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设法在商业与文化之间找到和谐共处的平衡点，应该是保护历史文化遗存、让城市建设在图新中而不弃旧的理想结果。丹东的老街道曾经颇具清末民初的时代特点与中外交流的建筑色彩，有着明显的中外互补、东西兼具而开放多元、格调各异的街市区分，因建筑风格的不同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展现出了独有的文化魅力。但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我们却很难说新丹东与老丹东哪一个更有审美情趣，更能激发起人们在文化上的联想。这不禁让人们在领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同时，会感到若有所失。
东坎子“英国楼”的样本意义
对历史文化遗产情有独钟的《丹东广播电视报》，一直在以一种超越国界的人文情怀，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关注着我市老建筑的命运，试图通过大众媒体的舆论平台，去影响社会以一种纯粹的文化心态，对我市存量越来越少的老建筑施以援手，给这些虽风烛残年、却不可再生的老建筑以继续存活的机会和条件。显然，这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成分的主观，事实上经济利益的驱动才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无视这一点，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现实考量。
那么，怎样才能在商业与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媒介，或者说是粘合剂，使二者和谐相处且白头偕老呢？
今年2月13日出版的《丹东广播电视报》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它就是由该报记者采写的《安东老建筑：东坎子英国楼》。
在我市现存历史老建筑中，东坎子英国楼是保存较好的一个。外观上看，它大体上不失原貌，犹有当年的风骨，显见它作为我市的文保单位，对其的维护是优礼有加的。值得注意的是，采写该文的记者以极大的好奇心在文末提出了一个疑问：英国楼“现在的主人是谁呢”？
这是一个不方便透露的信息。但从产权使用角度，作为公有财产和文保单位，这里可以披露的是，英国楼现在的主人、确切地说，该楼使用权的拥有者，是一位外籍华人；租住此楼，支付的是价格不菲的租金。此事不必多费笔墨，因为笔者的兴趣完全不在这里，而是回到先前的问题，即能否在商业与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媒介，使作为文保单位的历史建筑依托强大的物质基础，有可靠的经济保障，得以维持其对社会的文化教育功能？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笔者得到的一手情况支持这个结论。八年前，在取得了英国楼的合法使用权后，该楼的租住者投入了数百万元的修缮费用，不仅在外观上恢复并强调了英国楼原有的风格特点，内部结构也得到了充分加固与合理调整。主观上是为居住的美观舒适，客观上却使这一历史遗存有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对类似具有文物保护意义的老建筑，是否可以套用这种模式呢？
“文保单位”，怎么保
对老建筑保护性修缮的资金短绌，是我市各文保单位面临的最大难题。以坐落于浪头镇的溥仪东行宫为例，由于修缮资金匮乏，商业利用价值有限，使之处于一种尴尬的自消自亡的状态。实际上，我市仅存的老建筑都面临着、或将要面临着这个问题——留之无用，弃之可惜。这种鸡肋地位困扰着老建筑的自我生存能力；换言之，一个没有利用价值、无法带来经济利益的老建筑，即使头上戴有一顶“文物保护单位”的桂冠，又会有谁乐意花费银子在它身上打水漂？以房养房！这方面的例子曾经在市劳动宫身上有所体现。
作为市级文保单位、伪满洲国时期的“安东协和会馆（神社）”的历史遗存，劳动宫在很长一段时期靠出租来获得维持其生存的收入。但是，近一年多来，劳动宫失去了这种收入来源，原先还算热闹、颇显生机的它竟呈现出荒凉颓败的苗头。如同一座庙宇断了香火，坐以待毙就是早晚的事了。有一种认识，不知符不符合科学，即房子这东西，是需要有“人气”来滋润的。年头久远的老建筑如果没有人气的滋养，恐怕会因“阴气”太重而衰败。所以，文保单位如果还有能力和条件体现其商业价值，在不破坏其原貌的情况下，用于商业用途不失为一个寻求自保的选项。我市在这方面似乎较为保守。如丹东老财政局旧址，为早期民国建筑，与当年最早的安东县衙毗邻（因遭水淹移址于今县前街，后又再建回迁）。自财政局新办公楼落成使用后，这里就处于闲置状态。如果该楼还有利用价值，何不在保持原貌的原则下用于商业用途，所获收益充作修缮基金，岂不比自消自灭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用于商业用途的老建筑，保持其外观原貌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再举市劳动宫的例子，在对外出租期间，其外观已面目全非，这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老建筑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体现在外观上，任何人不得更改，而只能是在保持原貌的情况下予以修缮。这应当作为一条不二原则提出来。
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起而回生
丹东老建筑该拆的都拆了，不该拆的也拆了，相信若干年后，会有一代两代人为之痛惜和悔悟。老街道、老建筑都是一座城市最为宝贵的财富，是“家传宝贝”！当下，我们需以极大的人文热情，对现存的老建筑拿出一个长治久安之策，切不要人为地拖垮这些老建筑。说到财富，它是以多种存在形式来体现的，即使站在纯粹物质的角度，老建筑都是不可再生的、含金量极高的稀缺财富。某种意义上，就像储蓄，它是可以孽息的。
汤二虎楼、曹公馆，溥仪东行宫，英美领事馆旧址（建于1903年，位居锦江山上下丹东军分区院内）、安东海关浪头关卡（建于1910年，现为丹东开埠历史博物馆）、加上工行振兴支行（上世纪20年代为日本所建的朝鲜银行旧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历史见证，其建筑风格体现了当时时代特点）、元宝支行（伪满洲银行安东支行旧址，是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东北财政经济，进行殖民统治和金融掠夺的见证）、工行干校（原辽东省人民政府旧址。日伪时期为安东省政府）、甚至包括市第六中学（日居地时期日本京桥女子高等学校旧址）、第十九中学（日伪时期安东中学旧址）、辽东宾馆（其前身疑似日伪时期的学生宿舍）等等，我市现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在数量上还是可观。
