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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精要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作品以十多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故事，展示了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而揭露科举制度及其奴役下的士人的丑恶灵魂入手，刻画了特定时代各个不同阶层的众生相。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写出它的腐败与不合理。原本为五十五回，现在通行的刻本是五十六回。它的语言是准确、生动、洗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讽刺手法高超绝妙，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的出现， “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字敏杆 ，安徽全椒人。他看透了当时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通过写作《儒林外史》，对丑恶现实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显示出民主主义思想色彩。 主要人物 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主旨介绍 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等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趋炎附势。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全书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衷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一群考取科名的读书人，他们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从而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 主要特点： 1)该书一个显著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 2）成功的运用了写实主义的讽刺艺术； 3) 喜剧性与悲剧性的高度和谐统一: 4) 将生活之丑转化为艺术之美； 5）小说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毁。 人物形象 书中重点描绘了一群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儒林丑类，从而揭露和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整个封建道德的虚伪。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周进的哭，范进的笑。王玉辉的笑而后哭，可以看出作者笔锋所指不是某个人，而是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因此，作者在对人物进行褒贬时，他的讽刺总是紧密地围绕着事物的本质问题而显示其分寸的。不同的人物典型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 周进 周进，《儒林外史》的重要人物。作品将其设定为一个皓首穷经、迷信经典、沉溺于科举难以自拔的人。周进生活穷愁潦倒，不得不忍受着士林人物的羞辱和市井小民的轻蔑。但始终坚信科举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刚出场时，周进已经六十多岁，依然是个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和冷遇。 不久，周进丢了饭碗，只好替一伙商人当帐房。可以说，已到了科场梦醒之时。然而，当他进省城路过贡院的时候，他多年的心结却又被触动了。但他是童生，他是不能进入贡院的，看门人的鞭子将他打了出来。想象周进无助地站在贡院冷冷的门外，世界对他而言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当他恳求别人带他参观贡院时，大半生追求功名富贵却求之不得的辛酸悲苦，以及所忍受的侮辱欺凌一下子倾泻出来，周进的人生也一举进入高潮：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不知道是悲从中来的发泄，还是灵光乍现的奋力一搏，周进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他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几个商人得知原委，答应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让他纳监进场。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几个商人帮助周进捐了个监生。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
周进角色评价： 这一节是《儒林外史》中名篇，足以和范进中举媲美。作者以其神来之笔，描绘了士人被科举制拨弄地神魂颠倒的可悲可怜可笑之处。由于前面用周进所受的种种屈辱做铺垫，揭示了其久不得志的心境，醉心功名而功名无望，撞板一段就显得水到渠成，毫不突兀。实际上，周进和紧接着出场的范进两人一个悲伤地要寻死，一个高兴地发了疯的细节，都寄寓了无限深意。 作者揭示出科举制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使他们深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的观念毒害。中举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八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技能。科场若不如意，就再无其它谋生本领。周进宁可撞板，因为他深知：除了科举，自己无法自食其力。 作者在讥讽其丑态的同时，也对人物寄寓了无限的同情。