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老龄化”战略刍议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老年经济问题，二是老年健康问题。在发达国家，前一个问题已通过老年社会保障的发展和完善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当然仍存在危机)，而后一个问题正日益成为老年人和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问题则二者皆有，而且互为因果，即老年人经济保障不足会加剧健康的恶化，健康的恶化又会导致经济收入的降低和经济地位的下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所经历的时间更为短暂。从第三次人口普查至第四次人口普查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所有的预测结果都认为我国将于2000年稍后一两年进入老年型社会，即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按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已于90年代中期接近了老年型社会的标准，截止到1994年底，老年人口数已达1.17亿，占总人口的9.76%。

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人口老龄化在短时间内形成加速发展的势头，而这种快速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又是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下发生的，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如果从70年代中期中国老龄化开始发端算起，至21世纪四五十年代老龄化高峰时，中国将经历70年的老龄化时间。其中，速度最快的时期将发生在2020—2040年代。现阶段中国老年人口正以3%—4%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21世纪上半叶的增长速度将更快。中国无疑属于快速老龄化类型(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国家属于慢速人口老龄化地区)，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水平却相对低下，这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势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第二，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巨量老年人口的增加带有突发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老龄人口的增长势头将越来越强，且某些阶段带有明显的爆发性。我国老年人口原有的基数本来就很大，90年代初即已达到1亿人，老年人口的规模在世界上是最大的，这种形势将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第三，从共时性角度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我国地域辽阔，省区之间、城乡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差异很大，历史上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别也很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和大城市人们的生育观念急剧转变，生育率在很短的时间内下降到更替水平或更替水平以下，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亦急剧加快。从地域差异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已成为老年型地区，第二类是内陆平原地区，包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四川、安徽、甘肃和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居于我国中等水平，即将进入老年型行列。第三类是西北、西南及边陲地区, 属老龄化的后进地区, 从全国来看, 不同地区进入老年型地区的时间间隔较大。在城乡差异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具有“两头突出”的特点，即一方面表现为大城市人口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近年来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而使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

如果我国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障水平的背景下，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时代，那么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膨胀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可能会与我国的人口问题具有同等的严重性;如果对老年人问题处理不当，则可能付出与人口问题同等的代价。

所谓健康老龄化，是指在老龄化社会中，多数老年人处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同时也指社会发展不受过度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对待人口老龄化的态度和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前景的问题上，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种观点，即悲观论和乐观论。前者强调老龄化不可抗拒的消极后果，认为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负担加重，群体和个体的老龄化必然导致老年人口总体发病率的提高和不能自理期的延长，进而导致社会活力的下降，科学技术更新和生产力发展受到不利影响等。后者则把老龄化看成是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必然经历的人口现象，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老龄化的不良影响，或者建立各种有效机制，将老龄化的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为此，国外学者曾提出过“成功的老龄化”(Seccesful Aging)和“生产型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的概念和理论，作为可供选择的、比较乐观的老龄化发展模式。由世界卫生组织首倡的“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ing)更为引人瞩目，其原因首先在于健康老龄化口号的提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健康老龄化理论具有合理性，它从医疗保健和老龄化过程中的老年人健康问题着眼，将重点放在提高大多数老年人生命质量，缩短生命带病期，使老年人以正常的功能健康地存活到生命的终点上。应该看到，健康老龄化的提法更符合发达国家的实际，这源于发达国家的大多数老年人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问题。但是从我国来看，健康老龄化不仅仅是一个医疗保健目标，更是一项社会战略，及早将这一社会战略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之中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意义上的健康，主要强调生理功能的健全和生理机能的正常发展。而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则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多角度、综合性地探讨健康的机制，认为“健康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全的安宁状态”。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两个基本指标——生理、心理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就心理健康而言，除了先天遗传因素等生理状态的影响之外，还更主要、更直接地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国家在老年人医疗保障上的经济投入更是影响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就一般规律而言，两个方面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在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时，既要发展老年医疗保健，也要加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如完善退休制度、医疗保险及社会服务体系，制定老年人保护法，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此同时, 还要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减少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不利的社会影响等。

健康老龄化是全民健康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目前开展的建立城乡三级医疗保健网，以预防为主，进行全民健康教育，提倡科学营养、饮食保健等全民健康活动，其最终效果都将在人口老龄化阶段老年人的健康质量上体现出来，旨在从根本上促进身心健康，保证中华民族健康地进入21世纪。

健康老龄化关注老年人口中大多数人的健康长寿，强调总人口中健康老年人比重的不断提高，因此它是一项社会发展对策。健康老龄化的着眼点是社会群体的健康长寿，而不局限于少数长寿老年人的增加。强调群体健康老龄化的社会意义就在于，这一发展战略着眼于大多数人口健康质量的提高，并且必须从人的一生健康的培养着手，在进入老龄阶段之前即奠定健康的基础。这一战略要求政府所提供的医疗保健资源必须面向全社会，从整体上提高人口的医疗保障水平，注重预防性的医疗保健以及人口整体素质的改善。

健康老龄化是老龄化时代社会良性运行的标志，也是人类对付过度老龄化的一项有效、乐观的对策。然而，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发达国家已表现得很突出，尤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由老龄化引起的社会问题当然不是健康老龄化的状态。在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是世界上公认的，退休职工的增长速度快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的一倍，职工队伍的人口老龄化使退休人口急剧增加，对我国退休金的供给产生了极大的压力，老龄化导致的社会问题以及代际矛盾问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保证老龄化过程中社会的良性运行。我国将在未来三十几年快速达到极高的老龄化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协调意义上的健康老龄化，一方面要依靠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调整、改革和完善社会分配制度，建立合理、有效的再分配体制，从而保证我国顺利、平稳地度过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实现健康老龄化可以最大限度地补充由于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技术更新不受影响，或将这种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这也是我们大力提倡健康老龄化战略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推行健康老龄化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实现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从这一目标的基本要求看，健康老龄化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社会成员中庞大老年群体的绝大多数人是健康长寿的，并过着有尊严、有保障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社会发展不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 并使社会生活充满活力;社会和家庭的代际关系和谐，各年龄群体的人口协调发展, 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

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除了加快经济发展之外，我们至少应在发展对策上突出以下三点。

第一，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建立适应快速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老年保障和服务管理体制。这就决定了老年人保障是不能走向市场化的，而主要应由政府来承担责任。

第二，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平的再分配体制。老年人需要获得满足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再分配制度合理的程度。这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经济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发展同步，通过社会再分配的合理化途径实现有效的老年医疗保健，是健康老龄化的必然要求;

第三，提高人口素质，为实现健康老龄化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健康老龄化的直接目标是实现社会大多数人的健康长寿，并进而实现社会的健康、良性运行。因此，必须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在进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各个阶段都注重培养其健康素质。这与我们“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亦完全吻合。