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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付林涛 校对：韩丹、李孟朝 因此，我们的问题并不涉及这样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婴儿依赖他的母亲（在生物学或社会学的意义上）。而相反，令人困惑的是，当我们在成年的被分析者身上，发现被压抑的依赖努力时，婴儿的心理状态是否大致与此对应。为了揭示这样一些努力的不可靠性，我们可以包容相反的假设，声称正在吃奶的健康的婴儿，拥有的基本自我意识，堪比成人全神贯注于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活动时的情绪状态，就像百米短跑选手在最后几米冲刺，艺术大师沉浸在华彩乐章的高峰体验，或者恋人正处于性高潮。假设成人的依赖状态会回复到最初的心理完形，而无法通过分析来进一步缓解，这有悖于我们通过共情对健康儿童的理解。 当然，对心理学家来说，从生物学发现中寻找蛛丝马迹，旨在确认他对所观察事物的方向，有时是很有帮助的。然而，最终的检验是心理学的观察本身；从生物学的原则出发，推断和解释特定心理状态，是错误的，特别是当它们与心理学发现相左的时候。由此看来，心怀恐惧或是固执、坚持、不想放手，这些我们在一些成年病人身上遭遇到的情况，不是心理发展正常阶段的重复，也就是说，不是合情合理的正常的父母所养育的相当正常的孩子身上的心理状态的重复。在成人身上，对于固执的 依赖的反应，如果是退行到儿童期的状态，指的不是退行到发展的口欲期，而是儿童期的异常状态，常常是儿童期较后的阶段。例如，它们是特定的被拒绝体验的反应，也就是混合了愤怒和报复式恐惧的大杂烩。或者通过依附于治疗师——病人投射的自恋幻想的全能的、良好的载体——它们保护了病人（例如，避免与潜在的结构性冲突有关的内疚或者焦虑）。 因此，我们必须也要反对这种倾向：把心理上的依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归咎于口欲期。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联系无疑并不存在。然而，依据生物学的期望，共情式观察放开了手脚，变得无拘无碍，更容易承认，种类繁多的驱力，特别是被抑制、未被满足的状态（精神分析的节制不够完全，但是，何时曾被完全地满足过呢？），将会促成对分析师的顺从状态（也就是束缚）。因此，并非与特定驱力相关联，而是持续不断的依附，才是我们讨论的心理状态的特征。 也许，对于某些状态的解释，我们能想到的最一般的心理学原理就是拒绝改变（“力比多的粘合性”），但是，只有其它的可能性都耗尽之后，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存在这一因素直接的心理学证据。近来，一位35岁的男士，向我报告了下面这段轶事，也许能解释这一说法。他被拘留在集中营的那段时期，有近百人被杀，他是30位幸存者之一。当俄国的先遣部队迫近时，纳粹看守们废弃了集中营，30位犯人重获自由。尽管实际上他们身体条件尚可，在接下来的四天里，他们仍不能离开集中营。 一定要看到，依赖现象在心理结构不充分的受分析者身上，仍然存在差异。例如，一些物质成瘾者，还没有能力安抚自己或是进入梦乡； 他们还不能把早期被安抚或是哄睡的经验，转化成一种内心的能力（结构）。因此，这些物质成瘾者不得不依赖药物，不是将其作为客体关系而是心理结构的替代品。如果这样的病人在做心理治疗，据说他们也许会对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治疗的程序成瘾。然而，一定不能把他们的成瘾与移情混淆：治疗师不是现存的心理结构投射的屏幕：他只是一个屏幕的替代品。因为心理结构是必需的，现在，病人的确需要支持和分析师的抚慰。通过洞察力，他的依赖不能被分析或是缓解；必须病人意识到和承认才行。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的主要任务，是对否认真实需要进行分析，这是临床的经验；首先，病人要接受成瘾的现实，这对他来说会感到痛苦，他必须学习去取代由于社会隔绝产生的无意识的浮夸幻想。 性欲、攻击性、驱力 精神分析的性欲概念，引起很多混淆和争议。要充分界定一种体验的性质量，不是根据体验的内容，也不是根据身体的分区（性感应区）。青少年观看医学的插图，也许是性体验；对医科学生来说，则不是。我们也不能参照特定的生物化学物质（比如荷尔蒙），来正确地界定性欲的心理学概念。例如，如果生物化学家能够证明，由于某种性激素产生过度、导致长出某种恶性肿瘤的话，就没有必要听从这样的观点：肿瘤是使其痛苦的前意识或是无意识的性欲的结果。 然而，心理学家从这样的生物化学发现中瞥见端倪。例如，如果在癌症的病因学中，能够找到妊娠期通常涉及到的荷尔蒙，我们的心理学调查研究，也许就会转向前意识人格，问题在于，这样的人是否长期以来想要怀孕，但是却未能如愿。然而，这样的渴望确实存在，能够最终证明它的心理学证据，一定是他们通过内省和共情发现的。当然，加以必要的变通，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生物化学家从深度心理学中得到的启示。
一种体验的性质量，是不能进一步去界定的东西，对此，精神分析师强调得还不够。诚然，精神分析师明白，“性”，我们的意思比生殖器的性行为宽泛得多，性前期的性体验包括有关性的思维过程、和性相关的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然而，弗洛伊德（1916-1917）亦庄亦谐地调侃“所谓性，是不正当的”这个公式 (p. 303)，再次戏谑地评价：“的确，笼统地说，我们想到性这个词的时候，总不免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大家也都知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Freud, p. 304)。儿童性前期的性体验和成人的性经验（无论是在前戏、倒错或是性交中），同样都是不能进一步去定义的的特性，无论是直接的体验，坚持不懈的内省过后，还是解除内省的内心障碍之后，从而，我们确信它们是性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婴儿和儿童来说，很多体验都具有成人最熟悉的性生活的品质：因此，我们的性生活残留着我们早期心理发展更为普遍的体验。