因为其用意不止于暴露科场和官场人物的污秽，而是着意批判形成他们种种性格的社会根源，极其尖锐地指明科举对于人性的异化作用。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 吴敬梓当然不是要写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故事，实际上，周进的喜剧性结局大大加强了讽刺力量。这种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显示了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瞬间的可笑蕴含着永恒的悲哀。 作者通过周进发迹前后士人群体对他的态度变化，批判了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在写主角的同时，也描绘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态。士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惺惺相惜，或者同命相怜。相反，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食物链关系。一旦科场失意，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整个阶层的鄙视和唾弃。一旦跃过龙门，跻身上流社会，便发现整个阶层全都笑脸相迎。吴敬梓本人对此即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发迹后，从前瞧不起周进的人态度判若两人。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辞退了他的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周进熟识人物态度的转变，除了写尽世态人情之外，更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间接影响，是造成污浊世风的根源。 周进前半生生活在社会底层，地位卑下，事事仰人鼻息，形成逆来顺受的性格。暮年飞黄腾达后，同情提携同样出身下层、同样屡试不第的范进，表明周进秉性忠厚，迂而不恶。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面。在这个醉心于科举，而心术并未大坏的读书人身上，更可见出科举制对士子灵魂的侵蚀之深。 范进 范进，出自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是书中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 范进中举前，饱尝了科举制度迫害下落第文人的辛酸苦楚。50多岁仅是个童生，家中穷苦不堪，12月的天气还穿着单衣服，“冻得直发抖”（原文：“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范进在几十年应试不中的情况下，由于主试官周进的抬举，应试及第。他喜不自胜出现了癫狂状态。（长期的被人蔑视侮辱，二十多次落第的经历把他弄得十分脆弱，无论是巨大的欢乐或悲哀都已经承受不住了。“好”，几十年的屈辱和痛苦结束了！“中了”梦寐以求的功名富贵到手了）在恢复过来后，他的岳丈胡屠户由从前的对他不屑一顾变为阿谀奉承；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正好体现了范进“一朝得志，语无伦次”的悲剧性格和各名流趋炎附势的嘴脸。 范进中举后，因丁母忧过了三年才进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后钦点山东学道。 《儒林外史》的范进为何叫范进？据推测，“范”字字面意思为“模子”，而“进”则译为“进士”作者本意则大概是：想得到“进士”身份的“模子”了。 范进人物形象 范进形象特点： 是一个热衷科举，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全耗在科举上，将中举取得功名利禄当作唯一的奋斗目标，几十年屡试不第，也不愿从事劳动养家糊口，其灵魂完全被科举的锁链缚住了。范进中了举，虽然物质富有了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其灵魂完全被科举毒化了，他与张静斋称兄道弟，说明他中举后也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也会与其他统治者一样欺压百姓的。课文通过对比手法写他中举前后的变化，形象揭露了封建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之深。封建科举制度已经扭曲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灵魂。 范进是本文的主要人物，分析时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所处时代。范进生活在明朝时期，八股取士制度盛行，长达千年的科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全社会都沉浸在“科考热”中，所以在胡屠户的眼中，张乡绅是天上的文曲星，在众人的眼里中举后喜极而疯的范进患的是富贵病，没有一个人敢说它是疯子。比较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那里面还有一个小男孩站出来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呢。可以说中举的毒瘤漫及各个阶层，成为不治顽症，所以他的疯本不足为怪。 社会地位。他出身低微，既贫且寒，穷得揭不开锅，借钱赶考不成，反遭胡屠户的一顿臭骂。 人物本性。激疑：范进遭胡屠户无端辱骂，为什么却还说“岳父见教的是”？范进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为什么他并未发怒？范进为何能“手里插个草标”在大庭广众之下“东张西望”寻人买鸡？明确：这说明范进“人心本善”，不纵恶，不隐丑。范进对岳丈的“教诲”，唯唯连声，穷秀才卖鸡也能招摇过市，不过“草民”一个。可见，中举前的范进懦弱猥琐，甘蒙屈辱，一脸自卑自贱的奴才相。 人生追求。范进一心想做个读书人。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读书是他惟一通达“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独木桥。所以，范进读书几十载，久经科场，老大不悔，用他岳丈的话意则是“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然而痴心不改，还想混个天鹅屁吃。