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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唯一开放了两千年的城市,是哪个?

原创
2018-12-25  最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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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拉开序幕。

那一年有件鲜为人知的事,当年5月,中国与阿曼正式建交

阿曼这个国家,似乎毫无存在感,大多数人可能一时也想不起它到底在何方。

其实,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沿海的国家,与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交情。

宋时,阿曼商人辛押陀罗,在广州经商成为富豪,据苏辙《龙川略志》记载,他家中财产多达数百万缗。此人极具国际主义精神,在发家致富后曾提出要捐钱帮广州修城,还经常回国鼓励老乡们来大宋创业。

宋神宗为表彰辛押陀罗为大宋海外贸易做出的杰出贡献,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宋哲宗时,又封其为归德将军,并由苏轼草拟《辛押陀罗归德将军敕》。

辛押陀罗仅是中国与阿曼千年友谊的一个缩影,也是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历程中的一个印记。

历史选择了广州,也成就了广州,这里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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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自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广东就是中国的海上门户,广州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开放时间最长的口岸。

汉武帝时,朝廷所派译使从广东浮海而出,沿着海岸先后到达中南半岛、印度东南海岸、斯里兰卡等地,开启海上丝路的南海航线。

汉代,东南沿海能够造出十桨一橹的楼船,但这些船难以抵抗狂风巨浪,无法远航,航海家们白天通过沿岸标志来定方向,夜里则在天上星宿的指引下继续前行。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探索未知海域,直至南海之内,大汉的船舶“无远弗届”,并由此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矶、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番禺(即广州)作为岭南一大都会,地处三江交汇之处,濒临南海,可由此出海可以抵达南海沿岸各地,也可借由珠江水系疏散货物,地理优势自来天成。

建安十五年(210年),孙吴交州刺史步骘来到番禺,登高望远,只见海上浩茫,田野殷阜,不禁感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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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六朝以广州为海上丝路的交通枢纽,开辟新航路,使广州在唐宋时终于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大港。

这一时期,通往西方的海上商路,从广州出发,高挂云帆,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到达今伊拉克等地,或沿阿拉伯半岛沿岸进入红海,前往地中海。

一条当时世界上的最长航线由此形成,并永载史册。

唐宋时,广州的海港桅樯林立,千帆竞渡,商人、使者熙来攘往,奇珍异宝琳琅满目。

诚如刘禹锡在诗中所云:“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唐代,留居广州的外国商人多达十余万,来自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真腊等地。这些国际友人可能一来就数十年未归。为此,唐朝在当地设置“蕃坊”,作为外商的在华聚居区。

唐朝末年,阿拉伯史学家的一部《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后,在城中屠杀百姓,有十二万外国商人被杀。另外,由于黄巢将城外的桑树砍伐殆尽,使阿拉伯各国一时断了丝绸的货源。

这则海外文献,从侧面表现出广州作为海上丝路贸易中心的特殊地位。

正因如此,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11年后,还没等平定江南,就先派名将潘美带兵灭掉了盘踞岭南的南汉,恢复广州的贸易功能,并让潘美就地担任广州知州兼市舶使。

一手市政,一手贸易,不可偏废。

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到广州,如此写道:“该城有数量极庞大的船只,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市的船只多。”鄂多立克还说,在他看来,广州之大,三倍于欧洲名城威尼斯。

元代人陈大震于大德年间撰写的《南海志》,是现存最早的广州地志刻本,其中记载,宋末元初,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40个以上。

宋元两代重商,泉州、杭州、明州、温州、扬州、登州等各大港口与广州遥相呼应,中华珍宝集结至此,东流入海,各国商品汇聚于此,流通华夏。

这些城市见证中国古代海上丝路的灿烂辉煌,彼时的中华民族,自信而开放。

广州的商业气息更是千年不变,可以在这里清晰地看到一脉相承的痕迹。

现在,漫步热闹的北京路,走过繁华的中山路,行人所走的其实就是当年汉唐百姓逛过的古道、宋明古人经营的商业中心。南越水渠、南越宫署遗址,距地表不过4米多深,宋、明时期的街道遗址距地表也不过一两米。这一奇特现象,在国内外城市建设中实属罕见。

历经十多个朝代的变迁,广州人始终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在一个同心圆里构建一个商业帝国的中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见证世界的沧海桑田。

我们离古人走过的道路不过几尺,一眼望过去,竟是两千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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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繁荣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依旧惊艳世界,但是,放眼世界,海上丝路却在悄然发生变化。

