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白天和人的分别

1、明白天和人的分别

【原文】天行有常¹，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²人矣。

【译文】天的运行是有规则的，不会因为是尧统治国家就存在，不会因为是桀统治国家就消亡。对应天的常规来进行治理那就吉祥，对应天的常规来进行混乱那就凶险。强壮根本而节省用度，那么天也不会使人贫穷；养身有预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也不会使人生病；修整道路而不二心，那么天也不会使人遭灾祸。

所以，水涝旱灾的发生不能使人有饥渴，严寒酷暑也不能使人生疾病，妖魔鬼怪也不能使人有凶祸。根本荒废了而用度侈糜，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富裕；养身简略而活动又很少，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健全；背离道路而妄自行为，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吉祥。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就出现饥荒，严寒酷暑还没有靠近就生了疾病，妖魔鬼怪还没有来到就有了凶祸；接受天时与治理世界相同，而灾殃凶祸的发生与治理世界不同，不可以埋怨天，因为天的道路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明白了天和人的分别，那就可以称之为周密而周到的人。

【说明】本篇紧接《强国》，是就强大国家而必须爱护人民而延伸下来的。荀子为什么要谈“天”？因为人之富裕强大并不是天给予的，人们仅依赖天是不可以富裕强大的。天的运行是有常规的，天本来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运行的，它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存在，亦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消亡。这就是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五章》）”的思想，天和地没有刻意地想创造什么，生育什么万物出来。条件成熟了（光、温度、土壤、水、空气等环境），万物就自然而然地依托着这些条件而生长出来，而生存下来。天和地也就接受并养育了这些万物。这其间，“天道”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没有要求万物，也没有干预万物的生长、成熟与毁灭。没有说，啊，我这里条件很好，快来吧！也没有说，我不愿意你来，因为你会对我们构成威胁！万物在这个世界里出生、成长，完全是自由的，只不过要遵循这个宇宙最根本的原理和法则，即：生、老、病、死。因此，天和地对万物对人类没有什么仁爱不仁爱的思想，它们对待万物就象人们祭祀时对待刍狗一样。人类要生要灭，全在于人类自己。如果人类执意要破坏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天和地也不会阻拦。荀子的思想不仅来自于老子，也来自于《周易》，乾卦是以东方苍龙七宿的变化着手描写的，虽然表面上是讲龙星的潜、现、跃、飞、亢的情形，但在插入九三爻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及用九的“见群龙无首”后，整个卦便不再是一个占星术的描述了，也不是一个占星学家对未来的预测了。苍龙七宿从冬季的潜，到初春的见，再到秋季的亢，是其有运动规律的必然，在这必然当中，其明晦大小的变化，是必然中的偶然；而在这些偶然的明晦大小的变化中，又有其必然性。这就是“天命糜常”，这就是宇宙的真谛，这就是宇宙的本体。周文王将宇宙法则秩序的神性思维完全变成了天道法则的理性思维，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纯粹存在形式，不论这种思维存在形式是多么神秘，多么变幻莫测，甚至若恍若惚、若有若无，但它都不是虚妄的，仍然是宇宙本体，仍然是宇宙法则。而人类，只有认识了这个宇宙法则，才能不断地兴旺发达，才会有进步。

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为国家根本的，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脉。而农业收成的好坏，不是由农业生产资料及生产力来决定的，而是由“神”来决定的，而是由“天”来决定的。由于不能客观地认识天，古人们便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灾害的频繁，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性，使从夏朝至殷代末以前的人认识到“神”是万能的，“神”决定着人类的命运，“神”更决定着农业收成的好坏。自周文王始，由于观测到青龙七宿的运行变化规律，人们自此而认识到天、天象、星象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的，而只有正确地认识天的糜常，天的变化规律，天的运行法则，才能做到“敬天保民”。

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客观物质世界及人类本身缺乏认识，相信“万物有灵”，是出于对天、对神奇的大自然依赖和畏惧心理，因此乃有了多神崇拜的形式。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由此而产生了原始自发宗教信仰。但至夏商时代，早先的信仰系统已趋规范化和制度化，与王权的建立和强化相对应，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一个比原有诸神更强有力的大神，即超自然色彩的“上帝崇拜”。这个“上帝崇拜”的出现，是原始自发宗教向早期人为宗教过渡的分水岭，也是社会形态变革和人间关系在宗教领域的反映。《尚书·汤誓》有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楚辞·天问》有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有云：“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祥。”九有犹文献恒称的夏代地理的九州，似上帝观念的产生，起自夏代，而深化于商代。商代上帝的神性，有较大的权威，为管理下国和自然的主宰，具有超自然的色彩，是商朝统治阶级政权利益的直接保护神。因此，商王所崇拜的上帝鬼神也就成为诸侯方国所崇拜的上帝鬼神。而商王统治诸侯方国的惟一而且有效的方式是神权统治，其统治的方式是内服的众臣和外服的侯甸男卫都没有祭祀上帝鬼神的权力，甚至连自己的祖宗神也只能靠商王在祭祀先公先王时配飨。商代认为商王是“帝（嫡）子”（《续存》上1859），掌握一切祭祀大权，“天位（立）殷适（嫡）”（《诗·大雅·大明》），商王统治天下的权力永远是不会变化的。以至商王纣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仍不以为然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书·西伯戡黎》）。商纣王的这个天，仍是商王朝的至上神——上帝。自从周文王起，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至此商朝末期，“天神不通”、“民神不杂”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神权从神秘走向开放，从贵族走向民间，祭祀权也从小邦周始而普及了。由此才有了周文王“易”学思想的出现。而周文王却是开祖先崇拜之先河，即对“人”的崇拜，因为只有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先进的。所以，周朝八百年天下，没有崇拜鬼神的宗教诞生。荀子继承了这些思想，更为细致地论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