当然，和社会的大风气一样，他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茅棚生辉。只有中举才能改变他的命运。所以，中举成了他唯一的心思。 劳动本领。由于四体不勤，鄙视劳动，范进不会营生。他家几十年“猪油不曾吃过两三回”，最后落到卖鸡换米的地步。 神情举止。范进的命运戏剧性地改变，邻居飞跑到集市报信，他将信将疑。回到家，耳闻目睹之后，乐极生悲，“一跤跌倒”，“不省人事”，等几口水灌将过来，又拍又笑，又跑又跳，喜极而疯。一向沉默寡言的他，一路高歌：“噫!好!我中了!”几十年的怨气，似乎要在这一刻中爆发。然而范进毕竟是一根老油条，张乡绅攀附道贺，他拿腔作调，说什么“久仰”，道什么“晚生”，还胡诌出个“幸得出老先生门下“。由此可见，几十年来，他学识未长，却熏染出了世故圆滑的恶浊之气。范进的言行极富个性化色彩，但透射出丝丝悲凉阴沉的气氛，有如地狱鬼声。纵观他的悲喜剧，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灵魂扭曲的读书人正举着科举大旗，在众人的蛊感下跳着变形的原始人舞。 命运归宿。范进从二十岁开始便“矢志不渝“，虽屡试屡败，却能屡败屡试，死不甘心，终于叩开了功名富贵的大门，让胡屠户刮目相看，让众邻居忙前忙后，备受敬重。以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一介书生，摇身一变而成为了精神领袖。 内心状态。范进的一生，没有过多的精神负债，可以说他“单纯”得固执。他可以不顾家，不顾众人的颜面，当一辈子的老童生，他只在乎一件事——中举。他早已熟悉了那一套不知在心中重复过多少遍的官腔，一旦中举，他老谋深算，伶牙俐齿，一切应酬自如，再也不是以前点头哈腰，半晌放不出个屁来的范进。 范进中举分析 1)热衷功名：范进穷尽一生的精力于科举考试，虽然屡遭挫败，仍寄望甚深，直到五十四岁才中秀才；后来他打算去应乡试，却被胡屠户奚落，叫他死心，但他宁可让家人挨饿也要再去应考；及至中举，他竟然欢喜得发了疯，这是范进热衷功名的最具体的表现。 2)怯懦麻木：胡屠户在范进中秀才后，盛气凌人地辱骂他，说他是「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的人」、他只是唯唯诺诺，还说「岳父见教的是」；他向胡屠户借盘费，胡屠户用不堪入耳的说话骂他，甚至骂他母亲是「老不死的老娘」，他也毫不生气，充分表现出范进逆来顺受、怯懦麻木的性格。 3)迂腐无能：家里穷得无饭吃，范进手足无措，要等母亲「吩咐」，才慌忙出去卖鸡，可是他在集上一踱一步，东张西望，老半天仍未能把鸡卖出，证明他平日只埋首读书，缺乏谋生技能；邻居告诉他考中了举人，他以为别人骗他，无奈地请人家不要和他开玩笑，以及他喜极发疯的狼狈相，都说明范进迂腐无能。 4)虚伪奸诈：从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的到来，并赤裸裸的和范进套关系，以求日后互相帮助和范进假惺惺的推辞后接受他的东西，再从张乡绅给他的银子里取六两多银子给胡屠户，则可看出范进的虚伪，为不给自己在官场上抹上不敬老丈人的污点而做出的举动，都可看出范进为人的奸诈。 5）强烈对比：范进自己，在中举前后也有一个“贫”和“富”的强烈对比。范进中举以后，奉承巴结者接踵而至。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败落户两口子双双来投奔为奴的。转瞬之间，田产、房屋、金钱粮米、银镶杯盘、细磁碗盏、绫罗绸缎，乃至奴仆丫环，凡是富贵人家所有的东西，几乎是应有尽有了。作者通过具体的生活画面，不仅深刻地写出了在科举制度下所谓“一进龙门，身价十倍”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还随着范进社会地位和思想的变化，对人物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在范进未中举前，作者的同情多于讽刺；在范进中举之后，作者就对他投以辛辣的讽刺了。 范进文学创作典型 “学而优则仕”规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科举”则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条鸿沟，越过了这道鸿沟，则顷刻风光无限，终生荣华富贵。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时代，中举带来的天壤之别的变化着实令人羡慕和神往。更有甚者，中了举，人却喜极而疯。《范进中举》中的范进就是这样的典型。 俄国19世纪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何谓文学创作中的典型？——典型既是一个人，又是很多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人物描写：在他身上包括了很多人，包括了那体现同一概念的一整个范畴的人们。” 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是《儒林外史》中一个角色鲜明，性格极其丰富的文学形象。 匡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人，他原本是一个农村少年，自小上过几年学，因家贫无力读不成了，跟一个买柴的客人到省城帮忙记帐。不料客人折本倒闭，匡超人不得不靠给人拆字混日子，这时他才二十二岁。匡超人本是一个事亲孝顺，勤劳好学的农村青年，吴敬梓在小说中细致的描写了他一步一步走向人格沦丧，灵魂堕落的过程。匡超人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少年时期，转折时期，变质时期三个阶段。 匡超人少年时期手脚勤快，心地善良，事亲孝顺。他在马二先生的资助下回到家中见到娘亲就“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父亲卧病在床，他回到家就买了一只猪蹄来家煨着，等烂熟，和饭拿到父亲面前。晚上拿个被单，睡在父亲脚跟头。他白天里杀猪，卖豆腐，晚上便服侍父亲。他父亲夜里睡不着，要吐痰，吃茶水，一直到四更鼓，匡超人就读书陪到四更鼓，每夜只睡一个更头。哥哥买了个鸡子来给他接风，叫他不要告诉父亲。他那里肯依，把鸡肉先盛了一碗送给父母，然后才肯吃。对父母真是体贴入微。晚上村里失火，累及自家，他首先背出父亲，然后扶出母亲。在他看来，这是头等重要的，其他行李家什都不在话下。可见孝顺父母是他最高的道德标准。 这时的匡超人是极为淳朴可爱的。因为匡超人事亲孝顺，而且勤学上进，一日被路过的知县李本瑛发现，感其嘉行，提携他中了秀才，岂料李知县被人诬告，可能累及匡超人。于是他来到杭州躲避风头。匡超人到了杭州，要投奔的潘三外出未归，便与一班假名士交往，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的转折时期。 