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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中就有瘤的分类记载，提出了一些肿瘤病名，如肠蕈、石瘕、积聚、噎膈等，并对这些疾病的症状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如《灵枢》云：“石瘕生于胞中，…日以益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这些描述与今之腹腔肿瘤和妇科肿瘤极其相似。同时期的《难经·五十五难》中论述了“积”与“聚”的区别，提出了五脏积的病名、症状、病理等。其云： “气之所积者曰积，气之所聚者曰聚，故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也”由此可见，“积”是固定的，而“聚”是活动的。《难经》中称心之积曰伏梁，肝之积曰肥气，脾之积曰痞气，肺之积曰息贲，肾之积曰奔豚。 东汉华佗首创麻醉下手术治疗体内“结积”(包括肿瘤疾病)，并在《中藏经·论痈疽疮肿》中指出：“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认为肿瘤的发病不单是因为营卫之气堵塞而引起，更重要是由脏腑“蓄毒”所生。 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中亦有许多类似肿瘤性疾病的诊治，记载了大量临床行之有效的方剂，如鳖甲煎丸、大黄蛰虫丸、抵当丸、抵当汤、麦门冬汤、旋覆代赭汤、硝石矾石散等。 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卒心腹坚方第二十六》中云：“凡瘕坚之起，多以渐生，如有卒觉便牢大，自难治也。腹中瘸有结节，便害饮食，转羸瘦。”认识到肿瘤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往往自我发觉时多属晚期，形成恶液质，预后不良。晋代针灸医家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首先应用针灸治疗肿瘤性疾病，《经络受病人肠胃五脏积发伏梁息贲肥气痞气奔豚第二》有：“息贲时唾血，巨阙主之；腹中积，上下行，悬枢主之；……心下大坚，肓俞、期门及中脘主之；……腹中积聚时切痛，商曲主之；……小腹积聚，劳宫主之。”。 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对肿瘤性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等作了详细的描述，并分门分类记载了许多肿瘤疾病及所属症状，如“五膈”、“五噎”、“石疽”、“反花疮”、“乳石痈”、“石痈”、“瘕瘕”、“积聚”等。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分瘤为瘿瘤、骨瘤、脂瘤、石瘤、肉瘤、脓瘤及血瘤，首载肿瘤专方五十余首，方中突出虫类药、毒剧药及攻痰化瘀药的使用，并应用灸法治疗瘕瘕积聚。 宋代《仁斋直指附遗方论》所述之“癌”，确属恶性肿瘤：“癌者，上高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到“坚硬不可移者，名曰石瘿”，“瘤则有六：骨瘤、脂瘤、气瘤、肉瘤、脓瘤、血瘤，亦不可决溃”。杨士瀛《仁斋直指附遗方论》则说： “癌者，……外证令人昏迷，治法急用蓖麻子等药外敷，以多出其毒水如痈疽方中乳香膏、神功妙贴散是也”，可见宋代中医肿瘤学从病名、分类、治法、方药等均有很大的发展，已初见学派之端倪。 金元时代，四大学术流派的形成促进了肿瘤学术的进步。李东垣所创制的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广茂溃坚汤、散肿溃坚汤、连翘散坚汤、救苦化坚汤等，为临床治疗肿瘤所常用。而朱丹溪力主祛痰以治结块，创制了许多攻痰方剂，有清热化痰、软坚化痰、燥湿化痰、活血化痰、健脾化痰诸法，认为积聚痞块为痰与食积死血而成，用醋煮海石、醋煮三棱、莪术、桃仁、红花、五灵脂、香附，以及瓦楞子能消结块。张元素，提出用干漆、硇砂、三棱、大黄、牵牛之猛药类。 明代张景岳指出，凡积聚之治，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治积之要，在知攻补之宜，当于孰缓孰急中辨之。凡坚硬之积，必在肠胃之外、募原之间，原非药力所能猝至，宜用阿魏膏、琥珀膏，或用水红花膏、三圣膏之类以攻其外；再用长桑君针法以攻其内。这种内外兼施、针药膏并用的方法是符合肿瘤治疗的特殊情况的。 清代肿瘤病名有“噎膈”、“反胃”、“肺痿”、“乳岩”、“肾岩翻花”等，肿瘤病因病理、辨证论治、处方用药、预后等方面又有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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