上面说过，老建筑除了必要的维护和修缮外，重要的是不能断了“香火”，即要有“人气”的滋润，通过“梳妆打扮”，赋予其新的生命活力。一旦弃之不用，或任其“人老色衰”，则与废墟无异。如“汤二虎楼”曾经空置过一段时间，那时给人的感觉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当市某街道办事处入驻后，就显出了生机和活力。与其有点儿类似的是，现在的工行元宝支行（原伪满洲国银行安东支行旧址，建于上世纪30年代），由于客流不似以前，与早先充满活力的情况已大相径庭了。从外观上看，整栋建筑因色调灰暗，老气横秋而显得十分沉闷压抑，虽然外观上不乏历史沧桑感，但却激发不起人们的兴趣，以及由此催生的对那个时代的联想；工行振兴支行（上世纪20年代为日本所建的朝鲜银行旧址）也面临着与之同样的问题，即有了新的、可以取代旧有的建筑后，原来使用的、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老建筑就处于了“鸡肋”地位，相应的规格、待遇就不再那么高了。反观丹东六中（日居地时期日本京桥女子高等学校旧址），由于旧教学楼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一直在不断地被修缮，至今仍完好如初。可见，如何赋予老建筑以新的生命，乃是文物保护单位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难题。
那么，如何让老建筑起而回生呢？这方面，丹东港集团提供了一个可圈可点的、可全案借鉴的实例。
丹东港集团在接手浪头海关楼后，其目的从一开始即十分明确：就是让它恢复本来面目，为丹东开埠百年史打开一扇最容易进入的人文窗口，全面向公众开放。于是，丹东开埠历史博物馆就此诞生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丹东港集团的恢复性保护修缮下，现在的浪头海关楼，与当年的浪头海关楼“纹丝不差”，原来什么样，现在依旧什么样。用市政协文史委王殊男的话说，是“修旧如旧”。
循此思路，我市一些重要的、已列入文保单位的老建筑，是否可通过转让、收购以及租赁等形式，让有实力，富于人文情怀的集体和个人接手，使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起而回生呢？
我市现存老建筑的悲喜忧伤（下）
对列入“文保单位”的老建筑，虽说有《文物保护法》为其庇佑，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处于弱势地位。具有文物性质的老建筑既然属于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在濒临废弃、损毁、以致即将灭失的时候，可否打破条块、权属的藩篱，遴选有文保意识、且有实力的集体或个人接手呢？
闲置、等待、遗弃？
伪省长公署（现元宝区政府所在地）已列入省保文物保护单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市现存老建筑中，年头最少，环境最好，最有条件保持完好的溥仪东行宫， 却意外地先于其他老建筑而露出破败之象。
兴建于1940年，竣工于1943年的末代皇帝溥仪东行宫，就文物保护价值来说，在我市应该是位列前茅的。然而，由于没有商业收入作为依托，它只能在闲置中等待，在等待中可能会因无望而遭遗弃。
现在的溥仪东行宫，除了门前两侧雕有盘龙的立柱，和已显斑驳的壁画还能看出它曾有过皇家寝宫的威仪，其他方面已经可以与贫民窟相提并论了。
有这样一段极怀伤感的文字，颇能说明该文作者对“溥仪东行宫”现存状况的不忍与无奈：“今年年初，是我退休的第五年，再次登上浪头镇那山坡上的东行宫。驻足其间，眼前的破败景象令人吃惊，令人惋惜。油漆脱落，门窗残损，隔窗探望，霉味扑鼻……”。
这段文字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2012年。笔者实在是不想披露写下这段文字、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的身份。虑之再三，感觉还是要以他的牵挂为牵挂，以他的忧思为忧思。他，就是多年苦撑、为我市包括老建筑在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不懈努力、在文保领域堪称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任鸿魁先生。在市文化局文保科科长的任上，任鸿魁可谓“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我市还能保有一定数量的现存老建筑，任鸿魁先生功不可没。及至退休，他还惦记着我市老建筑的生存现状，真是可敬可佩。
1996年，溥仪东行宫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2007年，又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在如何对溥仪东行宫进行保护性利用方面，任鸿魁曾有过一次创新，即依靠民间对文保的热情和资金，与产权单位共同开发具有历史教育意义和观赏性的老建筑，使之能与当前的旅游热形成共存共荣关系。也就是在溥仪东行宫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的当年，经相关部门批准，民间有志于文保的投资者对“东行宫”按原貌进行了恢复性修缮。用任鸿魁的话说：“修缮后的溥仪东行宫雕梁画栋、丹楹刻桷，虽然格局如旧，但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随即，东行宫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了《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伪满洲国皇帝的一生》两个展览，使老建筑发挥了应有的教育功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在此基础上，又以“东行宫宾馆”的名义，向游人开放，用获得的商业收入，提供用于对东行宫进行文保的资金。
这种文化与商业的有机结合，使东行宫热闹非凡。但在持续了一段蜜月和繁荣后，不知何故，竟偃旗息鼓了。为此，任鸿魁叹道：“1996年修复利用的热闹场面没有维持几年，东行宫却又重归寂寥”。
2004年，在志愿者的推动下，“东行宫博物馆”成立。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持，不久便难以为继了。至今，东行宫仍生死未卜。
老建筑可否向个人出售?