这些斗方名士或因科举败北或因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功名进入仕途。于是这些人就想找一条“终南捷径”：刻诗集，结诗社，写斗方，诗酒风流，充当名士。这些人表面上潇洒风流，但骨子里忘不了功名富贵。他们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清高，意图侥幸能够名利双收。正如景兰江所言，“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而匡超人初到杭州后，就卷进了这帮“名士”之中，“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受到他们的影响与熏陶，年少时那朴实敦厚的人品开始受到污染，思想开始蜕变。于是匡超人主动地加入到这群名士中，参加了“西湖诗会”，也想从中获取些好处。可见此时的匡超人已是被名士群所同化。虽然马二先生教他懂得了读书人应以文章举业为主，但这条路终究是难走的，况且此时的恩师李本瑛已被人诬告摘了印，无人提携，于是匡超人转身投入到西湖斗方名士们所吹捧的“终南捷径”之中了。 匡超人思想的第三个时期即质变时期是在认识了潘三以后。潘三是一个把持官府，包揽词讼，拐带人口，买嘱枪手的市井恶棍。他劝匡超人不要与那帮名士来往，只有像他那样才能做一些有想头的事情，才能发迹。他看中匡超人知书识字，能写会算，而且聪明伶俐，他要利用匡超人为自己服务。如勾结差人黄球，拐卖乐清县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一个使女给姓胡的财主，伪造的朱签就是匡超人所拟，而潘三也很豪爽的给了他二十两银子。匡超人从中尝到甜头，为非作歹的胆子也就越发大了起来。接下来在潘三的安排下，他又顶替金跃上考场，并中了秀才，又赚了二百两银子。潘三确实没有亏待匡超人，不但帮他在城里买了房子，还给他取了亲。从私人的关系来看，潘三是有恩于匡超人的。但是，在潘三被捕后，匡超人展示出他在这个污浊社会的“学习成果”——暴露出他那寡情薄义、虚伪、撒谎的嘴脸：逼妻子回大柳庄乡下，导致其妻郁闷忧虑而死；潘三入狱后的翻脸无情；考取教习后的自命不凡，吹自己为读书人所供奉的“先儒”而贻笑大方。这个昔日的纯朴少年已经变成一个毫无廉耻的吹牛家，虚伪透顶，狡诈至极。 在小说所展示的匡超人的历程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他从纯朴善良到人格沦丧,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堕落的全过程，揭露了恶浊势利的社会、牢笼士子的八股取士的罪恶本质。 吴敬梓详细描写了匡超人蜕变的过程，目的是揭示其蜕变的社会原因，他笔锋所指是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制度，它将封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发展到了极致。这种认识，使作者对匡超人的描写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人物的本质。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以此为直接的抨击目标，充分揭露了它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摧残。《儒林外史》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就借王冕之口指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尽管科举制度弊端百出，但是读书人舍此并无第二条进身之路。在匡超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读圣贤书却品格卑劣者举不胜举：严贡生、张静斋、王惠等等。匡超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学问与道德的自我完善。他只能在追求功名富贵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并为此而不择手段，从而迷失了自我。因此，吴敬梓把罪恶和堕落的责任主要归结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其次，势利的社会风气。“《儒林外史》从讥讽势利起始，到谴责势利为结，对势利的描写可以说是贯穿于全书，具有长久的历时性”。匡超人只认提拔他的李本瑛为老师，而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可一旦传说他所拜的老师李本瑛被参而可能连累他时，又认为真是“晦气”；但在李本瑛升任为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时，他又表示将不日即来赴教。可见“老师”和“门生”这层关系是以对自己是否有益来确定的。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虽然势利之风遍及各个阶层，历久而不衰，但仔细读来，作者所描写和谴责的势利现象又多出现于士林和官场。在吴敬梓笔下，无论是秀才如匡超人、进士如王惠。整个社会都被势利之风所浸染。如此描写与作者的实际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吴敬梓出生并生活于他的家族由盛而衰之际，他由此而饱尝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产生了对势利社会的无穷愤慨。 匡超人变质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其蜕变的根源。吴敬梓对他予以讽刺，目的是对造成这样畸形发展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给以揭露。吴敬梓虽然没有提出解决办法，但他能够在清朝的盛世的现实环境中正视封建社会的危机，这正是他的思想跳出流俗的表现，也正是《儒林外史》能够成为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的原因。 匡超人是吴敬梓用最深沉的感情写出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吴敬梓在塑造匡超人这一形象时采用了多种艺术方法，细致地勾画出一个比较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精神生命的毁灭，一出真正人格沦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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