治地位较高,在从事政务之余,奉命为皇帝创作书画,唱和诗词。《清史稿》记载:“自康熙至乾隆朝,当国家全盛,文学侍从诸臣,每以艺事上邀宸眷。”而那些著名的词臣书画家大都官位显赫,如于敏中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蒋廷锡、董邦达位居大学士,钱维城、邹一桂亦官至侍郎,皆为朝中重臣。相反,宫廷画师则多无官秩,或由大臣引荐,或因献画称旨召入,供职于宫中画院如意馆,地位与其它宫廷制作工匠相近。

词臣和画师不仅政治地位不同,文化修养亦相差甚远,宫廷画师仅是按皇帝意图作画,有画无书,纪景写实,流于程式,缺乏变化;而词臣的创作虽也是由皇帝命题,但作品多出于君臣的诗文佳句,书画相映,富有文人气息。这种文人气也是一些高水平宫廷画师追摹的目标,因此从艺术史的角度看,词臣书画家是清代宫廷书画创作的主体。特别在其鼎盛阶段——乾隆时期,词臣书画家们不仅用自身的创作来影响当时帝王、宗室贵族们的审美取向,还直接参与到乾隆皇帝本人对书画的鉴藏与创作中,从而主导了当时宫廷书画的创作风格。此外,这些词臣还帮助乾隆皇帝进行宫中所藏古籍整理、青铜器考证、法帖摹刻、著录书编纂等工作,成为皇帝身边高雅文化活动的参与者,钱维城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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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维城《富春秋色图》局部

钱维城(1720-1772),字宗盘,一字稼轩,号茶山,江苏武进人。出身诗书世家,自幼敏悟,少负才情,能诗善赋。乾隆十年(1745年)状元,官至刑部侍郎。钱维城在仕途上深得乾隆器重,他初入翰林时,被选为习清(满)文,但自负聪敏的他认为清文易学,不复用心,故散馆时清文仅列三等,引起乾隆的不满,认为他不重视满文的学习,幸得军机大臣傅恒为之解围,命当场再以汉文试,结果未踰刻辄就,乾隆异其才,故仍留翰林院修撰。之后,钱维城的仕途比较顺利,散馆当年便迁右中允(即中书舍人),命直南书房、懋勤殿,并擢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之后十余年三次升迁而官至刑部侍郎。

钱维城性格和平坦白,不设城府,奖掖后生,不论贵贱,很有古代文人清正坦荡的风骨。他为官数十年,志廉而节,在政治上多有建树,深得乾隆皇帝器重;其在诗文、书画方面的才能,更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他先后参与了《钦定三礼义疏》、《钦定重定淳化阁帖释文》、《御览经史讲义》、《西清古鑑》、《重定乐善堂全集》等乾隆著述和收藏的纂修工作。同时,其奉敕进御的书画作品也颇得乾隆喜爱,亲自题咏者多至数十卷轴,今从《石渠宝笈》续编及三编的著录中,仍可看到很多带有乾隆御题的钱维城画作。而钱维城中年病逝后,乾隆常睹画思人,并在其御制诗中屡屡提及君臣吟诗作画之事,宠眷之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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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维城《富春秋色图》局部

钱维城于笔墨丹青之法也是学有渊源的,其书法深得苏轼之精髓,画初从陈书学写意折枝花果。陈书是钱陈群的母亲,为一代才女,以画名世,艺林称南楼女史,画史载钱维城乃其族孙。在山水画方面,钱维城通籍后受董邦达等“娄东派”画家的影响,师法王原祁而上追元人,特别是黄公望。当时画坛,山水以娄东为正统,而其领袖王原祁则深受董其昌以来师古之风的熏陶,对黄公望追摹尤多,使得山水画以黄为宗渐成风气。其实,陈书的山水画也是师法黄公望,如乾隆在题陈书所画《幽壑听泉》成扇时便说其山水风格具有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气势。因此,钱维城在这种环境中作画,一方面承袭具有宫廷谨严细腻的画风,迎合乾隆皇帝的审美要求;同时也要表现出宗法黄氏的文人画特色,以示其来源的正统性。这件《富春秋色图卷》便是典型的一例。