明清两代,中国犹如一个开朗活泼的孩子得了自闭症,一改唐宋以来的开放政策,转而闭关禁海。

与此同时,遥远的欧洲正从黑暗的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迈进,中国却无海纳百川的胸襟,在小农意识的禁锢下,逐渐变得孤陋寡闻。

在封闭的环境中,广州始终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大海,何等幸运。

由明嘉靖年间“争贡之役”引发的海禁,让广州取得一家独大的贸易地位,更是清代一口通商的预演。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细川氏与大内氏两大商贸集团来明进行贸易。这两路日本人到了宁波,接受市舶司检验,由于双方的“勘合”(明廷所颁发的凭证)有新旧之之分,都觉得自己的靠谱,因此大吵一架。

细川氏旗下的浙江人宋素卿深知官场门道,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信任。

在之后的宴会上,细川氏商团居于首席,大内氏退居次席。受到冷落的大内氏商团不甘人后,竟然因此大打出手,抢出之前被收缴的武器,与细川氏商团在宁波展开械斗,沿路烧杀抢掠,与倭寇无异。

这一事件平息后,明廷在震惊之余,决定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州市舶司一处。

▲广州怀远驿是明代和清初朝廷接待外使的地方。

在政治环境的重重阻碍中,广州商人继往开来,与欧洲各国将海上丝路扩展到连接三大洋,环绕全球,开辟出一条新的太平洋海上丝路。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以墨西哥为基地,每年派多艘帆船横渡太平洋,来往美洲与东南亚之间,以换取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美洲的贸易市场循着这条新航路焕发蓬勃生机。

葡萄牙、荷兰人先后到来,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航路开辟。

万历至崇祯年间,广州每年夏冬两季都会定期举行集市,有时开市长达数月,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带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商品供洋人选购。

万历年间,葡萄牙人每年收购并运往印度的生丝约为三千余担,到崇祯年间,每年多至6000担,每担白丝在澳门售价80两,在印度售价飙升至200两,利润达100%以上。

这一明代的“广交会”,成为海上丝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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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再次成为“一口通商”之地,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那一年,乾隆皇帝南巡至苏州,看到洋人商船络绎不绝。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英国等欧洲列强开辟中国市场的欲望愈发强烈。清代的税则中,粤海关的附加税要多于江浙,洋船为避税,常“舍粤就浙”,在江、浙一带停泊。

这引起乾隆警觉,他颁布谕旨,撤销其他海关,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成为朝廷唯一特许的中西贸易特区。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从1700年到1830年,输入广州的白银多达4亿两,粤海关的关税收人占全国关税总额的30%,被称为“天子南库”。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州众行商盟誓,订立行规,早期的十三行就此形成。他们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整个广州的对外贸易。

潘振承为首领,伍秉鉴的怡和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等牙行,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大到货物买卖,小到日常起居,洋商都要与十三行打交道。

▲19世纪,广州十三行港口。

十三行表面上红红火火,实际上却要面临朝廷的压榨。为了满清皇室对奢侈品的要求,他们时常要自掏腰包,一旦欠下外债,朝廷为维护天朝上国的脸面,还将对他们进行抄家。

相反,外商欠债,清廷却不闻不问。1814年,丽泉行的老板潘长耀为了追回美国人欠他的30万两白银,亲自向美国政府讨债。

潘长耀给时任美国总统麦迪逊写了一封中、英、葡三语的信,陈述美国商人欠债事实,然而此信石沉大海。

潘长耀坚持与美国人打了8年官司,苦苦等到丽泉行破产,也只收到零星的赔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潘长耀心里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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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口通商的背景下,广州十三行成为海上丝路的一曲绝唱。

从此,前来中国的世界各地船只纷纷驶向广州,中国与美国的交往正是在这里开始

18世纪末,美国商人莫里斯联合纽约商界,购置一艘重达360吨的商船,取名“中国皇后号”

1784年,在漫长的独立战争之后,这艘商船起航前往中国,于当年8月抵达广州的黄埔港。

格林船长在这里升起中国人前所未见的美国国旗,一个新生国家与一个古老帝国的邂逅就这样开始,并由此有了此后一百多年的恩恩怨怨,到现在,中美贸易仍是一个聊不尽的话题。

第二年,“中国皇后号”重返美国,其花费12万美元采购的中国货被抢购一空,“中国热”席卷全美。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广州的繁华让很多美国人向往不已,他们甚至以当时广州的英文名Canton为一些新建的城镇命名,其中最早的“广州镇”于1789年出现在马萨诸塞州东部。