在我市，还没有把已列入文保单位的老建筑出售给个人的先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行法律不允许个人拥有列入文保名单的老建筑。北京早已面向个人，陆续卖掉了一些具有百年以上历史、被列入文保单位的四合院，其中亦有过去达官贵人、社会名流曾经居住过的寓所。这里，笔者不揣浅陋，窃以为，我市的“汤二虎楼”就具备向个人出售的条件。
首先，“汤二虎楼”宜居，它原本就是曾做过东边镇守使的汤玉麟的私邸，就其规模大小、地理位置和市场价值而言，我市应当有具备这种实力的买家；其次，“汤二虎楼”周边建筑均属新建，惟有“汤二虎楼”这座旧居作为文保单位被单独保存下来，已无拆迁重建的可能，这意味着无论何人购买“汤二虎楼”，都不存在因动迁而漫天要价的机会。所以，只为投机想从中渔利而购买此楼意义不大；再次，个人购买“汤二虎楼”可能会有商业动机。一是可开宾馆，二是可用作其他商业用途，三是纯为私家居住。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有可能涉及重新装修。只要不破坏原貌，依然保持它旧有的历史底色，这 些似乎不应算做问题；相反，更会使新主人从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切身利益角度，自觉予以修缮。
目前，“汤二虎楼”被作为街道办事处使用，虽然在文保上足可令人放心，但若提到修缮，则必得动用财政资金。我市地方财政向不宽裕，有时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索性将“汤二虎楼”出售给个人，相信修缮资金会迎刃而解。
与“汤二虎楼”类似，目前作为元宝区政府一部分的“伪省长公馆”，也适宜于做商业用途使用，如开办宾馆之类。那个地点寸土寸金，用于政府办公，着实不划算。至于在开办宾馆和用于其他商业用途后，会影响毗邻的政府其他部门办公，想法将二者隔离开就是了。这样，在对作为文保单位的老建筑用作商业使用后，只要管理到位，措施得法，不使老建筑的原貌走样，我市相当部分老建筑都可获得新生，足以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以商养文”——商业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比守着老建筑却因无钱修缮，眼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地自消自亡要强许多。
给丹东留点儿历史印记
“汤二虎楼”作为老安东精典民国建筑，险被拆除，今入市保
丹东的老建筑已经拆得所剩无几了，能够侥幸留下来的，大多都被政府部门和颇具实力的企业所拥有。丹东以前整条街整条街的老建筑，如兴隆街、前、后聚宝街、四道口等历史遗存，均已在旧城改造中被连根拔除。但稍可释怀的是，作为丹东最后一条老街，能够体现“日居地”时期和日伪统治时期那段历史，体现当时建筑特点的七经街，近乎完整地被保存了下来，而且大部分老建筑都还正常。如邮政局、老电报楼和工行振兴支行，从80年前它们矗立起来那时起，其用途就一直没有改变，现在依旧看不出老态龙钟的样子；而与之毗邻的劳动宫，稍加修缮即可恢复原貌。七经街由于有了它们，才为丹东平添了几分历史感，也为怀旧者留下了点儿念想，更为后人了解丹东，体悟历史，留下了历史印记。
当然，我市另有一些保存相当不错的老建筑。如坐落于八道沟的原“安东省人民政府”大楼（早年为伪安东省政府，现为工行干校）、坐落于锦江山下的原“英美领事馆”旧址和与之相邻的原安东海关首任税务司英国人巴伦的私邸。此外，尚有安东基督教堂、基督教三育中学旧址以及其他散布于城郊的老建筑。这些老建筑，真实地记录了丹东作为较早开埠的通商口岸，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上，也是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地位的，在文化方面也是兼收并蓄、东西互补的，是有一定的历史底蕴和文明开放素养的。（原文载《丹东广播电视报》；作者：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