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1921, p. 91)，这个术语是“先验的”，也就是出自于最广为人知的体验——换句话说，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最能让我们想起确定意义的名称。 “性的”这个术语，是否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没有理由去坚持这一点。为了捍卫其心理学含义的本质，弗洛伊德拒绝废除这个术语，这是必由之路。“生命力”和“心理能量”这样的术语，明显地也同样不能确认，这是一种被拒绝的、原始的经验模型。5 同样，如果我们承认，精神分析的术语“驱力”，源自于对内心体验进行的内省和研究，事情就会变得一目了然。根据程度不同，体验具有驱动的特性（需要、愿望、渴望）。那么，一种驱力，是对无数内心体验的抽象；它指的是一种心理品质，通过内省，也不能再进一步对其进行分析；它与性的和攻击性的努力具有相同点。 弗洛伊德关于原初自恋和原初受虐狂的假设，也位于内省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之内。他注意到自恋和受虐狂的临床现象，假设它们是早期形成的（理论上的）性和攻击性（潜在的）体验的复活，面对环境压力，恢复到了后来的形式（临床自恋、临床受虐狂）。然而，关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假设，加上原初自恋和原初受虐狂的理论，构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理论形态。爱神厄洛斯和死神萨纳托斯的概念，不属于以内省和共情作为观察手段作为基础的心理学理论，但是，它属于以不同的观察手段作为基础的生物学理论。当然，生物学家可以随意提取他在心理学中发现的任何有用的线索； 对于性的那些详尽的考量，也适用于其他连续的内省体验，也就是敌意-攻击性。 但是，他的理论，必须要建立在生物学观察和生物学证据的基础之上(Hartmann et al., 1949)。另一方面，把内省心理的方法，运用在所有有生命的物质上，例如，就像某种形式的目的论的生物学一样，是不科学的。因此，虽然我们大力推崇弗洛伊德生物学方面的推测，我们必须认清，厄洛斯和萨纳托斯的概念，是位于精神分析心理学框架之外的。 通常，弗洛伊德会抗拒被生物学的推测牵着鼻子走，不管它曾多么似是而非，无论何时他运用精神分析的内省式观察获得的发现，都不能将其证实。在他关于女性性欲的论文中，就有这样一个经验主义的例子。关于弗洛伊德的假设是反对女权主义的偏见，大家已经说了很多，弗洛伊德强调在女性性发展的过程中，渴望有个阴茎非常重要，这就是证据。很明显，生物学的真相是，女性一定要有基本的女性倾向，也许，不能把女性特征解释为是从令人失望的雄性中脱离出来。弗洛伊德存在盲点，导致其观察力有限，认为这是其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这是不确实的。他拒绝改变其在女性性欲上的观点，极可能是因为他依赖临床证明——正如它原来在他面前所展现的——于是，通过精神分析观察，他拒绝把一个貌似可信的生物学推测，作为心理学事实来接受。对于女性的态度和病人的情感深富洞察力，他经常发现病人内心的挣扎，想要拥有一个阴茎，虽然他接受生物学上的雌雄同体，但是没有心理学的证据，他拒绝前述的假设：存在着女性特质的心理发展阶段。 6费伦奇的《塔拉萨》(1924)，就是内省式和共情式方法拓展的杰出例证。 弗洛伊德忠诚地恪守：观察时要运用内省和共情的方法，其关于女性性欲发展的态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承认他通常忠诚于精神分析观察，这一点很重要，然而，弗洛伊德更喜欢对一些概念不置可否，以保持其处于生物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真空地带。然而，一旦采取操作性的定位，这样的中间地带就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认为作为解剖学的超我概念是采取了结构的观点，不如把作为激素或生物化学的驱力概念看成是动力学的观点，更无可厚非。 自由意志和内省的范围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Knight, 1946; Lipton, 1955），近来面临着新一轮的悖论，长期以来，它以各种形式困扰着神学、哲学和法学：我们做选择或者下决心的能力，如何与心灵的宿命论和谐共处？乍看起来，精神分析显示：1.我们如何被唯一能够合理化的、非理性的力量所驱动；2.我们倾向于高估心灵的功能并自我陶醉，于是，就我们所珍爱的、更高级的心理活动，变得妄自尊大、自欺欺人、随心所欲。反对存在着自由选择，这更可信。然而，进一步审视则发现，对于选择和决定的存在，精神分析所持的态度并不简单，迥然不同。弗洛伊德自己矛盾的姿态，也许就是最好的诠释，说明在路线和个人观点之间，他总是支持并坚定地信仰在人类心理学中的自由、选择和决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长期以来，他极度不愿意将这种信仰全盘地融入到他科学的理论框架中。 正是因为特有的优柔寡断，他著名的、常被引用的、关于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目标的提法，经常加脚注。在《自我和超我》(Freud, 1923)中，他说，精神分析提出“给予病人自我以自由，去选择一条或者其他出路”(p. 50; 斜体是弗洛伊德的)。弗洛伊德更早期的理论构想，以绝对的宿命论为其导向，在其早期的理论体系中，几乎没有给自我“决定的. . . 自由”留有任何余地。”“自我冲动”的概念（自我驱动力、自我本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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