直到今日,Canton仍是公认的广州英译名之一,比如广州塔的英文名正是Canton Tower。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愚昧的清廷甚至都不知这个新朋友来自何方。嘉庆年间,名儒阮元任两广总督,编《广州通志》,还将美国写成是在非洲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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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权高度垄断,腐败充斥于清朝官场,官商勾结、走私贸易等问题难以避免。

19世纪后,英国人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机织细布到印度换取鸦片,再用鸦片到广州换取白银,中国逐渐步入近代危机。

由于内外勾结,大批鸦片涌入中国市场。为逃避清政府的检查,运送鸦片的外国商船会先将鸦片转移到停泊于伶仃洋的趸船上,商船开往黄埔接受验货,鸦片贩子则在趸船上进行交易。

清政府对这一危机浑然不觉,在广州的洋人则日益傲慢。

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海王星号”水手与广州民众在十三行斗殴,导致一名中国百姓重伤死去。

“海王星号”的船长布坎南拒绝交出凶手。广东衙门与英商僵持数日,只好同意对方要求,在十三行英国商馆的大厅布置公堂对船员进行审问。

一连几天的审问,“海王星号”的52名水手没有一人承认参与斗殴。广州政府无可奈何,又怕引发外交风波,拖累广州贸易税收。于是,由行商从中周旋,向英方提出只要“海王星号”找一个人出来抵罪,将禀呈刑部,从轻发落。

在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海王星号”上一个向来喜欢凑热闹的船员希思被认定为凶手,暂时监禁在商馆内,其余船员先行回国。

之后,广东按察使发布命令,称希思打伤本地人,应依法处理,判其罚款抵罪。本来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凶杀案,经过衙门的审理,反而变成了意外事件,最后以罚款12.42两白银支付死者丧葬费了事。

清朝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让英国人极为蔑视,也让中国人心寒。在审理此案期间,他们还收了“海王星号”担保商、十三行商人卢观恒的一大笔贿赂。

无独有偶,三年后,广州发生黄亚胜案,洋人再度行凶。广州百姓黄亚胜因与外国商人产生生意纠纷,被对方活活刺死。

案发后,广东政府要求英国交出凶手,并扣押英国商船。但是,英方表示,涉案洋人早已不知所踪,也无法确定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十三行的10家行商为他们的英国朋友做辩护,向朝廷表明,待英方查明真相后,“当据实禀明,不敢徇庇”。

此案亦不了了之。

为了利益,大清的官商可以不顾百姓死活,这正是海上丝路的阴暗面,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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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宣告广州独揽外国贸易的制度结束,海上丝路也在弥漫的硝烟之中成为列强对华的殖民之路。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驻扎于广州的英军为了防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将十三行周边的大片民房拆毁,筑起防御工事。

12月14日深夜,愤怒的广州民众点燃被拆毁的房屋,火势迅速蔓延,直至吞没整个十三行。到第二天下午,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其余全部化成灰烬。

英国人失去据点,暂时撤回停泊于珠江的军舰上。

▲十三行的大火。

广州十三行商馆最终在大火中成为历史。改革开放后,这里因服装批发而再度广为人知,但其在海上丝路最后岁月里的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

战后,英国人掌握中国海关,促使鸦片贸易合法,各国军舰驶入通商口岸。

为寻求新的商馆区,英法两国将广州城外白鹅潭边的沙面划为租借地,拆毁炮台,并迁走居住于此的居民。

除了操控贸易,洋商还在广州疯狂拐骗人口出海,名为“卖猪仔”

1860年10月,英法等国在广州城太平门外设“招工公所”,招揽中国人到荷属印度、巴拿马、古巴等地工作,并声称5年内能回原籍。

当年,英国招华工720人,法国招200余人。这些华工沿着先人开辟的海上丝路,忍受洋人的劳役和被剥削的屈辱,他们大都没能重回故土,远在大洋彼岸的太平洋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

两千年来,始终开门面向世界的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

曾经,一个自信开放的民族,从这里扬帆起航,拥抱海洋,谱写一曲文明的赞歌。但是,闭关锁国后,也是在这里,这个民族迎来落后挨打的命运,让波澜壮阔的古代海上丝路画上一个休止符。

参考文献:

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李国荣:《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张难生、叶显恩:《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01期

章深:《广州:汉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学术研究》201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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