此幅《富春秋色》长卷山水,款署“臣钱维城恭绘”,当为进呈乾隆御览之作,是他宫廷山水画的代表之作。无论从人文内涵,还是表现技法上看,此画皆体现出钱氏深厚的功力,反映了乾隆皇帝与词臣们对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理解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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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署“臣钱维城恭绘”

首先,此画所表现的风光景致有特定的历史渊源。《石渠宝笈续编》著录钱维城这件作品时说:“宣纸,设色,画桐江严濑间景。”案:桐江乃富春江的别称,即富春江上游流经浙江桐庐县境内的一段;严濑又名严陵濑,在桐庐县南,相传为东汉名士严光隐居垂钓之处。据《后汉书·严光传》记载,严光字子陵,余姚人。少有高名,与汉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刘秀作皇帝后,严光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数以高官授而坚辞不就。严光以“不召之臣”的举动既成就了刘秀“大有为之君”的盛名,又使自己“不受浮荣”的隐士风骨名闻于士林。严光与刘秀的这段君主与名士之交的佳话,颇为后世帝王与士人所津津乐道,乾隆本人就曾为此赋文,而以此典故创作的绘画作品则更多,元代黄公望所作《富春山居图卷》便是其中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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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维城《富春秋色图》局部

第二,就绘画技法而言,黄氏的这件作品可以说是以文人画笔墨表现富春山水历史内涵的极品。后人言“子久(黄公望)画如书中之右军(王羲之),《富春山图》如右军之《兰亭》”,对此画评价非常之高。它被明清文人画家奉为山水画之圭臬,众多名家如沈周、董其昌、赵左、程正揆、八大山人、王翚、王原祁等皆有相同题材的临仿作品,可见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加之乾隆皇帝的收藏与鉴定,虽真伪颠倒,但从其在画卷中反复题咏的诗文便可以看出,他对这幅画的重视与喜爱程度绝不亚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兰亭序》。而钱维城奉乾隆之命再画此题目,是对其文化感悟和笔墨技巧的综合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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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维城《富春秋色图》局部

第三,钱维城对这一主题的再创作是成功的。从绘画要素上看,钱氏《富春秋色图》基本模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如尺幅大小、画中反映的季节、材料都是纸本、皆浅绛设色、构图模式亦基本相同,以富春江两岸峰峦树石为主,间有亭台、泉流、行人、渔舟,远近呼应,错落有致。但从笔墨的表现手法上看,又不尽相同。黄氏所画行笔流畅,落落自然,有超逸之韵,是其“逈出尘埃之外”心境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境界与富春山所代表的人文历史是吻合的;而钱氏作画时的心境则与黄完全不同,他正值人生得意之时,更为取悦帝心,笔底自然少了几分潇洒和逸趣,而平添几许严整与精致。钱维城对这一主题的演绎满足了乾隆的心理需求,即繁华之外的片刻宁静,富贵之中的一丝超脱,方使皇帝顿生“心脾俱畅”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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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维城《富春秋色图》局部

这件钱维城奉敕应制所作的《富春秋色图》,著录于乾隆朝所编《石渠宝笈续编》之御书房,钤盖有完整的乾隆鉴藏书画八玺,即卷幅前部的“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御书房鉴藏宝”五玺和卷幅后部的“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玺;又有“嘉庆御览之宝”和“宣统御览之宝”二玺,说明此画完成后至清末民国初年一直藏于清内府。又据《清宫已佚书画目录三种》记载,1922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溥仪赏赐其弟溥杰的书画作品中便有“钱维城《富春秋色》一卷”,编号为“永字二百五十号”的记录。至此,藏于宫中一百六、七十之后,此画流入民间,期间曾经无锡钱氏味真书屋收藏;又八十三年后,此画复现于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迄今,此画虽历经近三百年流传,卷幅内部仍基本保存清宫旧貌,画面神采依旧,品相完好,是钱维城山水画中的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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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书影:《石渠宝笈续篇 · 御书房》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五册 2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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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定鉴(左)宝笈重编(中)石渠宝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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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鉴赏(左)乾隆御览之宝(中)御书房鉴藏宝(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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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御览之宝(左)嘉庆御览之宝(右)

「本文转自《五台山人藏——清乾隆宫廷书画》」

- The End -

中国嘉德2018秋季拍卖会

巡展 Exhibit

10/27-10/28

武汉大学 万林艺术博物馆

预展 Preview

11/17-11/19

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拍卖 Auctions

11/20-11/24

嘉德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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